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文化
在不同的社团和文化中，关于过去的概念的形成和内容问题，今天已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而研究人员获得的结果有力地证明了下述这点，即在历史记忆中对个别历史事件和对过去的整体形象的领悟是与当前现实的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的。最近几十年来，“历史记忆”一方面被看作传送有关过去的经验和知识的主要手段之一；另一方面被看作个人形成的最重要的自我意识和在许多方面保障社会感的因素，以及联结政治的、种族的、民族的、信仰的、团体的因素。以不同的文化范式、符号、神话形式出现的事件的形象，成为多种解释模式，可以为个人和社会团体在世界上和在具体环境中指明方向。历史记忆，第一，是有社会性的差异的；第二，它会遭到变化的。不同文化-历史社团的历史有许多实例，即为了重新理解，多次反思过去的经验。对过去的兴趣是社会意识的一部分，而重大事件、社会环境的变化和新经验的积累和思考，会引起对这一意识的变化和对过去的重新评价。而且，社会里发生的变化越是剧烈，在社会意识中形成的对过去的形象改变得也越巨大。况且，过去的形象可以为现在提供正面的理想，并使现存制度合法化，或者相反，它为现在提供一个对立的已消失的“黄金时代”的理想，并造成对目前发生的一切的负面印象。历史记忆与对社会-历史经验（真实的和/或虚构的）的思考相连，同时可以成为带有政治目的的群众意识的幻想的产物。一个越来越具有迫切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是有关对过去发生的涉及深刻社会变形和冲突的概念的研究，因为这些概念在思想争论和政治实践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众所周知，“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将来”。这里说的是历史合法化是权力的源泉，也说明利用历史神话以解决政治问题。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经常表现为不同历史记忆版本之间的竞争，以及它的伟大与耻辱之间的竞争，也表现为有关一个民族值得骄傲或感到耻辱的那些历史时期的争论。
世纪之交和新千年时的形势，加剧了当代社会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并促进了对转折时期历史记忆的研究。在这样的时期，危机性的趋势、社会冲突、激烈的变化是典型的现象。它们导致已形成的社会生活结构以及社会准则、传统和价值的破坏。而且，在谈到研究过渡时代语境中的危机、战争、重大社会冲突和革命时，研究人员更多地注意的，与其说是它们在历史改革过程中的直接作用，不如说是当代人及其后代对危机现象和事件的领悟。研究人员虽在许多问题上有争论，但在历史记忆的基础特点的定义上是一致的。他们普遍承认，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它保存的只是最鲜明的和最重要的事件、伟大的行为、胜利和灾难。此外，关于过去的集体的概念体系，其彼此之间的不同不仅是各自对某些历史事件的解释不同，而且是它们各把哪些事件看成有历史意义的。此外，历史记忆所保存的历史上的中心事件，事件中的杰出英雄和反派人物具有象征性意义。而且，历史记忆不是取决于进入其体系的个别因素，而是取决于把这些因素建构成过去的完整形象的方式。这里说的是两个不能分的过程——牢记和忘却，同时也是另两个紧密联系的过程——直接感受现在的形势和“策划”未来。
于是，当代的历史记忆理论就是一种经常的生动得牢记和忘却的过程，其中某些稳固的集体记忆的因素对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并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进入社会成员的自我意识中。例如，很难想象，对当代俄罗斯人的民族自我意识来说，可以没有1945年的伟大胜利。
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历史学家已经很好地知道了历史记忆在民族团结中的作用和意义。革命开始时可以宣布过去已经被废除，对它的记忆也是不需要的，但是企图拒绝过去的尝试注定遭到失败。1918年夏天公布的、历史教员的科学-教育协会的宣言的作者们，在评估1917年后对民族历史原有概念改写的规模时，十分准确地指出：
