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分案

我和福尔摩斯对坐在贝克街寓所的壁炉前面。他开口道：“老兄，生活比人们所能产生的任何想象都要奇妙，现实中发生的很平常的事情，我们连想都不敢想。假如我们能够手拉手飞出那扇窗户，翱翔在这个大城市的上空，轻轻地揭开那些屋顶，窥视里边正在发生的不寻常的事情——奇怪的巧合、神秘的计划、莫名的争吵以及一连串令人惊奇的事件，它们一代一代地不断发生着，导致稀奇古怪的结果。看到它们，就会让所有老套的、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尾的小说，变得索然无味而失去销路。”

我回答说：“我不太相信。报上发表的案件，普遍地说，都十分单调，俗不可耐。警察的报告现实到了极点，必须承认，结果是既不有趣，也没有艺术性。”

福尔摩斯说：“要产生实际的效果必须运用一些选择和判断。警察报告里没有这些，他们的重点也许放到了地方长官的陈词滥调上，而不是放在观察者眼中必不可少的实质细节上。通过那些细节就能看出，没有什么比司空见惯的东西更加不自然和不寻常。”

我摇摇头，笑着说：“我十分理解你的想法。当然，由于你所处的地位——三大洲每个陷于困境的人的非正式顾问和助手，你有机会接触到一切异乎寻常的人和事。可是在这儿……”我从地上捡起一份晨报，“让我们做一个实验，这儿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标题：《丈夫虐待妻子》。这条新闻占了半栏，但我不用看内容就完全明白里面说的是什么。当然了，这里一定牵扯到另一个女人、嗜酒无度、推推搡搡、拳打脚踢、伤痕累累以及富有同情心的姐妹或者房东太太等等。哪怕最拙劣的作者也写不出比这更粗制滥造的东西。”

福尔摩斯拿过报纸，粗略地看了一下，然后说：“其实，你所举的例子，对你的论点来说是很不恰当的。这是邓达斯家分居的案子，它发生的时候，我正准备把与它有关的一些细节弄清楚。丈夫是绝对的戒酒主义者；没有别的女人；被指控的行为是，他养成了一种习惯，在每餐结束时，总是取下假牙，扔向他的妻子。你必须承认，这件事在一般讲故事者的想象中是不会发生的。医生，来一点鼻烟，从你所举的例子来看，我赢了。”

他伸手拿过自己的旧金鼻烟壶，壶盖的中心镶了一颗耀眼的紫水晶。它的光彩夺目同福尔摩斯的朴素作风和简单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我忍不住加以评论。

“啊，”他说，“我忘记有几个星期没见你了。这是波希米亚国王为酬谢我在艾琳 艾德勒照片案中的工作而赠送的小小纪念品。”

“那个戒指呢？”我看了看他手指上璀璨生辉的戒指问道。

“这是荷兰王室送给我的，我帮他们处理的事件非常微妙，即使对你这样一位始终诚诚恳恳地记录我的一两件小事迹的朋友，我也不便透露。”

“那么，现在你手边有什么案子吗？”我颇有兴趣地问道。

“大概有十来件，但没有一件会让你感兴趣。它们是重要的，你能理解，但并不是有趣的。没错，我发现通常认为不重要的事件倒充满了观察和机敏地分析因果关系的余地，这样的调查工作才会有趣。罪行越大，往往越简单；因为罪行越大，一般来说，动机就越明显。在这十来个案子里，除了从马赛来要我办的那件事颇为复杂之外，其他就毫无趣味可言了。不过，也许再过一会儿，就会有更有趣的案子了，因为如果我不是大错而特错的话，现在又有一位委托人来了。”

他从椅子上起身，站在拉开了窗帘的窗前，向下看着灰暗而萧条的伦敦街道。我越过他的肩膀往外看去，对面人行道上站着一个高大的女人，围着厚毛皮围巾，宽檐帽子上插着一根大而卷曲的羽毛，以德文郡公爵夫人卖弄风情的姿态，斜压在一只耳朵上面。在这样盛装之下，她神情紧张、迟疑不决地向上窥视着我们的窗子，同时身体前后摇晃，指尖烦躁不安地拨弄着手套的钮扣。突然，像游泳者从岸上一跃入水似的，她急切地穿过马路，然后我们听到了刺耳的门铃声。

