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淡紫色天空和窗帘布（3）

《钟山》这个坐镇六朝古都的文学名宿，在此起彼伏的声浪中保持着它的清秀、大气而又不事张扬的江南立场，就像秦淮风情、桨声灯影，令人回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对“新写实”的命名、“三联星”以及“联网四重奏”，《城北地带》（苏童）、《花煞》（叶兆言）、《醉太平》（朱苏进）曾一度引起我追逐而读的兴趣。赵本夫、徐兆淮、范小天、傅晓红、贾梦玮、王干等人在这虎踞龙盘之地拭目观海，而他们的慧眼识珠在我的记忆深处还历久弥新，如《状元境》（叶兆言）、《回廊之椅》（林白）、《故乡相处流传》（刘震云）、《历程》（残雪）、《褐色鸟群》（格非）、《风》（潘军）……

《中国作家》从80年代的双月刊改为2000年的月刊直到今天的旬刊，这本风格扎实的有着中国作协背景的国字头刊物，几经沉淀，切合着时代的脉搏和社会的兴奋点，那些破土而出的作品曾牵动了我的目光，回味至今，有《透明的红萝卜》《筑路》（莫言）、《树王》（阿城）、《小鲍庄》（王安忆）、《听画》（王为政）、《丐帮漂流记》（贾鲁生）、《一九五九年的幻灯》（陈启文）、《县长内参》（杨少衡）……而那些发现者冯牧、荒煤、张凤珠、雷达、高洪波、章仲锷、杨匡满、何建明、杨志广、艾克拜尔·米吉提、萧立军、王青风、程绍武也撩开了时代的面纱，在我来看，它在兼容并蓄的同时后来更以写实主义和纪实之风而为人推崇。

《十月》作为新时期最早的双月刊，这个步履稳健的文学“刀马旦”，以不变的现实主义姿态提刀立马，但看风云，“四大名编”[17]中有两位曾共事于此。从王世敏、吴光华、张守仁、章仲锷、金和曾、刘景华、刘心武、谢大钧、田珍颖、郑万隆、金蝉、姬梦武、王洪先、王占军、张之静、骆一禾、顾建平、周晓枫、张新生到曲仲、陈东捷、宁肯、伊丽霞、赵兰振、谷禾、宗永平、杨靖，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艰难跋涉，坚守着这座金城重镇，诸多作品记忆犹新，如《黑骏马》《北方的河》（张承志）、《花园街五号》（李国文）、《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铁凝）、《蝴蝶》（王蒙）、《鸡窝洼的人家》（贾平凹）、《北京人在纽约》（曹桂林）……

《人民文学》对于与共和国同龄的这本文学界的“国刊”而言，它见证了六十多年来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生态，如同这个时代风云变幻的晴雨表。它的缔造者和守护者们，如茅盾、严文井、李季、张光年、贺敬之、浩然、袁鹰、蒋子龙、马联玉、王蒙、刘心武、许以、崔道怡、周明、刘锡诚、阎纲、吴泰昌、程树榛、刘白羽、韩作荣、李敬泽……也同样经历着从批判、继承、发展到不断突破的精神历程，承载着时代思潮的起伏跌宕，伤痕、改革、写实、虚构与象征性的作品交替而生，像《班主任》（刘心武）、《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翡翠烟嘴》（吴若增）、《孩子王》（阿城）、《爸爸爸》（韩少功）、《北极村童话》（迟子建）、《山上的小屋》（残雪）、《塔铺》《官场》（刘震云）、《你别无选择》（刘索拉）、《往事越来越清晰》（张为）、《被雨淋湿的河》（鬼子）……

《当代》突出时代感和现实主义是这本文学双月刊的风格，它不断地书写着挺立潮头的篇章，应对着俗世的挑战，也同样砥砺着它的坚守者们，于是，我们在这里认识了韦君宜、秦兆阳、潘凯雄、洪清波、龙世辉、屠岸、朱盛昌、何启治、陈早春、常振家、杨新岚、周昌义、谢欣……也积累了逐年而逝的作品记忆，如《老井》（郑义）、《古船》（张炜）、《芙蓉镇》（古华）、《布礼》（王蒙）、《雕花烟斗》（冯骥才）、《白鹿原》（陈忠实）、《尘埃落定》（阿来）、《沧浪之水》（阎真）、《国画》（王跃文）、《环湖崩溃》（杨志军）……