民族意识是各代人的传统的联结，首先是关于共同过去的记忆，由此也是对共同未来的决心，是对亡者的责任感和对那些准备接受我们的遗产的人的责任。过去会给予现在以形式，给予未来以生活。历史记忆的充实和对自己历史的意识，与决心一起共同成长，并丰富这种价值，使民族性成为民族。学校巩固了这种记忆，并形成了这种决心。学校保存了各代人之间活生生的继承性，并建成一座从过去优良传统到未来的桥梁。在学校中，创造了民族，但在学校中，也发生了它的瓦解。
20世纪30年代，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工作中，占第一位的是历史学。30～50年代的政治形势所具有的无所不包的影响，政权对历史学家和对建立俄罗斯史新概念过程的高压，可令人信服地反映在杜勃罗夫斯基（А. М. Дубровский）的有重大价值的专著《历史学家与政权》中。作者强调，这本书名的概念“包含了革命—阶级的和民族—国家的，而甚至正是大国主义的方方面面”，而且“在说明历史生活和不同时期的不同方面时，最主要的是突出上述各方面中的某一方面，以决定对各类事件、现象和过程的认识”。
不言而喻，历史意识中的某些变化不仅仅发生在灾难形势下。例如，不少专家对19世纪下半期西欧国家和俄罗斯历史的研究表明，日常历史概念的变化普遍是在普及教育的影响下实现的，而在这过程中职业历史学起了不小的作用。它的成果（以最简单的形式）在人民群众中传播。19～20世纪，在不同欧洲国家出现的供中学和小学应用的无数教科书和参考书提供了许多鲜明的且很通俗的历史形象。它们在半文盲的群众中唤醒了民族的自我意识。俄罗斯的中小学历史课程建立在有目的地选择和调整事件和事实的基础上，形成了近代的民族神话化的坚固基础，作为有影响的传播历史经验的社会渠道，继续在当代解决同样的任务。
记忆为了能保存下来必须具有另一种形式。负面的、外部受损的事件会被从集体记忆中挤出来，因为它们未被列入群众关于自己的概念体系之中。在集体评价之前，至少需有两个行为作为前提：这一评价已被制定；已有拥有足够威信和权力的机构把这一评价提供给社会，以便它被接受。这样就形成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器械，可以按掌权的精英的利益来解释事件。逐渐地，关于关键事件（如战争）的记忆就具有了标准的形式。这样就建立了官方的正式的关于危机（战争）的图景，即必须遵守的样板，也就是应该怎样进行回忆（这种图景会经常在事件参与者的叙述和回忆中复制出来）。然而，这种记忆不是唯一的，它同时与其他有关同一些事件的记忆样本一起存在，而这些样本存在于非官方的、民间的、团体的记忆之中。而且，除此之外，还有科学的历史学。历史研究具有弄清真相的辨析功能。而且历史科学绝不会排斥历史记忆在之前设计和确定的形式：在历史记忆的形成中继续起作用的有宗教、文学和艺术。群众意识的营养基本上来自老的和新的神话，保留了对老传统、对过去的思乡性的理想化或对光明未来的乌托邦信仰。
与此相关，我想就在俄罗斯和世界上有关群众概念与作为科学的历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争论谈点想法。许多人都承认，历史学是社会意识的重要部分。世界上职业历史学家和他们出版的书的数目在不断增长，更不必说数百万计的历史爱好者。实际上，在许多有发达的教育体系的国家里，历史是中小学校和人文大学的必修课目。但是，在发生史学危机的时刻，围绕过去和期待未来的辩论和社会性争论加剧了。著名的俄罗斯历史学家波利亚科夫（Ю. А. Поляков）在其著作《历史学：人们与问题》中持相反的态度，十分悲观地评估历史进程的前景，其出发点是20世纪凄楚的经验，而他本人正是它的直接见证人和记录者。“我们不能预测，我们在新的战争中会不会死去，那时人的发明创造的智力已足以消灭所有生物。会不会死于生态灾难，人类不顾所有警告仍然顽固地向它靠近。会不会死于民族间和宗教间的争斗……然而，全部实质在于，应该明白，目前这样的形势过去从未有过，‘或这-或那’的问题是现实的。”关于20世纪的基本事件，另一位著名的俄罗斯历史学家丘巴里扬（А. О. Чубарьян）也有论述。他不讲极端性，而称20世纪是世界史中“正常的”时期，并建议道，21世纪将成为“重新综合的世纪”，这种综合会渗透进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这种综合会联合一体化趋势和分离与分立趋势、市场经济与国家调节、政治合理性与道德，消除政权与个人自由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不管历史进程如何复杂，趋向综合的全球性趋势将会增长。历史学家的责任在于，在研究20世纪时，要理解今天的发展逻辑，帮助当代的政治家预先确定未来的前景。”