福尔摩斯把香烟扔到壁炉里，说道：“这种征兆，我以前看见过。在人行道上摇摇晃晃经常意味着发生了情感上的问题。她想征求一下别人的意见，但又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把这样微妙的事情告诉别人。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要区别分析。当一个女人觉得一个男人做了很对不起她的事，她就不再犹豫了，通常的征兆是急得把门铃线都拉断了。现在，我们可以把它看做一桩恋爱事件，不过这个女子并不怎么愤怒，只是迷惘或忧伤。好在她已经亲自登门造访，我们的疑团很快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他正说着，有人敲门，身穿号衣的小听差进来报告说玛丽 萨瑟兰小姐来访。话音未落，客人就出现在这位矮小黝黑的男孩身后，仿佛一艘随着领港小船扬帆而来的大商船。福尔摩斯以落落大方而又彬彬有礼的非凡态度对她表示欢迎，他随手推上门，微微鞠躬，请她在扶手椅里坐下，片刻之间，就以他特有的心不在焉的神态将她打量了一番。

他说：“你眼睛近视，要打那么多字，不会感到辛苦吗？”

她回答道：“开始确实有点辛苦，但现在我不用看就知道字母的位置了。”突然，她体会到这个问题所代表的意义，惊异地盯着他，宽阔而和善的脸上露出恐惧和不知所措的神色。她叫道：“福尔摩斯先生，您听说过我吧，不然，怎能知道这些事呢？”

福尔摩斯笑着说：“不要担心，我的工作就是知道一些事情。也许我已经把自己锻炼得能够了解别人所忽略的地方。不然的话，你怎么会来请教我呢？”

“先生，我是从埃思里奇太太那里听说了您，才来找您的。警察和大家都认为她的丈夫已经死去，放弃寻找，而您却毫不费力就找到了他。哦，福尔摩斯先生，我期望您也能这样帮助我。我并不富裕，但是除了打字所得的那一点钱之外，凭我继承的财产，每年还有一百英镑的收入。只要能知道霍斯默 安吉尔先生的消息，我愿意全部拿出来。”

福尔摩斯问道：“你为什么这样匆忙地离开家来找我呢？”他双手对顶着指尖，眼睛望着天花板。

玛丽 萨瑟兰小姐茫然若失的脸上又一次出现了惊异的神色。她说：“是的，我是匆忙出来的。看到温迪班克先生——也就是我的父亲——对此事漠不关心，我非常气愤。他不肯去报告警察，也不肯到您这里来。最后，由于他什么都不干，只是不断地说‘没事，没事’，我怒火中烧，穿上外衣，就立刻跑来找您。”

“你的父亲，”福尔摩斯说，“一定是继父，因为你们姓氏不同。”

“是的，他是我的继父。我叫他父亲，但这听起来很可笑，因为他只比我大五岁零两个月。”

“你母亲还健在吗？”

“是的，我母亲还健在。福尔摩斯先生，父亲刚死不久，她就再婚了，而且对方比她年轻几乎十五岁，这使我很不舒服。我父亲是在托特纳姆法院路做管子生意的。他遗留下一个相当大的企业，这个企业由母亲和工头哈迪先生继续经营。可是，温迪班克先生一来就迫使母亲出卖了这个企业，因为他是个酒类的旅行推销员，地位很优越。他们卖出商誉和利息，总共得到四千七百英镑。假如父亲还活着，他得到的钱数会比这个多得多。”

我以为福尔摩斯会对这杂乱无章和没有头绪的叙述感到厌烦，但相反的是，他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他问道：“你自己的一百英镑收入是从这个企业里得来的吗？”

“啊，先生，不是。那是一笔另外的收入，是在奥克兰的奈德伯父遗留给我的。那是新西兰股票，利率四分五厘。股票金额是两千五百英镑，但是我只能动用利息。”

福尔摩斯说：“我对你的话深感兴趣。你既然可以每年提取一百英镑的巨款，加上工作所挣的钱，完全可以去旅行，轻松地过着舒适的生活。我相信，一位独身女士大约有六十英镑的收入就可以生活得很好了。”

“哪怕比这个数目小得多，福尔摩斯先生，我也能过得很好。不过，您可以理解，只要待在父母家里，我就不愿意成为他们的负担，所以当我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用我的钱。当然，这只是暂时的。温迪班克先生每季度把我的利息提出来交给母亲，我认为自己只依靠打字所挣的那些钱就能过得很好。我每打一张纸能挣两便士，一天能打十五到二十张。”

