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危机的主要表征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高歌猛进，日本国内也因之进行着艰难的国家战略转型。日本在海湾战争中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激烈抨击，对日本人战后长期以来形成的国家观念造成了强烈冲击，严重地动摇了以和平宪法为核心的国家认同。冷战后日本的国家认同呈现出自主性与依附性的纠结、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及开放性与封闭性的悖论等为主要表征的一系列危机。
关键词：冷战结束后 日本国家认同 国家战略转型 认同危机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高歌猛进，日本国内也因之进行着艰难的国家战略转型。日本在海湾战争中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激烈抨击，对日本人战后长期以来形成的国家观念造成了强烈冲击，严重地动摇了以和平宪法为核心的国家认同。面对全球化迅猛推进的态势，不断冲击和瓦解着民族国家的疆界，传统的民族国家面临着一系列难以应对的困境。日本当然也不会置身事外，出现了诸多亟待解决的课题，诸如如何保持自主防卫与对美依存的平衡，如何化解经济全球化与政治保守化及文化本土化之间的抵牾，如何保持开放性而避免封闭性等。对于日本而言，疏解上述难题的过程，既是在冷战后国际背景下实现国家转型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也为安倍内阁推行大国化战略开辟了道路。
一 自主性与依附性的纠结
冷战后日本谋求制定的国家战略，国家自主性意识空前高涨，但在具体制定外交政策和提高防务水平时，依然奉行对美追随路线，不断强化日美同盟，在国家战略的落实过程中难以消除缺乏自主性的依附性色彩。
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政界人士倡导的“日美欧三极论”，体现了试图推行“脱美自主”的外交路线，继而出现的“美国霸权稳定论”和“日美主导东亚论”等设想，则意味着日本选择了一条以“亲美自主”为特征的、实现“普通国家”目标的外交路线。1996年以后，以日美同盟“再定义”为契机，日本调整了构筑“日美欧三极”主导的国际新秩序的大国路线，转而采取以辅助和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霸权地位来换取自身在东亚地区主导大国地位的道路。
虽然日本十分积极地谋求国家自主性，探索摆脱美国走自主防卫之路，但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效果并不明显。寺岛实郎认为，“日本必须放弃‘亲美国家’的认同，才能建立起‘真正的独立性以及自尊’”。1999年，石原慎太郎当选为东京都知事后，深入研究如何修改“美国强加的宪法”，并支持自主防卫。2005年末，石原认为：“日本需要认识到自己所盲目信仰的美国军队的根本弱点，必须准备在危机中能够进行独立防御……美国不能赢得与中国的战争，也不会因为保卫日本而打这场战争。”2000年，森喜朗首相私人咨询机构撰写的报告明确指出：“依靠美国维护日本的安全及国际秩序，在冷战期间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这降低了日本的国际责任感以及自我决策的能力。”2013年1月，安倍晋三在再度出任首相后发表的施政演说中声称，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丧失了“依靠自身力量发展”的信念都不会有美好的未来，强调建立“强大的日本”不能依赖别人，只能靠日本自己。“不仅要注视与周边各国的双边关系，还要像俯瞰地球仪那样遥望整个世界，立足于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和法治等基本价值观，展开战略外交”。在同年2月发表的演说中，安倍引用福泽谕吉在19世纪提出的“一身独立则一国独立”的名言，再次强调“如果不抛弃依附于别人的心态，不具备开创自身命运的意志，日本就没有未来”。尽管安倍拥有无比强烈的谋求自主性的意愿，但从其后推行的内外政策来看，并未脱离依附美国的外交惯性，强化日美同盟体制，奉行对美追随路线，依然是日本在实现国家战略转型过程中所仰赖的核心要件，安倍并未找到根治对美依附性“痼疾”的良方。
同时，制约日本增强自主性的现实因素也异常复杂，正如兼原信克分析指出的，“连维持通常兵力都勉为其难的日本，大概不具备完全从零开始的构筑独自开发核武器和侦察卫星系统的财政余力。将来若大幅度地提高消费税、进行彻底的财政改革则另当别论，当前的日本尚不具备那样的实力。财政窘迫与少子高龄化并行，是迫使轻易言及日本实施自主防卫论者所应深思熟虑的问题”。
“9·11”事件后，小泉政权改变了对未来世界秩序的多极化设想，认为“国际关系正向着以美国为中心的方向演进”，因此，日本的对外战略也应随之进行相应调整，以期利用美国的霸权地位，谋求日本的国家利益。小森阳一对此分析指出，“‘冷战格局’崩溃以后，日本彻底追随耀武扬威地扮演‘世界宪兵’的美国小布什政权，将自身纳入从属于美国的政治、军事及经济同盟框架之中，跟美国持相同的立场，与美国一起进行同一场战争，以此恢复自信”。日本缘何紧密追随美国，曾任防卫大臣的森本敏的观点颇具代表性，“日本要在亚洲进而在国际社会维护社会发展和稳定，排除中国的干涉以亚洲主要国家身份发挥重要作用，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使美国参与到亚太地区来。不管是东亚共同体还是亚太地区的其他地区性框架，只要没有美国的参与就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把美国拉进来，让它尽量发挥参与作用，除此之外，日本别无他法”。