不得不指出，对20世纪如此不同的评价，实际上不是指向过去的，几乎所有这些意见都被现在的问题现实化了。而这与下述情况有关，即现在的形象总是在历史的急剧的转折中形成的。没有人历史是不存在的，正是人创造了历史的形象，而且使其不同程度地与所谓“社会现实”相符。但是也可以说，所有建构的过去的形象是现实，因为它们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并成为人的行为或不行为的动力。某些形象由政治引发，某些——由情感引发，某些由具体所感受的经验引发，而某些则基于掌握“客观知识”。但是所有这些形象自身都有局限，既在构建过去方面，又在预测未来方面。有意思的是，最有远见的分析家经常是在这样的人中间，他们放弃历史预测，尤其在今天，当我们已经不相信历史是按包罗万象的规律发展的。我们对过去的知识的性质改变了。现在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已不是“什么实际存在过的”，而是“形象”、“再现”或者“构建”。关于“什么是对过去的现在的领悟、重构和运用”，正进行着激烈的争论。
今天，处在第一位的是那些问题，它们引起不安的既有不同辈分和流派的职业历史学家，也有更为广泛的居民类别——普通百姓。这些问题有：研究过去的社会现实的科学的实质是什么？世界史与它今天的历史书写如何挤压在政治与权利之间？在历史教学中可能有标准吗？还有许多意义和迫切性稍差些的问题。许多政论家、新闻工作者、作家认为，历史的科学不存在。例如，历史的解说经常是由电视观众投票决定的。可以理解，这也可算是个商业活动，是在历史普及读物中获取声誉，而电视转播加上观众投票是对与过去对话的社会需求的满足，并试图解释现在，如果可能，则是在某种程度上与现在妥协。而且观众的意见被认为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现实理解水平的反映。那么，如果在现在人们的头脑中主导的是混乱，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从现在理解过去呢？今天的职业历史学家的作用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不能胜任自己的职业任务吗？最后，除了研究过去的职业人员，还有从中小学开始的公共历史教学。所有这些证明了当代历史文化中的严重问题。
当代世界史学中确认的“历史文化”概念的实质是什么？在最近十年的俄罗斯史学中，在我的领导下，完成了有关这个题目的一系列集体研究作品。这些作品揭示了这一现象的内容，同时有根据世界史和俄罗斯史资料的这一学术流派的内容。在其中一本书中，我指出，历史文化是与研究过去的概念史有关的研究对象。这一流派打算分析智力领域里的现象，其语境是社会经验、历史心态和社会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在对历史文化的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神话，日常历史意识，作为“领悟、概念、判断和有关事件、杰出人物与历史过去的现象的总和，同样还有在 ‘学术文化’中对过去的解释、合理化和思考的方法的总和”。“巨大的和不同种类的历史著作（口头传统文献，年鉴，编年史，史册，‘教会史’, ‘民间史’, ‘自然史’）的资料，政论的和艺术的文献，以及个人的和公共的文件。这些资料以某种方式反映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中流传的关于过去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在个人和团体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方向中的作用。这是研究历史文化最重要的史料基础，包括：一方面是固定在不同民族的和社会的团体中的有关过去概念的互动；另一方面是某一时代的历史思想的互动。而且，学术知识对有关过去的集体概念的形成有影响，反过来，也受到群众的准则的影响。”