福尔摩斯说：“你已经把自己的情况说得很清楚了。这位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在他面前就像在我面前一样，谈话不必拘束。请把你和霍斯默 安吉尔先生的关系全都告诉我们吧。”

萨瑟兰小姐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她紧张不安地摆弄着短外衣的镶边。她说：“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煤气管道工的舞会上。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们总要送票给他。他去世之后，他们还记得我们，并把票送给了我母亲。温迪班克先生不愿意我们去舞会，他从来不愿意我们去任何地方。甚至我想去教堂做礼拜，他都会很生气。可是这次我下决心一定要去。我就是要去，他有什么权力阻止我呢？他说，父亲的所有朋友都在那里，我们结识那些人不合适。他还说我没有合适的衣服；而我那件紫色长毛绒外衣，几乎就没从柜子里取出来过。最后，他没有别的办法，为了公司的事到法国去了。母亲和我就随同以前当过我们工头的哈迪先生一起去舞会了。正是在那里，我遇到了霍斯默 安吉尔先生。”

福尔摩斯说：“我想，温迪班克先生从法国回来后，对你去过舞会的事一定很恼火。”

“啊，可是他的态度还不错。我记得他笑了笑，耸耸肩膀，说不让女人做她想做的事是没用的，她总是有自己的办法。”

“我明白了。在那舞会上你遇见了一位叫霍斯默 安吉尔先生的绅士。”

“是的，先生。那天晚上我遇见了他。第二天他来访，问我们是否平安无事地回到家里。在那以后，我又见过他 福尔摩斯先生，我是说，我和他一起散过两次步，但之后，我父亲回来了，霍斯默 安吉尔先生就不能再到我家来了。”

“不能吗？”

“对，您知道我父亲不喜欢那样的事情。只要能做到，他总是极力不让任何人来访。他总是说，女人应当安于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不过我却常常对母亲说，一个女人首先要有自己的小圈子，但我还没有。”

“那么霍斯默 安吉尔先生又怎样了呢？他没有设法来看你吗？”

“是的，父亲在一星期内又要去法国了，霍斯默来信说，在他走之前最好不要见面，那样更保险。在这期间我们可以通信，而且他每天都会来信。我一清早就把信收进来了，没有必要让父亲知道。”

“这时候你和那位先生订婚了吗？”

“啊，已经订婚了，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在第一次散步后就订了婚。霍斯默 安吉尔先生 是莱登霍尔街一家办公室的出纳员，而且 ”

“什么办公室？”

“福尔摩斯先生，最大的问题在这儿，我不知道。”

“那么，他住在哪里呢？”

“就住在办公室。”

“你不知道他的地址？”

“不知道 只知道在莱登霍尔街。”

“那么，你的信寄到哪里呢？”

“莱登霍尔街邮局，留待本人领取。他说，如果寄到办公室，其他办事员就会嘲笑他和女人通信。所以，我提出用打字机把信打出来，像他的信那样，但他又不肯，说收到我亲笔写的信才像同我直接往来，而打字的信，让他觉得我们中间隔着一部机器。福尔摩斯先生，这表明了他是多么喜欢我，哪怕从这些小事情上也能体现出来。”

福尔摩斯说：“这最能说明问题了。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小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你还记得关于霍斯默 安吉尔先生的其他小事情吗？”

“福尔摩斯先生，他是个非常腼腆的人，宁可同我在晚上散步，也不愿在白天散步，因为他很不愿意引人注意。他举止文雅，态度悠然，就连说话的声音都是柔和的。他告诉我，他年轻时得过扁桃腺炎和甲状腺肿大，所以嗓子一直不太好，说起话来有些含糊、细声细气。他对衣着很讲究，总是十分整洁素雅，但他的视力和我一样不好，所以总戴着浅色眼镜，用来遮挡光线。”

