《论语》的内在逻辑

本书以道统为主线，用中西比较的视野，对中国从古至今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发掘贯穿其中的思维方法、价值观和对理想社会的构想。解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天道观，是中国学术思想的显著标志。西周时期，就形成了“神灵之天”“道德之天”“自然之天”的天道观，连同民本思想等作为古代思想遗产，为孔、墨、老三哲所继承。不同天道观相互渗透、互相影响，产生更加精彩纷呈的思想成果。从中外交流的大历史观看

本书以《论语》自然篇章为序，先列出有误解的《论语》原文，继而列出古今误例，然后做出有理有据的勘正。勘正时，主要采取训诂法、文献互证法等，以强有力的训释和文献依据来纠正误解，确定其正解。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要立足现代政治发展理念，也要发挥古代治理经验与智慧的滋养功能。中国古代治理的典型特征是德治主义，优秀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对治理的道德层面给予深切关注。现代治理也必须符合道德意义上的正当，检视与反思古代治理的道德基础，可为新时代国家治理提供借鉴。本书以朱熹政治哲学为核心讨论对象，阐释中国古代治理的伦理道德基础，梳理古代政治道德的价值及其当下意义，搭建德治传统与现代善治间的

本书基于正始时期的历史研究和思想研究成果，把思想史、儒道注释史和儒道融合等多个视域结合在一起，将庄子精神引入王弼思想研究中来，通过新的视域去反思既往魏晋玄学的思想界定，理清清谈与清议之间的边界，并解决王弼《老子注》与《周易注》之间的联系与张力问题。通过对王弼思想中庄子思想痕迹的梳理，也可以对比分析出王弼思想与《庄子》文本的异同，阐明王弼在新的时代问题意识下融合老庄思想，回应儒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所遇

郭象、王船山、章太炎三家庄子解释学是庄学史上以解释为形式、以哲学创构为实质的解释典范。他们三家都牢牢抓住传世本《庄子·天下》篇“内圣外王”一语大做文章，以此语契入庄子而展开不同的哲学创构。郭象、船山、太炎不约而同地以“内圣外王之道”契入庄子哲学，与其时代环境、人生履历、个性气质以及本人思想背景有关。郭象生活时代之魏晋、船山生活时代之明清、太炎生活时代之晚近，是中国历史上三个著名的乱世，作为天生异秉

本书是对现代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哲学的全面分析，分别从其儒学诠释中的道德形上学、自律道德、良知本体和历史意识四个维度，审视牟宗三在与康德哲学的对话中建构而成的道德形而上学哲学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作者站在原始儒家的立场，认为现代儒学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彻底扭曲和背离了儒学传统，即用道德取代伦理，用规则取代美德，用人取代天，用内在的历史终结论取代了超越的历史可进论；批评牟宗三所建构的道德形上学和宏大历

生活于战国晚期的荀子，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调，批判吸收其他诸子各派（道家、法家、墨家、名家等）的思想资源，创造性构筑了以礼为宗的儒学思想系统。该书立足于《荀子》原典，秉持“史思相养”的研究方法，沿循礼之缘起、礼之本质、礼之道德功用、礼之政治功用这一总体思路，系统深入描画了荀子礼思想的逻辑脉络。在荀子看来，礼是人文世界的至高原理，以层级化的名分秩序（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为其本质内涵，既能修一己之身

本书以中国易学家兼诗论家为研究对象，依据可资分析的理论文本，探究易学思想与诗学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围绕本体论、心性论、审美范式、语言论四个维度进行个案研究，作出科学的分析和阐释；在与现代文学观念的潜对话中，探赜索隐，揭示观物取象方式与意、象、言结构的多种可能，重新回望中国诗学传统，建构“中国易学诗学”话语体系。

本书是首次整体而系统地考察关学四书学的研究成果。首先将关学四书学视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整体，将其置于关学学术思想演进和中国四书学史流变的双重脉络之下，从文献学、经学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角度，对关学四书学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提炼和总结，揭示出关学四书学的逻辑脉络、主导问题、话语系统和学术特质。作者既着眼于经典诠释与思想演进，学派争鸣与问题论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又注重对关学四书学在总体宏观上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