自“9·11事件”之后，日本的对美追随外交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自主性受到严重削弱，依附性日益显著。对此，曾任防卫厅官员的西川吉光有着犀利的批判，“在自民党长期政权统治之下，重视依循惯例和保持连续性的官僚机构的逻辑居于支配性地位。在不经意间迎合美国成为外交的主要目标，不让对美关系掀起波澜成为官僚出世的便捷途径。亲美姿态堕落为对美追随，本来是应该自身行使的权力也委托给大国美国，对同盟国的依存性不断增强，日本外交的自主性被剥夺，也招致交涉力的脆弱化”。
冷战后日本的国家战略转型，一方面试图通过加强自主防卫以谋求自主性与独立性，然而，事与愿违，基于多重因素的制约，日本的自主性受到很大程度上的限制；另一方面，日本的国家战略转型与强化日美同盟绑定在一起，对美依存程度日益加深，日本就是纠结于自主性与依附性的两难之间，进行着艰难的国家战略转型。
二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
由于全球化具有瓦解民族国家权限与认同的意义，因而“国家的退却”问题备受关注，但这种状况对于民族主义政治家们而言是很难容忍的。根据全球化动向制定政策的政治家，同时对全球化表露出民族主义的态度是非常奇特的现象。但如果考虑到全球化是无法抗拒的力量，那么出现这种现象也不必大惊小怪。也就是说，他们既不得不引领政治顺应全球化潮流，而且又无法抑制自身的民族主义情感。日本作为经济大国，且与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结成同盟国，“9·11”事件后，日本为美国在阿富汗战斗提供支援，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等，强化了参与“全球化安全保障”的姿态。但是这种动向明显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采取的和平主义，以及自卫队的专守防卫原则与国民共识相违背。“日本政府在经济等诸多方面肯定全球化，然而，由于国家权力以及国家认同正在不断消退，有的政治家表现出了民族主义的反抗，呈现出回归本土化的迹象。这种倾向尤其影响到了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当今日本政治的重要课题”。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人鲜有提及“近代化”，更热衷于讨论“国际化”。本来“国际化”是掌握世界霸权的美国强加于日本的，现在日本则变被动为主动，反而以“国际化”或“全球化”为手段，追求“经济大国”、“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的目标。2001年“9·11”事件后，反恐战争一直持续至今，在此期间，美国发布安全保障全球化宣言，日本政府对此予以积极支持并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实际上，“全球化所造成的危机不仅仅包括恐怖活动，还有全球气候变暖、通货危机、海盗、药品问题和传染病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显然并非单靠国家的军事力量就可解决。然而日本却不这样认为，而是始终坚持以国家为中心来保障安全，不断动员军事力量，这将使日本在应对危机方面处于落后状态”。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界人士为应对全球化挑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关键之点在于，关于改革的目标——最终构建什么样的国家并未进行认真讨论。小泽一郎的《日本改造计划》体现了摸索构建新时代日本国家蓝图的努力，桥本首相推动改革的目标也呈现了从国家整体上予以通盘考虑的态势。但是，由于桥本内阁遭受严厉批判，改革目标仅仅实现了一部分。小泉内阁的结构改革直至最后，首相本身也并未提及改革的总体蓝图，改革的结果最终将日本建设成什么样的国家也不明朗，显然，小泉并未从国家论的角度对此加以规划和设计。安倍内阁似乎从国家论的层面进行了考量，但由于政治上的不成熟而在第一次执政期间遭遇挫折。
第二次安倍内阁在面对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冲突时，采取的一系列内外施策具有鲜明的复古主义色彩，安倍的大国战略体现在“为强化全球化竞争力而进行国民总动员”，在国民国家的框架之内当然不可能放弃民族主义。对于安倍政权而言，“为实现全球竞争国家化所必须的民族主义”，除了依靠右翼国家主义之外，别无其他更有效手段。这也正是安倍政权不得不紧密依赖右翼国家主义而不放手的重要原因。安倍内阁大力倡导打造“强大的日本”，最为便捷的方式即是通过弘扬本土的传统文化，挖掘本民族历史中“光鲜亮丽的一面”，从而激发国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为凝聚强大的国家认同蓄积文化资源，进而为构建“强大的日本”赋予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依据。