“你继父温迪班克先生再去法国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霍斯默 安吉尔先生又来到我家，并提议，在我父亲回来前就结婚。他非常认真，要我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永远忠实于他。我母亲说，他要我发誓是非常正确的，这是他真诚的表现。母亲从一开始就对他很有好感，甚至比我更喜欢他。然后，当他们谈起要在一星期内举行婚礼时，我提到了父亲。但他们两人都说，不用担心父亲，只要事后告诉他一声就可以了。母亲还说，她会和父亲谈妥这件事的。福尔摩斯先生，我并不喜欢这样。我父亲不过比我大几岁，却一定要得到他的允许，说起来未免可笑；但我不想偷偷摸摸地干任何事情，所以就写了封信给他，寄往他的公司驻法国办事处所在地波尔多，但就在我结婚的那天早晨，这封信退回来了。”

“那么，他没有收到这封信？”

“是的，先生。因为这封信寄到时，他刚好已经动身回英国了。”

“哈！真是不巧啊。那么，你的婚礼安排在了星期五。是准备在教堂举行吗？”

“是的，先生，但要安安静静，一点也不张扬。我们决定在皇家十字路的圣救世主教堂举行婚礼，婚礼后到圣潘克拉饭店吃早餐。霍斯默乘一辆双轮双座马车来接我们，但我和母亲是两个人，所以他就让我们登上这辆马车；当时街上刚好有另外一辆四轮马车，他就坐上那辆马车。我们先到教堂，当四轮马车随后到达时，我们等待他下车，却没有见他走出车厢。车夫从赶车的座位上下来，却发现他无影无踪、不翼而飞了！车夫说他无法想象安吉尔发生了什么，因为他亲眼看到安吉尔坐进了车厢。福尔摩斯先生，这件事发生在上星期五，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福尔摩斯说：“看来你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啊，不，不，先生。他对我太好了，太体贴了，不会这样离开我的。您看，他整个早晨都在对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忠实于他；哪怕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把我们分开，我也要永远记住自己对他已经有了誓约，他迟早有一天会回来，要求我实践这誓约。在结婚当天早晨，说这样的话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这是在暗示着什么。”

“当然，的确如此。那么，你的意思是他遇到了意料之外的横祸？”

“是的，先生。我相信他预见到了某些危险，否则不会说那些话的。之后，我想他所预见的事情最终发生了。”

“那么，你没想过可能是什么事情吗？”

“没有。”

“还有一个问题。你母亲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呢？”

“她很生气，并且对我说，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你父亲呢？你告诉他了吗？”

“告诉了，他的想法似乎和我一样。他认为的确发生了什么事，但他又说我一定会重新得到霍斯默的消息。照他的说法，把我带到教堂门口又离开，对任何人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他借了我的钱，或者通过和我结婚取得了我的财产，那他也许有理由这么做，但霍斯默在钱的问题上是完全不依赖他人的，对我的钱，哪怕一个先令，也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既然如此，还会发生什么事呢？为什么连信也不写一封呢？唉，这件事把我逼得半疯半癫、整夜不能合眼。”她从皮手笼里抽出一块手帕，蒙着脸开始痛哭起来。

福尔摩斯站起来说：“我要为你办这件案子，我们一定会得到结果的，这点毫无疑问。现在让我来挑起这副担子吧，不要再让它折磨你自己了。尤其重要的是，让霍斯默先生从你的记忆中消失吧，就像他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了那样。”

“那么，您认为我不会再见到他了吗？”

“恐怕不会了。”

“那么，他出了什么事呢？”

“你把这个问题交给我好了。我需要得到关于他的准确描述，还要你所保留的他的信件。”

她说：“我在上星期六的《纪事报》上登过寻找他的广告——就是这条广告。这里还有他的四封来信。”

“谢谢你。你的地址呢？”

“坎伯韦尔区，里昂街三十一号。”

“我知道你没有安吉尔先生的地址，那么，你父亲的工作地点在哪里呢？”

“他是芬丘奇街的法国红葡萄酒大进口商韦斯特豪斯 马班克商行的旅行推销员。”

“谢谢你。你把情况说得很清楚。请你把这些文件留下来，然后记住我对你的劝告。这个事件就这样结束了，不要让它影响你的生活。”

“福尔摩斯先生，您对我太好了，可是我做不到。我要忠实于霍斯默，他一回来我就要和他结婚。”

我们的客人，尽管戴着一顶可笑的帽子，总是显得茫然若失，但她那纯朴的忠诚之心带着一种高尚的情操，使我们不得不肃然起敬。她把一小沓文件放在桌上就离开了，并答应需要她的时候，立即再来。