《北京文学》告别了它的前身《说说唱唱》和《北京文艺》，从张志民、谭谊、李清泉到杨沫、王蒙、苏辛群、林斤澜、李陀、浩然、兴安、赵金九、刘恒、周雁如、陈世崇、蓝春荣、傅用霖、章德宁……一九八零年更名至今，这本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刊物在文学前辈的手里几经辗转沉淀、卧薪尝胆，一路留下了文学的足迹，如《受戒》（汪曾祺）、《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张洁）、《末日的阳光》《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徐小斌）、《现实一种》《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桑园留念》（苏童）、《单位》（刘震云）、《雨，沙沙沙》（王安忆）、《伏羲伏羲》（刘恒）……其中以“新体验”小说的发轫铭记于心，之后又以纪实作品成为“新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新重镇”。

《上海文学》作为“海派文学的主办基地”，这本一贯立足民间立场的文学期刊，留下了《迷人的海》（邓刚）、《小城之恋》（王安忆）、《棋王》（阿城）、《归去来》（韩少功）、《烦恼人生》（池莉）、《我与地坛》（史铁生）、《融入野地》（张炜）等作品，在八十年代成为先锋小说的发祥地，刊出过《冈底斯的诱惑》《游神》（马原）、《访问梦境》（孙甘露）、《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伤心的舞蹈》（苏童）、《死亡叙述》（余华）……九十年代倡导“文化关怀”，并联手《佛山文艺》打出了“新市民”的旗号，从李子云、周介人、蔡翔到赵丽宏、陈思和、杨斌华、金宇澄、崔欣……几经班子易主，依旧是文学情怀，立场从未改变。

《长城》《芙蓉》《清明》《山花》《作家》《大家》《小说界》《小说林》《时代文学》《雨花》《百花洲》《鸭绿江》《江南》《啄木鸟》《文学界》《红岩》《海燕》……也许百刊林立对于今天风雨飘摇的文学有着此消彼长、互为表里的意义，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同声期许中四面扬花、平分秋色。那些藉此声名鹊起的作家们似乎依然沉浸在往昔浓郁的文学气氛中书写着人生的追恋与流连。

我在二零零六年的暮春看到北大评刊，重新拾起笔来信手写了一些文学评论发于左岸，谈到这些期刊这些新老作者如红柯、鲁敏、葛水平、罗伟章、王松、温亚军、姚鄂梅、杨少衡、冉正万以及“河北三驾马车”“广西三剑客”“甘肃小说八骏”和“西北三棵树”[18]的一些作品，谈到湘潭“聂老夫子”宝刀不老峻峭依然的“文人画小品”；谈到刘庆邦与周梅森的煤矿小说；谈到新写实旗手的积重难返；谈到“夜读博尔赫斯”的马莉《一个孤独者的沉思》那种“片面的深刻”；谈到“新时期”的残雪和21世纪的残雪似乎没什么两样，她一直在虚无缥渺的“巅峰”承接着“苍老的浮云”用超现实叙述让我们迷失在诡谲的“残雪”世界，让我想起卡夫卡、博尔赫斯，连她对他们的解读也是晦涩的、空旷的，我们傻傻地陷入了她的呓语；谈到吕新的《尖蚂蚁》风格类似他的《我理解的青苔》，功夫却远不如他早年的《发现》《中国屏风》《南方遗事》《对一个手稿时代的遗址描述》以及《梅雨》等，对世事如烟、人生荒诞的阅读体验局限于荒唐年代，被放大的意识形态渗透到生活细节和精神思想的盲区，在困苦的生活中只剩下让人忘乎所以的肉体上的逃亡”；谈到陶东风《文学的祛魅》，在我看来说的是“文学圣堂”的坍塌（解体），门槛也砍了，众声喧哗，一地碎银。同期有“关于文学终结说”现象的争鸣。在那期《花城》陶东风就“张后主”的“新”论调（新文学终结论、新世纪文学论、新新中国论）也做了自己的阐释、剖析和批驳。我也纳闷，载体变了，精神还在，形态变了，体味尚存，早些年迄今还有人以“文化未亡人”自居，也不知“文化”什么时候濒亡的！不过，大可不必把狭义上的新文学终结论放到“广义”上谈，什么都是相对的，有针对性的，本来简单的反而搞复杂了，谁对谁错也是相对的，其实谁也没法“修成正果”，有人也说陶东风一面主张突破“文艺学”边界一面却主动向学科体制靠拢，他的“多元开放的文学理论”只是“自主性”文学理论的替代品。唉，简单的事越说越不简单了……徐则臣在其后发贴“一人之力，如此大的阅读量，精到点评，叹为观止”。然而，没有几日，我的ID也不知何故被封，文章尽失。