历史文化养育和供养了时代的官方历史书写，但它本身反过来也受到后者的影响。如果想要给历史文化概念下个详细的定义，那么，首先就必须注意它的复杂的结构：历史文化的组成有习惯的思维方式、语言与交流手段、社会协同的模式（包括精英的和大众的）、话语的叙述的和非叙事的类型。历史文化既表现在文本中，也表现在普遍接受的行为形式中，例如，通过引用公认的历史样板来解决冲突的方法。历史文化的特点取决于物质的与社会的条件，也取决于某些偶然因素，如已在传统中研究过的，可决定关于过去的思考、阅读、书写和说话方式的智力影响。除以上所说的以外，在任何历史文化中，关于过去的概念并不简单地是为后代福利而固定在其中的抽象观念中，更重要的是成为这个社会的心态的和口传的资源的一部分，而社会则通过口头话语、书信和其他交流方法把这些观念输入当代人的交流中。
最近几年，在新资料的基础上，不少著作再次证明，历史在为新的发现和重新审视方面提供资料的能力不仅是多样的，而且是无穷的。每一代人好像都会创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符合为当代人提出的那些问题和课题的要求的历史解释。因此，今天要说的是历史意识的不断变化的性质和历史学家的职业，以及历史学本身的社会状态的变化。
今天常常会有一种肯定的说法，即历史在许多方面可指导现在。是的，我现在对过去比以前知道得多得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过去对现在的权力增长多了。正好相反，过去为了当代的目的以自己的可能性为诱饵对掌控现在变得更有吸引力了。正是这种过去的工具化可以称为新历史文化的一大特点。今天的历史书写——民族建设的关键的组成部分（例如苏联解体后的新国家和南斯拉夫）或对老的民族认同的重新思考的手段（例如大不列颠）。这是对所有民族主义方案（民族的或公民的-国家的）的基本的营养资料。而且，历史政治化的可能性的根源，不仅在政权机构的预谋的操纵上，即“历史经验的巨大储存”，而且为了赋予“所有变动的政治方案”以可靠性。此外，历史学今天也还保存有自己原有的人文启蒙和教育的功能。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谈新历史文化，它是最近20年在俄罗斯和其他一系列国家形成的？某些作者认为，在当代的史学中，发现了许多新的课题和流派，而这使得对历史遗产的理解复杂化了。由此出现了在当代文化中的“传统的碎裂”，而作为结果，是有关过去的不同的概念，对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有关历史的民族解释和全球说明都被粉碎了。的确，应该承认，当代史学以其职业艺术揭示了过去生活的多样性，并以不可靠的通俗性好像破坏了集体记忆的完整性。这里，在互联网-书店中的历史著作和历史政论作品，历史书目录的风格和题材，再版和翻译的多样性简直就取胜了。在当代史学中，发生了学术流派色彩的极大的广泛化，题材和情节的数量的史无前例的增长。还应补上在介绍历史资料的方法上的变化和新的“娱乐史学”工业的出现。这些情况，包括这一学科进化的内部逻辑，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工艺资源的改变，成为历史文化内容急剧变化的因素。
在传统的史学中，好像存在着三种观察过去和组织历史资料的层次：全球层次（普遍史），民族层次（祖国史），地域的-特区的层次（民族团体史、地区史和地方史）。存在着体裁和目的不相同的史学：从个别家庭、氏族或乡村史到世界史。让我们从史学的对象或主题的角度看看不同的史学类别。如果我们看看古代的历史文本，从“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开始，我们就会相信，记述的对象是无所不包的题材：战争史、王朝史、军事远征史和描述各族人民的游历史、杰出人物的传记等。作为记述的基本单位的国家的历史是在19世纪出现的，这一时期是当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时期，与此同时，也是职业历史学形成的时期。历史教学本身和历史学家，以及出版活动还只局限于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国际的出版和贸易网还不存在。很自然的是，历史学家首先是记述本国及其居民的历史。国家被认为是人们最重要的和最合法的社会集体形式。顺便说说，它至今还是这样。