福尔摩斯沉默了几分钟，双手依然对顶着指尖，伸展着双腿，眼睛盯着天花板。然后，他从架子上取下使用多年、满是油渍的陶制烟斗，这烟斗对他来说仿佛是一个顾问。点燃烟丝之后，他向后靠在椅背上，浓浓的蓝色烟雾盘旋上升，他的脸上现出无限沉思的神情。

他说：“那个姑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对象。我发现她本人比她小小的问题更有意思。顺便说一下，她的事情不过是个很平常的问题。如果翻一下我的索引本，一八七七年安多弗那条，就能找到同样的例子，而且去年在海牙也发生过一些类似事件。那都是些老主意，虽然其中有一两个情节是新鲜的。不过，这位姑娘本人却是最发人深省的。”

我说：“你似乎能在她身上看到很多我看不出来的东西。”

“不是看不出，华生，而是没有注意。你不知道该看哪里，所以忽略了所有重要的东西。我从来没有使你认识到袖子的重要性，或者从大拇指的指甲上看出端倪，或是在鞋带上发现大问题。好，你从这个姑娘的外表看出了什么呢？描述一下吧。”

“好吧，她头戴一顶蓝灰色的宽檐草帽，帽子上插着一根砖红色的羽毛。她的短外套是黑色的，上面缝着黑色珠子，边缘镶嵌着小小的黑玉饰物。她的裙子是褐色的，比咖啡色深，领口和袖口上镶着窄条紫色长毛绒。她的手套是浅灰色的，右手食指已经磨破。她穿的靴子我没有注意。她稍微有点发胖，戴着金耳环，总体来看，她相当富有，过着平常、舒适、自由自在的生活。”

福尔摩斯轻轻地拍着手，抿嘴微笑。

“华生，我不是奉承你，你的进步很大。你的这番描述的确很不错。你固然忽略了所有重要的东西，但是已经渐渐掌握了观察的方法。而且你对颜色的感觉很敏锐。老兄，你绝对不能相信粗略的印象，而要注意细节。我首先注意到的总是女人的袖子。看一个男人，也许应该先观察他裤子的膝盖。就像你看到的那样，这个女人的袖子上有长毛绒，这是最容易露出痕迹的一种材料。手腕向上一点的两条纹路是打字员压着桌子的地方，看来十分明显。手摇式的缝纫机也会留下类似的痕迹，不过只有左臂，而且是在离大拇指最远的那边，而不像打字痕迹那样刚好穿过最宽的部分。然后，我观察她的脸，发现鼻梁两边都有夹鼻眼镜留下的凹痕，于是我大胆地提出近视和打字这两种说法，这似乎使她感到惊奇。”

“也使我感到惊奇。”

“但毫无疑问，这是很明显的。我接着向下看去，有点惊奇又很感兴趣地观察到，尽管她穿的两只靴子很相似，但实际上却不是一对。一只靴尖上有带花纹的皮包头，另一只却没有。一只靴子的五个扣子中只扣了下面两个，而另一只则只扣上了第一、第三和第五个扣子。当你看到一位青年妇女，穿戴得很整洁，但出门时却穿着不配对的靴子，靴子上的扣子只扣了一半，那说明她离家时非常匆忙，不能算是什么了不起的推论吧。”

“还有呢？”我的朋友透彻的推理，经常引起我强烈的兴趣。

“顺便说，我注意到她在走出家门前写了一张字条，但这张字条是在穿戴好了之后才写的。你观察到她右手套食指的地方破了，不过你显然没有看到手套和她的手指都沾了紫色墨水。她写得很匆忙，蘸墨水时笔插得太深了。事情一定发生在今天早晨，否则墨迹不会清晰地留在手指上，这一切都很简单，但也很有趣。不过我得回到正题上来，华生，帮我念一念寻找霍斯默 安吉尔先生的那个启事好吗？”

我把那一小张印刷的字条凑到灯前。

 

十四日晨，一位名叫霍斯默 安吉尔的先生失踪。此人身高五英尺七英寸，体格健壮，肤色淡黄，头发乌黑，头顶略秃，留着浓密漆黑的颊须和唇髭，戴浅色墨镜，说话低声细语。失踪前身穿丝绸镶边的黑色大礼服，黑色背心，哈里斯花呢灰裤，两边有松紧带的皮靴和褐色绑腿。背心上挂一条艾伯特式金链。此人曾在莱登霍尔街的一个办公室任职。若有人