面对日本国家战略转型过程中呈现的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冲突，安倍内阁的应对方式是，一方面顺应全球化的发展潮流，基于全球视野不断拓展日本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影响力，彰显军事层面的存在感；另一方面则注重运用本土化中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资源，为增强国家凝聚力、实现国民统合凝神聚力。换言之，安倍内阁的战略意图体现为，尽可能地消解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冲突，有效地整合和利用两者的优势为国家战略转型的总体目标服务。
2013年2月28日，安倍晋三首相在发表施政方针演说中表示，要以日美同盟为基轴重建日本外交，使日本在世界的地位稳固起来，同时将“重视普世价值的外交”与“战略外交”、“重视国家利益的外交”一起作为日本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并强调日本要依靠尖端技术为诸如抑制全球变暖、建立低碳社会做贡献。2013年9月，安倍晋三提出的“积极的和平主义”外交理念的背景在于，非传统安全日益引人注目，全球性经济危机、网络空间风险、贫困及内战等人道主义危机可能对海外日本人及日本的权益带来侵害。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日本政府竭力回避“积极的和平主义”与解禁集体自卫权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性，强调“积极的和平主义”主要是“扩大包括联合国维和行动（PKO）和打击海盗等国际社会所要求的活动”，但是随着自卫队活动空间的扩大，行使集体自卫权必然会成为日本推行“积极的和平主义”的根本保障。安倍试图在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课题方面充分发挥日本的作用，但又不忽视其中隐含的崇尚军事实力的本质。
本土化中的民族主义具有“内聚性”与“外斥性”的双重向度。所谓“内聚性”是指大众对于族群、民族和国家所保有的一种朴素、持久而感性的观念，政治家则往往通过对这种情感进行有意识的培育、激发及利用，达到增强国家统合能力的目的。以安倍为首的保守派政治家致力于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从国内层面而言，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精神支柱，通过彰显“值得骄傲的历史与传统”的做法，本质上是试图从文化角度唤起民众的支持。日本执政者之所以注重对本土化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目的是以此为突破口，激发日本国民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寻求一种内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强日本国民的国家观念，从而为在世界上谋求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奠定稳固的民意基础。所谓的“外斥性”，是将民族主义作为凝聚国内共识、寻求外在敌对“他者”予以对抗的动力装置，当一个民族面临所谓的外部“危机”或“威胁”时，社会中的不同派别乃至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被调动起来，将会形成同仇敌忾的气势，政治家即会有效地利用这种强大的政治能量，为自身的国家战略转型服务。“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各界的肆意蔓延，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被激发出来的负面产物。
面对全球化的危机，日本一方面倾向于通过加强军事力量予以化解；另一方面又热衷于从本土化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汇聚能量。日本政治的合法性十分倚重本土文化的作用，通过整合和激发国民的本土意识和爱国情感，可以达到动员民族主义情绪的目的。正如汤林森所言，这种做法“在政治上产生的效果或许是点燃了另一种文化支配的形式……建构文化‘他者’（other）甚或是‘敌人’的论述，如果必须依仗民族国家的疆界作为凭据，则任何一种文化势力，只要能够自行宣称代表‘民族国家’，或是通过巧妙手腕以民族国家的姿态发言，都能从中得到负面而虚假的合法性”。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即是通过坚持对本民族“独特性”的大肆宣扬，旨在达成动员民族主义以维护执政合法性的目的。
面对冷战体制以及冷战后美国一如既往地对日本的支配，特别是昔日弱邻中国的不断崛起，日本的民族危机意识空前强烈，“所谓‘新明治意识’的扩张性与对本国政治、经济的内在改革要求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冷战后日本社会政治生态的强烈色彩”。在冷战后日本实现国家战略转型的过程中，鲜明地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实质上无非就是通过将近邻国家制造成“敌人”的方式，从而达到增强民族国家凝聚力的目的。