书群里的人景物事

静谧的夜晚响起班得瑞的乡村音乐。在那些相谈甚欢的聚会上，我习惯于沉默，酒后却总是在劫难逃地成为他们谈论的中心，在一次聚会后老友邀我写书圈里的人景物事，便带着板上钉钉不容推辞的口吻扬尘而去。

回想十余年书海生涯，从书写到策划经历种种，看惯了南拳北腿此消彼长，留下了一串串步履匆匆的足迹，出版人之于他所开创的公司或品牌便悄然隐于记忆一隅，如沈浩波之于磨铁，张小波之于共和联动（凤凰联动前身）、黄隽青之于博集天卷、杨文轩之于弘文馆（华文天下前身）、张京路之于日知、凌立之于大陆桥、陈明俊之于新经典、朱大平之于时代华语、安红民之于禹田翰风、曲波之于唐码、万夏之于紫图、黄育海之于九久读书人、华楠之于读客、侯开之于阅读纪、贺鹏飞之于鹏飞一力、王笑东之于新华先锋、张立宪之于《读库》、吴晓波之于蓝狮子……

作为集群文化最主要的交流方式，出版传播的地位始终敏感而不可或缺。它的博弈则体现着时代的价值标准与道德认同。人类社会的风风雨雨，每到历史节点和紧要关头，出版传媒都会担当重任，倘若没有它的引领，就不会有汩汩思潮的狂飙。其业态百舸争流使西方经济体最先拥有了传媒创富的工具，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即使网络媒体大众化盛行的今天，其背后依然存在着“沉默的螺旋”[19]及其消解的悖论。

技术革命日新月异，传媒由图书报纸一统天下的格局早已改变。它与广播、电视形成了“三国鼎立”，而互联网的普及、新媒体的诞生，历史性地打破了时空限制与不同文字、声音、图像等传统信息符号的交换障碍，共奏出版传播的交响曲。

事实上，一个杂语喧哗的时代，媒介转换与跨界尝试，并非见异思迁，而是一种去伪存真，朝往人文自由层次的追求。期间越来越强调和倾向于当下（即时）的冲击力和知情感，草根视角的崛起和话语权的建立，成了文化事件的属性，并从中追求一种多样性基础上的共同感。堪忧的是，新媒体是把双刃剑，它既可缩小“知沟”[20]，也存在着扩大知沟的可能。在全球数字化的进程中，“数字鸿沟”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现象不断蔓延。流行趋势和经济利益的渗透与植入，则带着表现主义和功利性色彩，甚至到了“放肆”的地步，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争夺关注度和吸引力日益显要的因缘。

把“社会化功能”作为一个标尺，衡量出版传播的现象，依然有可交易性，人性的“延续”如割不断的线索贯穿于出版传播史，其中的历史内涵文化意蕴都不能回避一个“良知”的声音，对媒体的容忍是社会进步的标尺，而于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拓出一片自律与他律的土壤。

二十世纪早期，出版界的前辈如夏瑞芳、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胡政之、邓季惺、成舍我……抓住了变革时代的契机，从小作坊到出版业龙头，在半个世纪的漫长风雨中，缔造了一个出版传奇。时人云，盖夏、张、王之于商务，犹吴、张、胡之于大公[21]，其重要性正相仿佛。

八十年代大量的通俗小说、武侠小说蜂拥而来，那时大家看的多是“新武侠四家”[22]，九十年代的出版江湖涌现了罗锐韧、欧阳旭、严平、肖忠远、蒋一谈、尚红科、刘苏里等来自学院派的出版人以及教师出身从事教辅的任志鸿、薛金星、马德高、张泉等，同时，万夏、贺雄飞等民间出版人逐成气候。万夏的“黑镜头”系列开启了中国的“读图时代”。二零一零年夏天我在方家胡同红房子小剧场并在猜火车举行的酒会上见到这位当年的“莽汉”而今的诗人出版人，他带着四川口音的朗诵和蓬松的卷发让我忍俊不禁，其时在场的有韩东、李亚伟、叶匡政、杨黎、大仙、中岛、沈浩波、尹丽川、金海曙、侯马、安琪、何小竹、尚仲敏等诗人，而其中在做或做过出版策划的就占一多半，我才蓦然发觉原来诗人出版人如此之多，这或许与诗人善于联想有关，他们往往会在寻常事物中捕捉与发现不寻常。

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贺雄飞的黑马文丛、草原部落刮起一阵学风，推出孔庆东、钱理群、黎鸣、朱学勤、李建军、秦晖、余杰、徐友渔、摩罗等众多学者……我曾与这位当年的“民间出版第一人”有一面之缘，其时他已沉寂多年，又因一本养生书的风波被推到风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