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其敏释“毛边本”说起

新正三日，闭门读闲书，检出一本吴其敏著《书边掇拾》（一九九二年二月香港上海书局初版），竟不能释手。书中《留边书和书衣》一文，尤其注意。

吴其敏（一九〇九至一九九九）其人，内地读者恐感陌生。他是广东澄海人，抗战爆发后迁居香港，是香港有名的电影编剧、影评家、散文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和编辑出版家。吴其敏著述甚丰，单是散文小品、文史札记就有十多种，我就藏有《山城小记》《园边叶》和《书边掇拾》等，均清新可诵。近年《吴其敏文集》文学编和电影戏剧编已先后问世（二〇〇一年四月、十二月香港文坛出版社），都是研究香港文学史和电影史有价值的资料。

《留边书和书衣》为《吴其敏文集》文学编所未收。所谓“留边书”，其实就是“毛边书”，现在通称毛边本，为“五四”以来新文学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版本称谓，就像“初版本”、“创刊号”、“土纸本”等一样。当年鲁迅倡导毛边本。自封“毛边党”，一时形成风尚，影响所及，连非文学类书刊，也有印制毛边本的，如马克思著、杜竹君译《哲学的贫困》（一九二九年十月水沫书店初版，次年十月再版），我也藏有朱维之编《李卓吾论》毛边本（一九三五年四月福建协和大学初版发行）。

吴其敏早年投身新文学运动，追随太阳社的林伯修（杜国庠）和柯柏年，参与汕头彩虹社的新文学活动，编辑出版《彩虹》半月刊和丛书，著有中篇小说《永伤》、新诗集《绮梦的碑文》《阑夜》等，少年风发，文采绮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家中，出书时印制毛边本的大有人在，撰文讨论毛边本的却寥寥无几。吴其敏作为亲历者，晚年在《留边书和书衣》中对毛边本作了如下的解释：

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叶，中国书坛上出版的新书，特别是属于文艺性质的，都流行着一种不切书边的本子，时称“毛边本”或“留边本”。这种本子也没有什么特别，除了装订要用线贯穿册页，及印制时版次须相应调度之外，和通常书籍并无二致，只是免去最后把三面书边切齐的一道工序，留待读书的人自己去处理而已。这个做法，当时所持理由：一是可以尽快一步提供先睹；二是待翻读完毕之后再行切边，庋藏起来就更加清洁完美，不至书边留下由手指翻动带来的垢痕油污；再就是，读到哪里，裁到哪里，可以备查读完了没有。

当年始终没有这样做的，有商务、中华等书局；而做得最热心的，当以北新书局为首。鲁迅先生的著作，除初版的《呐喊》和《坟》等几册之外，几乎十之八九是不切边的。大抵鲁迅先生个人对此做法颇表赞同。

时隔多年，吴其敏的回忆不可能没有一点出入。商务、中华等大牌出版社固然老气横秋，对毛边本不屑一顾，但偶尔也有例外。夏丏尊译日本田山花袋的长篇《棉被》一九二七年一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本，就是毛边本，据说还是商务版唯一的毛边本。鲁迅的杂文集《坟》的初版本也是毛边本。除此之外，吴其敏所述大抵符合史实，对毛边本的性质、特色和作用作了简要的概括，还是很难得的。

不过，新文学版本学家唐弢对吴其敏的解释有所保留，虽然他未必读过吴其敏此文。唐弢在《“毛边党”与“社会贤达”》（收入一九八〇年九月北京三联书店初版《晦庵书话》）一文中就质疑为“毛边党”辩护的一种看法，即吴其敏也认同的毛边本读完之后可以切去毛边，“保持一副簇新的面目”。唐弢认为“这个解释实在大杀风景，我之爱毛边书，只为它美——一种参差的美，错综的美”。

我当然赞成唐弢的观点。毛边本之所以别有佳趣，惹过去的和现在的读书人喜爱，不能单从实用的角度去评估，更因为它体现了一种追求，对书籍形式美的追求；一种情调，迷醉书籍文化的情调；甚至是一种境界，类似“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的境界。难怪最近有好事者编选追寻毛边本文化的专集，书名就叫《毛边书情调》（沈文冲编，二〇〇六年十二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初版）。只是毛边本必须用纸精良厚实，版式天地疏朗，而今一些所谓“特制”的毛边本，大都并不讲究用纸和制作，仅仅不切边而已，参差固然参差矣，错综固然错综矣，却是韵味大失，并没有多少美感可言了。

二〇〇七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