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粮食问题研究（1937—1945）

上古巫史不分，史官凭着宗教仪式中的文献活动取得话语权力。自西周到西汉中期，史官、君子和儒士通过对文献的载录、继承、阐释和经典化，构建了具有裁判社会功能的原史文化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周公摄政和制礼作乐、春秋史官的微言大义、孔子整理六经和设帐课徒、诸子的各鸣一端、董仲舒的天人理论、司马迁的《史记》著述等，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书通过对原史文化中的撰述观念、载录和传播方式的研究，梳理了这一时期经典文献

会元是会试的第一名，他们是科举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果要了解明代知识精英在科举中的生存状态，会元群体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样本。本书乘持大文学观念，以明代会元群体为对象，综合运用个案研究、群体研究和宏观研究，挖掘和解析了大量不为人重视的明人别集材料，立体化地探讨和呈现了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考证、述史、论析融为一体，笔致清通精当。

半个世纪以来，发端于海外的中国研究已从社会科学的边缘走向这一知识体系的中心，由西方学人独步的学术论域成为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全球学人共享的研究旨趣，同时也成了世界学术界了解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窗口。《中国研究》的创刊意在推动中国研究领域的经验积累和知识增进，更在使日益成为显学的中国研究领域能够听到中国的声音。

所谓中坚社会势力，是指相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支持某个王朝政权存在的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社会势力的中坚势力阶层或势力集团。秦亡于中坚社会势力的缺失。汉初有意识地对中坚社会势力进行了弥补。西汉前期，旧贵族、豪强、文吏、士人、贫窭者等各种社会势力都实现了向士大夫阶层的转化。西汉中后期，士大夫间的关系逐渐紧密，由“相善”“厚善”发展为“同志”“同好”再到“党人”“吾徒”的群体性认同关系，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士

本书遵循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分析路径，聚焦探讨曾绵延中国历史数千年并至今仍在发挥重大作用的国家治理模式“大一统”秩序的建构及演变。本书首先探讨“大一统”秩序的精神动因、制度建构及社会心理，其次分析“大一统”秩序框架下的中国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互动、竞逐及融合，再次阐释中国基于传统大陆文明的“大一统”秩序被现代海洋、大陆文明所解构的过程及原因，最后分析“大一统”秩序及精神内核的当代价值，以及其

本书主要勾勒了唐代户籍编造的概貌。武德、贞观时期是唐代户籍法令颁布、各类户籍文书出现并依法编造的初期。而开元、天宝时期则是唐代户籍编造的顶峰，户籍法令得到有效的调整与维护，户籍编造十分频繁。尽管存在地域与时代差别，唐前期一直致力于户籍编造。安史之乱开启的唐后期政局，其对户籍编造周期、户等审定及编造政策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本书作了两项个案研究：一是编户民年龄——“籍年”的概念与其具体统计、功用；

八旗贵族世家、八旗官宦世家、八旗世家这些用语在清史学界一直以来就混同使用。本书以八旗贵族世家问题为研究对象，结合清王朝创建的历史，对满洲、蒙古、汉军各显赫家族兴起情况作了全面的梳理，既关注八旗世家的家族发展史，又剖析了清代八旗贵族世家的不同成因。全书系统分析了八旗贵族世家的特权及其前后变化，讨论了八旗贵族世家子弟的教育、婚姻状况。从文选、武选两途对八旗贵族世家入仕升迁情况作了全方位的考察，并对八旗

本书以民国保甲制度为纽带，以甘肃各县保甲推行之实况调查为依托，以时间和空间结合叙述的模式，系统勾勒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保甲制度在甘肃省域推行的具体实践及其遇到的各种困难与问题，并对保甲制度推行过程中的各类个案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本书首先对马克思恩格斯政府公共性理论的主要内容和特点进行了系统梳理，其次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理论和实践两层面挖掘了其当代价值和指导意义，客观描述了当下我国新时代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马克思主义政府公共性理论的视阈具体剖析其成因，最后着重就如何破解我国当前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实践中面临的困境和难题，提出了新时代进一步构建和完善高质量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思路、对策措施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