 

“可以了，”福尔摩斯说，“至于那些信件，”他看了一眼，继续说，“很平常。除了一次引用过巴尔扎克的话之外，其中没有任何关系到霍斯默先生的线索。不过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它无疑会使你惊讶的。”

“这些信件是用打字机打的。”我说道。

“不仅如此，连签名也是打的。看看信末尾打得工工整整的这几个小字：‘霍斯默 安吉尔’。有日期，但是地址除了‘莱登霍尔街’之外，别无其他，显得非常含糊。这个签名很说明问题，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它是决定性的。”

“关于哪方面？”

“我的好伙伴，难道你还没看出这个签名与本案的重要关系吗？”

“我不能说自己看出来了，除非他想在有人对他的毁约行为提出起诉时借此否认自己的签名。”

“不，这不是问题所在。我准备写两封信，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一封给伦敦的一个商行；另一封给那位年轻小姐的继父温迪班克先生，请他明晚六点钟和我们在此见面。我们不妨和男亲属打打交道。好吧，医生，在收到这两封信的回音之前，我们没什么事情可做了，可以把这小小的问题暂时放在一边。”

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的朋友在行动中是细致入微、精力过人的，所以，他对委托人请他侦察的这个奇特疑案的那种胸有成竹、从容不迫的态度，我想一定是很有根据的。我只知道他失败过一次，那就是波希米亚国王委托的艾琳 艾德勒照片案；但当我回顾“四签名”那件怪事以及与“血字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很不寻常的情况时，我觉得，如果连他都无法解决的话，那真是极其神秘的疑案了。

我离开他时，他还在抽着那只黑色的陶制烟斗。我相信，明晚再来时就能发现，他已经掌握了玛丽 萨瑟兰小姐失踪新郎身份的所有线索。

当时，我正忙于治疗一个病情严重的患者，第二天又在病床边忙碌了一整天，将近六点钟才得到空闲。于是，我跳上一辆双轮小马车直驶贝克街，有些担心去晚了就不能为了结这桩奇案出一份力。我见到歇洛克 福尔摩斯时，他正独自一人在家，瘦削的身子缩在深陷下去的扶手椅中，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令人望而生畏的一排排烧瓶和试管散发出清洁但刺鼻的盐酸气味，说明他整天都在埋首于他所酷爱的化学试验。

“解决了吗？”我边问边走了进来。

“解决了，是硫酸钡。”

“不，不，我说的是那个谜啊！”我叫道。

“哦，那个！我想到的是我一直在做实验的那种盐。虽然我昨天说过，这个案子没有任何神秘之处，但是有些细节还是很有趣的。唯一的遗憾是我，担心没有哪条法律可以惩处那个恶棍。”

“他是谁？他抛弃萨瑟兰小姐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话音刚落，福尔摩斯还没来得及作出回答，我们就听到楼道里响起一阵沉重的脚步声，然后是敲门声。

“是那位姑娘的继父詹姆斯 温迪班克先生。”福尔摩斯说，“他给我写信说，将在六点钟来访。请进吧！”进门的男人身体结实，中等身材，大约三十来岁。他的胡须刮得干干净净，肤色淡黄，一副殷勤、曲意奉承的样子，有一双锐利逼人的灰色眼睛。他疑惑地扫视了我们俩一眼，把那顶有光泽的圆帽子搁在餐具柜上，微微鞠了个躬，侧身坐在最近的椅子上。

“晚安，詹姆斯 温迪班克先生。”福尔摩斯说，“我想这封信是你打出来的吧，你在里面约定六点钟和我们见面，对不对？”

“是的，先生。我怕是稍微来迟了一点，但我身不由己啊。我很抱歉萨瑟兰小姐拿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来麻烦你。我觉得家丑还是不要外扬的好，她来找你们，这违背了我的意愿。你们已经看到了，她是个好发脾气、容易冲动的姑娘，一旦决定干什么就难以自制。当然，我对你们倒是不太介意，因为你们和官方警察没有联系；不过让这种家庭的不幸张扬到社会上去，却也不是令人高兴的事。更何况，这是徒劳无益的，你怎么可能找得到霍斯默 安吉尔这个人呢？”