由此，很长时期内国家史一直是历史书写的主要体裁。这是国家形成过程本身中重要的组成因素，它由以下方面——居民群众，由空间的边界划出的领土和由关于共同的和血缘起源而构建成的方案构成。对世界史的兴趣，对世界史进行分期和写作世界通史的尝试（通常都是多卷本），在世界史学中已经出现，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然而，仔细观察过去这些先前的世界史，可以发现它们有足够强烈的对国别史的依恋。从实质上说，它们是各个国别史的总和，只有世界战争和国际关系是例外。它们也只是社会-政治史，仅有部分是文化史。最近几十年，在全球化进程影响下的世界面貌的变化，在人们的安全保障和应有的生活条件方面的民族国家危机，以跨国家共同体和机构形式出现的新的“历史作者”的诞生，成为历史学家对国家叙事的局限性的不满转变为有意思的意见和方案的争论的决定性因素。在最近几十年内，出现了与国家叙事不同的严肃的作品。新全球史的创立已越出国别史的焦距。而同时国别史自身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全世界的语境，其中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出外部的因素和影响。
这里还需要补充史学本身的全球化，亦即国别史的作者并不总是以本国历史学家的身份，而是经常以国际指挥的身份出现。当然，国家叙事这首先是本国历史学家的领地，但是甚至在像俄罗斯这样有强大的历史学的国家，在最近20年内外国作家的译作对后苏联时期的国家史的形成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某些新的国家或一些小的组织，由于历史学家的史学素养很低，它们的本国叙事只能由外国人来写。史学孤立主义在“冷战”后已不时髦，这引起许多历史学家对境外的议论的好奇。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妨碍在苏联解体后成立的几乎所有新国家和南斯拉夫里创建自己的民族主义的关于过去的叙事，把“自己的人民”（完全是民族意义上的）的历史和实现“自己的国家体制”的历史作为重点。在这个问题的范围内，某些“世代相传的”国家叙事的弱点已显露出来，关于它们已写了很多，但是还是没有克服。首先，由某一国家的历史学家所创建的国家史叙事被抛弃是被意识形态和政策所论证了的。例如，在美国的国家叙事中，美国的不少段历史时期被忽视了，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即与越南战争有关。企图对一种官方的说法提出怀疑的历史学家，会被贴上“修正主义者”和旁注者的标签。关于在俄罗斯历史叙述中，尤其是苏联时期，采取了有选择的手法，就没必要说了。在评论如此古代的题材，如《伊戈尔远征记》时，因为离开了占统治地位的说法，所写的研究著作竟多年被禁，而试图写作斯大林搞驱逐出境问题的作者自己最后却被驱逐出境。
在目前的历史书写的发展中，显示出一种新的倾向，它可以颠覆该历史学体裁的中心地位。它是亚民族的共同体、个别的民族团体、公社、地区、城市和其他居民点的诞生。出现了所谓“从民族的向地域的第二次转向”。的确，地方史和地域史今天在地方文化和认同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地方史从总体上丰富了历史理解，并以地方史的资料赋予民族叙事更为复杂的性质，并使得一些居民团体或地域共同体感觉不到自己被驱逐出了民族史。
当代历史书写和与此有关的历史意识，从未有过地处于政治与法权之间的状态。最近几年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是，现行的法制规则进入了对过去的解释，就好像过去的人们共同体是按现在的规则生活的，好像具有同样的关于善良和公正、道德与价值的标准，关于事件、关于自己和别人的判断好像和现在的人一样。政治家和社会积极分子，特别是过去受侮辱的，甚至被奴役的少数人，或者是那些受到暴力、歧视、同化和其他现在已承认是“过去的罪行”的人，他们已在国家的和国际机构层面组织了有关这些罪行应负的“历史责任”的争论。参加的有知识分子-学者，包括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出现了社会运动和社会组织。它们提出了保护“没有法定地位的”少数民族和“不被承认的”国家。他们的要求是确立“历史真相”，接着是建立国际性的调查和确定事实委员会。通过了国家的法律和国际宣言，用以“审判历史”，同时确立了在通过的裁决遭到拒绝或企图怀疑这些法律和司法决议时应负的法律上的和刑事上的责任。
