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书画艺术中的“别体之作”——谈扇面上的诗书画字

■ 胡振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国的书画艺术源远流长，在中国书画发展史中具有特殊地位的扇面书画艺术，因其独特的形制和艺术表现，被誉作古书画艺术中的“别体之作”，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历代书画家都喜在扇面上作画或书写，以抒情达意或赠诗留念。扇面上的诗书画字成为中国古代书画中极富特色的艺术形式。

在中国，扇子的历史可谓久远。关于扇子的最早记载是舜帝作“五明扇”。五明扇古称“箑”，形如“阖”。《说文》有曰“阖，门扇也”，由他人持之，立张拥身，以示广开求贤之门。《尔雅》中有：“以木曰扉，以苇曰扇。”西晋崔豹《古今注》记载，最早的扇子出现在商代，是用五光十色的雄雉尾羽制成的，故称之为“翟扇”。那时的扇子并不是用来拂凉驱暑的，而是用作遮阳挡风，插在车上也是一种仪仗。到了周代，从障扇仪仗便知尊卑，“天子八扇，诸侯六扇，大夫四扇，士二扇”。所以“障扇”亦称“仗扇”。战国时期，短柄的扇子开始在民间使用，原材料也从单一的羽制扩展到竹制，真正具备“引风逐暑”的作用。西汉刘安《淮南子》、董仲舒《春秋繁露》、东汉班固《竹扇赋》，均有扇子物件之载。晋代陆机《羽扇赋》言：“昔者武王玄览，造扇于前。而五明安众，世繁于后。各有诧于方圆……安众方而气散，五明圆而风烦。”

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竹编实物，是2006年12月30日发现的江西靖安李洲坳东周墓葬出土的短柄竹扇（图1），又被称作便面。竹扇其形如古代之单边门扇，有如今日之厨刀形状，用精细的竹篾编成。考古专家鉴定，竹扇产生于距今2500年至2600年的春秋晚期，这是中国出土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扇类实物证据，也被称为“中华第一扇”。

此前，1982年3月湖北沙洋县十里铺镇马山砖厂一号战国墓出土了一件精美的竹编短柄扇（图2），年代为公元前278年左右的战国中晚期。竹扇亦是近似厨刀形状，用极细薄的红、黑两色篾片编成矩形纹，靠近柄的一侧有两个长方形孔，周边夹以较宽厚的竹片，纹饰十分规整，是一件工艺水准极高的竹编制品。

这种扇子又称作“户扇”。古代先民在烈日炎炎的夏季，随手摘取植物叶或禽类羽，进行简单加工，用以障日引风，故扇子有“障日”之称。战国秦汉时期，一种半规形的“便面”—— 形似单门扇的扇子（亦称“户扇”，单抱门扇半遮面，便于窥视）成为当时扇子的主流。

西汉后期，又出现了一种名为“合欢”的扇子。合欢扇又称“纨扇”，或称“宫扇”“团扇”“平扇”，其扇面的材料主要采素色真丝，以扇柄为中轴，左右对称似圆月。纨扇以竹木为架，面成圆或椭圆形，用薄丝绢制成。当时有所谓“齐纨楚竹”之说，讲的就是以山东的绢面和湖南的竹子制成的纨扇。汉五言诗《怨歌行》有“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句，写的即是成帝妃班婕妤手执“合欢扇”的情景。

书扇，史书记载始于东晋，《晋书·王羲之传》记述：羲之“性爱鹅，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能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其任率如此。尝诣门生家，见棐几滑净，因书之，真草相半。后为其父误刮去之，门生惊懊者累日。又尝在蕺山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谓姥曰：‘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姥如其言，人竞买之。”

画扇，唐人张彦远于《历代名画记》中有记东汉末年的杨修为曹操画扇，误点成蝇的记载。宋代苏东坡有云：“展之广尺三四，合之止两指许，所画多作仕女乘车跨马踏青拾翠之状，又以金银屑饰地面，及作云汉星月人物，粗有形似，以其来远摩擦故也。”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则记折扇较详，曰：“折叠扇，用鸦青纸为之，上画本国豪贵，杂以妇人鞍马，或临水为金沙滩……极可爱，谓之倭扇，本出于倭国也，近岁尤秘惜，典客者盖稀得之。”隋唐之后，羽扇与纨扇大量出现，此一时期，扇子成了文人墨客的“怀袖雅物”，他们时常边轻摇纨扇，边吟诗作赋。