“恰恰相反，”福尔摩斯平静地说，“我很有理由相信我会找到霍斯默 安吉尔先生。”

温迪班克先生听到这句话，身子猛地震动了一下，手套掉在了地上。他说道：“听你这么说，我高兴极了。”

“奇怪的是，”福尔摩斯加重了语气说道，“打字也像手写那样，可以表现出一个人的个性。除非打字机是新的，否则两台打字机打出来的字是不会一模一样的。有的字母比别的字母磨损得更厉害些，有的字母只磨损了一边。温迪班克先生，请看你自己打的这张短信，字母‘e’总是有点模糊不清，字母‘r’的尾巴总是有点儿缺损。此外还有十四个其他特征，但不如我提到的那些明显。”

“我们的来往信函都是使用办公室里的这台打字机打的，毫无疑问，它有点儿磨损了。”我们的客人回答，发亮的小眼睛迅速地瞥了一下福尔摩斯。

“温迪班克先生，现在我要告诉你什么是真正有趣的研究。”福尔摩斯继续说，“我想在这几天再写一篇专题小论文来阐述打字机以及打字机与犯罪的关系——这是我颇为留意的一个题目。我手边有四封写明来自那个失踪男人的信，全是打出来的。不仅每封信中的字母‘e’都是模糊的，字母‘r’的尾巴都是缺损的，而且如果你愿意使用我的放大镜看一看，那么我提到的其余十四个特征也是完全一致的。”

温迪班克先生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捡起帽子，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不能浪费时间听这种无稽之谈。假如你能抓到那个人，就去抓他好了，抓到他时，请告诉我一声。”

福尔摩斯跨步上前，把门锁上，说道：“那么我就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抓到他了。”

“什么！在哪里？”温迪班克先生叫道，吓得连嘴唇都发白了，他眨着眼睛看着福尔摩斯，就像掉进了捕鼠笼里的老鼠。

“啊，不要吵闹，那是徒劳的。”福尔摩斯温和地说，“温迪班克先生，那是根本不可能赖掉的，事情再清楚不过了。你说我解决不了如此简单的问题，实在是太不客气了。那的确是个简单的问题！请坐，让我们谈谈。”

我们的客人瘫在椅子上，脸色苍白，额头上汗水涔涔。他结结巴巴地说：“这 这还不到提出诉讼的程度。”

“确实，恐怕还不到。但是，温迪班克先生，就你我二人来说，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最自私、最残酷、最丧心病狂的诡计了。让我把事情从头到尾叙述一遍，如果说得不对你可以反驳。”

这个人在椅子里缩成一团，脑袋耷拉到胸前，一副被彻底打垮了的模样。福尔摩斯把脚搁在壁炉台的角上，手插在口袋里，向后仰着身子，自言自语似的开口了。

“一个男人为了贪图金钱而和一个年龄远比他大的女人结了婚，”他说道，“只要她的女儿和他们一起生活，他就可以用她的钱。就他们所处的地位来说，这笔钱相当可观；失去它，生活将大不相同。所以值得拼命去保住它。女儿的心地善良和蔼，个性温柔多情。显而易见，像她这样品貌和收入的姑娘是不会空守闺房的。如果她嫁人的话，就意味着每年损失一百英镑的收入，那么，她的继父要怎样才能防止这种事发生？显然，他想方设法把她关在家中，禁止她和同年龄的朋友们交往。不久，他发现这样做不是长久之计。她变得不那么听话了，开始坚持自己的权利，最后竟然声称一定要去参加舞会。这样一来，那个诡计多端的继父怎么办呢？他想出了一个毒辣的阴谋。在妻子的默许和协助之下，他把自己伪装起来，给敏锐的眼睛戴上墨镜，为自己的脸安上假髭须和浓密的假络腮胡子，把自己清晰的声音伪装成柔声媚气的耳语，由于女儿近视，他的伪装就显得更加万无一失。他以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名义出现，自己向女儿求爱，以免她爱上别的男人。”

“我当初只不过想开个玩笑，”客人哼哼着说，“我根本没想到她会那么痴情。”

