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总第2期）

《元史·顺帝本纪》中有“谥唐杜甫为文贞”的记载，但这一杜甫重要的“身后事”，却在明代诗坛“崇杜”风潮盛行之下，长期不为人关注，直至晚明方重新被发现；且晚明士人论及此事，态度又迥异于元代儒臣，其间关节极耐深思。本书以元代“谥杜”切入，首先针对事件始末作了考订，进而立足多民族文化背景，通过梳理元、明两朝对杜甫谥号的利用、阐释与认同等问题，系统展现“谥杜”记忆的起伏及流变。在具体的研究中，既要回应在不同

北宋政府在西北地区修筑城寨的举动，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本书通过对北宋时期西北城镇布局、国家政策与动态的人口变动、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研究，最终总结出一套北宋西北边疆管控的理论体系，即在战争之外，更重视民生、更加强对基层社会的软性管理，通过不断的文化融合，实现对边疆由内及外、从微观到宏观的有效管控。

作为士绅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甘肃士绅既具有作为这一阶层的共性，也有地处西北社会的特性。首先，甘肃落后的经济、教育发展水平导致士绅阶层的数量与同时期江浙等富庶地区相比相对较少，但是甘肃民族成分的多样性也使得士绅群体的民族成分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此外，在士绅身份的获得途径上，科举考试依然是甘肃读书人获取士绅身份的主要途径，但通过军功奖叙而取得士绅身份，以及做官资格既是甘肃士绅获取士绅身份的一个

明代监察御史巡按制度在明代监察体系中具有突出意义，巡按御史在维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加强上下沟通及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方面均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也曾严重地影响、干扰了地方的政治生态。本书力求通过对明代巡按御史所承担的言事、纠劾、考察、监察及司法等基本职责及其履职的细部考察，重新认识明代御史巡按制度和巡按御史，为深化明代监察制度研究增砖添瓦。

本书依据大量史料文献，综合运用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较为深入地考察了民国时期血缘、地缘、学缘、朋友、姻亲等社会关系对民国官僚群体结构及其权力分配的影响，探讨了这一时期国家权力机关与复杂社会关系之间的互动。

赦宥制度是中国古代王朝普遍行用的政治制度，其存在有着重要意义。本书选取辽、金两个北方少数民族王朝作为研究对象，将这两个王朝的赦宥划分为大赦、曲赦、德音和录囚四类，分别加以专项研究，并通过系统考察辽金赦宥制度的渊源与发展历程，揭示出了赦宥与辽金社会之间潜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赦宥就像一个晴雨表，醒目地向人们标识着辽金社会的各种变迁。赦宥的颁发与执行，不仅展现出了辽金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原王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内容包括：参与式预算的缘起；国家的集中化：可支配财力与参与式预算改革；国家的理性化：理念网络与参与式预算改革；随机选出代表：浙江省泽国镇的参与式预算；激活人大代表：上海市闵行区的参与式预算；邀请区域代表：北京市麦子店的参与式预算；内部力量的参与：对江苏省张浦镇的考察等。

契丹王朝先后建立东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京城。辽朝前期采取“分国而治”的策略，以东丹国控驭渤海故壤，以大辽国统治燕云汉地。此后，“分国而治”逐渐转化为“分区而治”，东京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用汉制，上京、中京则是汉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诸多迹象表明，辽朝并不存在“京道”一级的高层政区，而是在中后期逐渐形成了财赋路和军事路并行的复式政区。辽朝后期，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在捺钵，城国性质的政治中心

本书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历史进程，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价值、指标体系，考察了中国法治政府的建设现状，深入分析了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现实困境，侧重从历史逻辑、道路转型、制度完善、文化重塑、权力结构调整五个维度突破困境，从而推进中国法治政府的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