折扇真正大为流行，应在明朝永乐年间。初时宫中不过使用竹骨茧纸薄面折扇，日后朝廷亲制，每年重金制作进贡御前。如此一来，制折扇俗日盛。永乐年间，帝命内务府大量制作，并于扇面之上题诗赋词，分赠大臣，手执折扇一时成为显贵象征。由于折扇方便携带，更为文人雅士所喜。于扇上作画、赋诗、题字，作为相互赠送之礼，成就了扇面的一种特有艺术表现形式。

折扇本是拂暑纳凉的工具，然而，一旦有书画名家在扇面上进行创作，进而配上精巧的扇骨，其价值就远超工具本身，成为文化的载体。

中国扇面书画艺术随折扇出现而大行其道，一幅扇面艺术就是一幅典雅的文化长卷。古往今来，许多文人骚客于扇面上挥洒写作，为后人留下丰富多彩的艺术珍品。扇面画的内容非常广泛，神话故事、人物形态、峰峦叠石、曲溪流水、村舍楼阁、闲花野草等皆能入画，明清扇面画则高度反映了这个领域的艺术成就。明代的沈周、文徵明、唐寅，清代的“四王，吴、恽”六家和“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等都有扇面佳作传世。

在中国书画中，书法的用笔一直是评判画作的重要标志。尤其是在宋元时期，以苏东坡为代表的文人画家于理论与实践中均发展了张彦远“以书入画”之论，确立“写”画的新意境。明代画家的创作深受宋元绘画及书法的影响。扇面书画因形状的限定，具有独特的构图样式，外形上是上下呈半圆弧状，左右呈向下内收，形成上宽下窄的平面，就要把握山水人物字体的重心，以避免随扇形而倾斜（图3、图4）。

清末发现的甲骨文是中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成文资料。甲骨始于殷商，是商朝后半期的商人遗物。甲骨文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如果用文字学上的“六书”来判断，可以说已大抵具备。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已经由原始的绘画，发展到可以用线条作为符号，像有许多兽类的象形文字，本来应该是横着画的，到了商甲骨文中已经变得可以直立起来，可以四脚腾空。当然这也是因为中国文字是上下直行的关系，但也是为了行款美观，不得不直写。同时甲骨文的书法也已经成为一种美术，你可以欣赏它的结构和比例，还可以认为这就是文字的魅力，而不是图画的美。

甲骨文自被王懿荣发现后，其史料价值，使得中国的学术文化进入了空前发展的时期。甲骨文的早期刊布者和研究者罗振玉就感言道：“天不出神物于我生之前，我生之后，是天以畀予也！举世不之顾，而以委之予，此人之招我也。天与之，人与之，敢不勉夫！”

甲骨文自被发现后，亦迅速成为书家的取法对象。甲骨文作为一种精美的艺术品，许多学人都曾予以临摹，也演绎出多种风格，有的还集为对联、诗词以供欣赏。1921年，罗振玉“取殷契文字可识者，集成偶语，三日夕得百联，存之巾笥，用佐临池”，开甲骨文书法创作滥觞。这百副对联后由罗氏以《集殷虚文字楹帖》名义问世。此后1927年，他又与章钰、高德馨、王季烈三家所集，合编为《集殷虚文字楹帖汇编》。但总体看来，此一时期的书家多以小篆笔法来写甲骨，得字形架构，笔法却不够精到。一方面是因为对甲骨文字本身的认识不到位，另一方面与甲骨文著作的稀有有关。

同样，扇面书法艺术之中，早期的甲骨文搜集大家也运用甲骨文来进行写作。罗振玉是甲骨文入书第一人，其书法善篆、隶、楷、行，他的甲骨文书法亦用于扇面之上（图5）。此外，早期参与收藏甲骨的王襄，也有钟鼎文扇面之作（图6）。

从一幅小小的扇面能够折射出中国书画的流变。虽说扇面书画不像主流书画一样受到世人追捧，但作为清玩小品，其以特有的形制为中国历代文人墨客所喜爱。扇面书画历经朝代的传承与发展，逐渐形成一种极具特色的笔墨表达情趣，它所带来的审美与艺术的价值均远超书画本身。

今天，折扇已不再如当年那样盛行，但它依然散发出独特的文化内涵。闲暇之余，手持一柄古色古香的折扇，欣赏扇面上精美的书画作品，仍是难得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