“根本不可能是开玩笑。不过，那位年轻姑娘的确冲昏了头脑，一心以为她的继父在法国，从未怀疑自己上了大当。她因为受到那位先生的殷勤奉承而高兴，而她母亲的赞扬声使她更加高兴。于是安吉尔先生开始来访，因为第一步一旦奏效，整件事就要继续进行下去。他们有过几次会面，订了婚，这就完全保证了姑娘的心不会转向别人。但这牌局不能永远继续下去，装着去法国出差也相当麻烦，所以，他干脆把所有事情来了一个戏剧性的收场，以便在年轻姑娘的心里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防止她有朝一日可能爱上其他合适的男子。于是，就出现了手按《圣经》发誓白头偕老，婚礼那天的早晨暗示可能发生某种事情等等把戏。詹姆斯 温迪班克希望萨瑟兰小姐对霍斯默 安吉尔忠贞不渝，而对他的生死难以肯定，总而言之，可以让她在之后的十年里不去听从别的男人的话。霍斯默陪她到了教堂门口，他不能再向前走了，他耍起了老花招，从四轮马车的一扇门钻进去，又从另一扇门钻了出来，悠哉游哉地溜走了。我认为这就是整件事的经过，温迪班克先生！”

在福尔摩斯叙述的时候，我们的客人恢复了一点自信。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苍白的脸上露出嘲笑的神态。

“也许是真，也许是假，福尔摩斯先生。”他说道，“你聪明过人，但应该更聪明一点才好，这样你就会发现是你触犯法律，而不是我。我没干任何可能导致起诉的事情，但你把门锁上，单凭这个就能让你因‘人身攻击和非法拘留’而受到起诉。”

“就算如你所说，法律奈何不了你，”福尔摩斯打开锁，推开门，“但你应该受到惩罚是毫无疑问的。假如这位年轻姑娘有兄弟或朋友的话，他们应当用鞭子抽你，老天保佑！”看到那男人脸上刻薄的冷笑，他愤怒得涨红了脸，“这不是我对我的委托人所要承担的责任，但是手边正好有条猎鞭，我想我还是好好地抽 ”他快步走去取鞭子，但是鞭子还没到手，楼梯上就响起了乒乒乓乓的脚步声，沉重的大厅门发出了巨响，我们从窗户里看到詹姆斯 温迪班克先生拼命地在马路上飞奔。

“真是个冷酷的恶棍！”福尔摩斯边说边笑，重新坐进他的扶手椅，“那家伙屡次犯罪，总有一天恶贯满盈被送上断头台。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个案子并不是索然无味的。”

“我现在还不能全部理解你的推理步骤。”我说道。

“好，显然第一步应该想到的是，这个霍斯默 安吉尔先生的奇怪行为必定有所企图，同样明显的是，我们看到，唯一能从这件事中真正得到好处的人只有这个继父。再看这个事实：两个人从来不会一起出现，总是当一个人不在时，另一个人才会出现。这是很有启发性的。墨镜、奇异的声音、浓密的络腮胡子都暗示着伪装。这些也是有启发性的。他用打字来签名，由此可以推想我们的委托人对他的笔迹非常熟悉，以至于哪怕看到一个名字她也能认出是他的笔迹。这个奇怪的做法更加深了我的怀疑。你看，所有这些孤立的事实和细节拼凑在一起，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你怎样证实它们呢？”

“一旦指出了犯人，就很容易证实罪行。我知道这个人工作的商行。我听完那份印刷出来的寻人启事，我就从启事中描述的外貌特征里去掉可能是伪装的部分——络腮胡子、眼镜、声音——然后把这份寻人启事寄给商行，请他们告诉我去掉了伪装的外貌特征是否同他们商行里哪位出外旅行的人相符。我注意到了打字机的特点，于是写信到他的办公地点给他本人，请他来这里一趟。如我所料，他的回信是用打字机打的，从回信中可以看出打字机的种种细微特征。同一个邮局给我送来了一封来自芬丘奇街韦斯特豪斯 马班克商行的信，信中说，我的外貌描述与他们的雇员詹姆斯 温迪班克在各个方面都完全相符。全部情况，就是这样。”

“那么，萨瑟兰小姐呢？”

“就算我告诉她真相，她也不会相信的。你也许还记得一句波斯谚语：‘打消女人心中的痴想，险似从虎爪下抢夺乳虎。’哈菲兹的学识同贺拉斯一样丰富，哈菲兹的道理也同贺拉斯一样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