三 开放性与封闭性的悖论
冷战结束后，迎来了全球化时代，但日本在实现国家战略转型过程中，依然存在无法克服的开放性与封闭性之间的悖论。西川吉光对此批评道：“内向而封闭的时代一直持续，就会丧失顺应国际形势的变化灵活地调整政策的能力，不久即可看到通过外压导致政权崩溃的过程，目前的日本就处于这种状况。尽管从战后复兴到高速增长乃至实现经济繁荣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历程，但是这个国家尚未提出应该明确推进的新方向。只要国家不揭示最终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所开展的外交活动也就缺乏凝聚力。”
本来随着冷战体制的终结，执掌权柄的日本政治家理应顺应冷战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潮流，及时地规划和设计国家发展蓝图，推动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在冷战后承担更大责任，但由于日本政府并未制订中长期的国家发展规划，导致在采取一系列行动时往往呈现步调紊乱的状态。对此，长期在外务省工作的谷内正太郎写道：“日本在国际和平及安全保障方面尚未充分履行责任，面向包括PKO在内的国际和平合作的贡献也不充分，在安全保障尤其是在涉及军事层面的问题时立刻变得态度暧昧起来。国际上安全保障的状态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却试图永远与此前一样发挥作用是不适当的。即便是在经济层面，日本发挥了作为世界第二位经济大国的责任，但几乎并未赢得外国人的积极评价。日本给世人的印象是，一方面封闭本国市场；另一方面却最大限度地享受自由贸易体制的优点。”
在实现战后复兴和高速经济增长之后，日本并未成功地设定全新的国家目标。整个国家在一种漂浮的状态之中度过了30多年时间。在此期间，随着冷战结束以及全球规模的经济化竞争时代的到来，围绕日本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济持续停滞，政府背负着庞大的财政赤字，即便是曾经当作招牌的经济力量也处于步新兴国家后尘的贫困状态。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日益降低，开始进入从“敲打日本”转向“无视日本”的时代。为尽早地从这种漂泊游离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使日本社会更具方向性和凝聚力，日本政治家不得不考虑，应该取代冷战时代的“经济大国”定位，转而重新设定全新而明晰的国家目标。“为增强国民凝聚力和提高官僚士气，制定国家战略目标和战略构想极为必要。正是由于此前日本并未鲜明地提出战略目标和构想，结果导致难以确定国家利益，沿袭既往成例的思维惯性占据优势，并陷入将追随同盟国和回避纠纷当作外交本义的错觉之中”。因此，制定富有前瞻性、明晰性及开放性的国家发展目标，成为摆在日本政治家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日本学者针对日本社会暴露的封闭性弊端给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日本易于成为内向而封闭的社会，我们从日本外交中应该汲取的教训是，在回避向霸权主义方向倾斜的同时，也应该防止形成封闭社会，推动构建面向外部世界开放的社会至关重要。不应该闭关锁国，而是应该有意识地开国，保持开放性，维持自成一统的微观小宇宙的日本社会注定会落后于世界潮流。为构建开放式的国家体制，有必要改善国际化政策和移民政策，此前日本人视为常识的所谓‘因为是日本人因此必须向日本人学习’、‘因为是日本人就应该在日本企业就职’、‘因为是日本人居住在日本，也就要以日本为生活据点’等陈旧的思维方式必须予以打破”。
不容否认的是，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型过程中面对的开放性与封闭性的悖论，短期之内难以彻底解决。原因在于，日本政治家在全球化时代处理相关问题时，当认为于己有利时即会强调和重视开放性，若认为有损于本国国家利益，则会保持一种固守成规的封闭性姿态。这大概也是全球化时代的开放性与固守民族国家疆界的封闭性之间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使然。
冷战结束的国际背景以及全球化浪潮的洗礼，从外部有力地冲击着战后日本的国家体制，来自保守派政治家的争当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政治诉求，以及日本国内主张推动结构改革的呼声，内外形成双重力量的合力，推动着冷战后的日本进行着国家战略转型和制度变迁。新时代的日本如何谋求国家自主性，如何顺应全球化的时代发展潮流保持开放性，从而制定出明晰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以激发出国家的活力，考验着执政者的政治智慧。与此同时，为了有效地化解危机和摆脱国家战略转型的困境，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安倍内阁推行大国化战略的潜在动力。
（作者简介：田庆立，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