在历史文化中这样的现象和概念以前是没有的。“记忆法则”是不久前出现的现象。它表明，当今的一代人是如何使自己认识过去，又是如何对待它的。后一点甚至更重要，即比确定历史真相更重要。这正是“为了某一东西的历史”，也就是历史作为政治，或者可以说，是历史政治。最后这个术语在当代社会-政治话语中也是相当新的。现在我们可以说，历史政治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的和公认的形式，是新历史文化的特点之一。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具有决定和确定行为的价值和规范以及动机的权力。记忆与学术彼此之间划分了共同空间，这里就需要有已形成的新历史文化条件下的标准和对话。基本上，后者除了上述的特点外，具有程度大得多的道德考虑，从而产生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矛盾估价。或相反，使他们激进化。然而，不仅应该记住，而且应该寻找调和的道路，不仅要尊崇记忆的责任，而且要尊崇忘却的责任。
今天，与半个世纪前不同，当代民族及其自我意识已经不是历史记忆的人质。这就引起了完整的民族史的碎片化，由此引起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传统的部分代表的不满，政治阶级高层的不满更甚于其他对公民团结感到不安的人，还有国家教学体系的代表，他们对教师和教科书负有责任。历史遗产经常被看成和接受为神话的过去的家常的一种说法，它的认同感十分重要。正是这种说法对教育本国公民十分重要，并因此学校的历史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历史遗产的表达的说法。因此，对民族性说法的碎片化的反应就是发生了关于学习历史需要统一标准的争论，甚至在国家范围内和欧洲共同体内建立统一历史教科书的争论。新纲领的目的在于，通过有关国家史和文化的统一知识体系，加强民族认同和各民族和宗教团体的更完全的一体化。
的确，今天的历史教学在人文教师中和社会上是最尖锐的和经常讨论的问题之一。在最近几十年内，关于学校的历史教学和关于过去的国家解读，都紧密地与全球在“冷战”结束后的重新评估，与民族主义新奇的变化和对民族认同的探索交错在一起。应该承认，社会上对历史的态度有好几种。其中之一是科学的历史学，即对过去的学术性的解释，由职业历史学家在文献资料和历史书写的学科标准的基础上完成。但是还有所谓的民间史，即体现在纪念地、博物馆陈列品、日历和地形标识中的历史。还有一种民族的和民族信仰的自我意识的历史——也算是人民的或地域民族的共同体在一个国家里的认同性的形成、建构、进化的历史。最后，今天已可以说的历史表现，它体现在无数的历史连续剧中，电影中，电视节目中等。然而，历史题材的电影制作者可以不顾历史准确性，甚至允许自己完全虚构。电视剧的戏剧性的一面是对同一题材和问题的学术解释的唱反调。实际上，在普及的史学和办公室产生的史学之间，不仅有不协调，而且是社会极不愿意看到的彼此疏远。在某种意义上说，学校的历史教学是历史知识的存在和运用的特殊形式之一。它的特点是在极大程度上存在政治干预和政府控制，首先通过这样的机制，如教学计划、纲领和国家考试制度。本国史的内容和深度直接取决于对相关的题目的教授有多详细或是选择性的。有一种最直接的政权干预学校历史内容的手段——通过教学资料，这些资料可以从各级国家教学机构获得也可算是证书的文件。在某些国家，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是要由中央部门“准许发行的”，在另一些国家，这是地区（州、省等）的特权。此外，学校里教的历史也算是官方史的一种版本。在许多国家里，教学大纲的内容由政府决定，而根据法律教师必须教的题目是永远要包括国家史，但可有某些不同的解释。尽管如此，历史教科书虽然遭到各种批评，但它们依然是历史学习的基本工具。对学校的压力、对历史教学的控制，不仅来自政府，而且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政党、社会组织、家长联合会、教会等）。这些做法的原因是对下述问题的担心：为了使历史可以在学习某一时期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规范和道德价值时做出贡献，或者某些有权势的机构，有时甚至是个人，希望通过历史在社会中生根。
学校教的历史和国家史是相互联系的概念，因为在许多国家里，本国史教程进入学校的教学大纲还是在国家教学体系刚建立时，正是作为必需的学习课程。这些课程的引入是由于拥有选举权的人的范围扩大了。在所有新独立的国家里，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殖民化的国家，也包括苏联解体后的新的国家，历史都成了必需的学校内课目。在后苏联国家，引入必需的历史课程不是新事，新的任务是要为每个国家机构创立一种国家史的解释。在学校教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历史叙事，也决定了学校的历史大纲。例如，企图在欧洲学校里引入更多的世界史的资料的努力，引起了反响。许多国家重新审视了各自的历史教学大纲，出发的角度是加强国家叙事并给予其更多的价值和一贯性，以取代跨学科性和其他的新方法。在后苏联国家里，国家叙事一般被控制在后殖民主义的范式内，避开了帝国统治和恢复古代的带爵位的历史国家体制。所有这些现在已引起国内的和国际的许多人和居民团体的不满。
最近半个世纪，特别是21世纪初，学校历史教学的内容改变了。中心仍然是自己国家的历史，但是这已不只是政治史，而是社会史，包括所有基本群体（民族的、种族的、宗教的）和居民范畴（妇女、年轻人、老年一代、残疾人等）。历史教授方法也改变了，从而使历史课程不那么“专横”了。在不少国家里，引进了史料方法。学生可以更多地思考历史证据，并从不同的观点去考虑它们。当代史通常具有更多的世界史性质，但是这种世界性往往被限于突出少数大国。学校的国家史叙事的重要创新是出现了不同的地区性解释。然而，对中小学生来说，民族叙事内容的进步在于，民族本身现在已不被看成一种文化整体，而是一种复杂的共同体，包含着不同的民族信念传统。为什么在学校历史教学中历史的民族叙事要占据首位？看来这很明白，需要让一代一代的人都知道和传承自己的历史。祖国史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成分。一般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对自己的过去不感兴趣，对它的内容不关心，就有丢失自己认同的危险。但是对这道理立即会有人提出反对的论证。例如，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Hobsbawm E. J.）就警告说，把历史与民族认同联系起来是危险的，或者把民族认同建立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是危险的。他写道：“所有个人、人的集体和机构都需要过去，但是历史研究只能揭示个别的现象。文化认同要是通过神话创作与过去相联系而形成的标准模式，那就只能是民族主义。”现在，民族认同概念已经不再被看成建立在自己国家和人民过去的礼仪和有纪念意义的地点、节日、艺术文化和大众信息手段上。
的确，历史学从自己固有的目的来看是重要的——培育品行端正的、有责任心的公民。在此情况下，各个国家共同体所遭遇的变化与危机迫使它们去寻找下述问题的答案，即过去什么是正确的，而在我们如何创建现今社会中是做得不对的。寻找当今形势的答案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因为他不仅对活着的人，而且对生活在过去的人都有责任。
他对逝者应该是正直的。历史学家就像是在代表逝者说话，这是他的特别的责任所在。
每个人都参与历史之中，每个人都有权知道过去。争论永远都有，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讲授历史必须建立在事实和公认的对过去的解释的基础上。原则上，学术和教学的方向是一致的。历史学家在社会上的传统身份就是教师和启蒙者。但是历史学家可以做得多得多，可以指出事实上的错误、不正确的解释、故意的伪造。虽然跨学科的互动不是单向的，但是历史的立场依然是共同的科学方法，而且历史现实本身明显地出现在所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正是历史学成为创建有关过去的科学知识的主要学科。而如果情况正是这样，那么这个关于过去的科学就会有未来。
（洛·彼·列宾娜，俄罗斯科学院通信院士，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