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明史的本性与特征问题（自由派的观点）
近几年来，俄国人显得对文明的自我认知能力有所提高。这既和帝国（强国）意识因素的再现，以及对祖国文化传统的世界意义提高了认识分不开，也同生搬硬套地把西方改造经济的方法应用到俄国的尝试遭到失败有关。结果是在抱有自由主义情绪的多数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对一批19世纪末20世纪初哲学家和侨居国外的思想家的分析俄罗斯文明特征的著作的广泛兴趣，诸如恰达耶夫（П. Я. Чаадаев）、基里耶夫斯基（И.В. Киреевский）、契切林（Б. Н. Чичерин）、达尼列夫斯基（Н. Я.Данилевский）、别尔嘉耶夫（Н. А. Бердяев）、斯特卢威（П. Б. Струве）、费多托夫（Г. П. Федотов）、卡尔萨文（Л. П. Карсавин）。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有关我国（指俄罗斯，下同——译者注）文明本性的问题从来没有受到如此多的攻击。可以觉察出一种反常的现象：一方面是地域文明理论的地位在俄国得以巩固，而与此同时，同这一理论建立过程相联系的“俄国的（东方基督教的、东正教的、斯拉夫的）文明”却愈来愈频繁地成为批判的对象。今天，我们经常听到自由派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们说俄罗斯是一个“不文明”“不够文明”“处于多种文明之间的空间”。
需要毫无疑问地加以强调的是，提出类似断言的都是一些大专家，他们的活动常常和我们科学事业的“文明的文艺复兴”相联系。他们的断言往往显得很有分寸和四平八稳，但却能表达强烈得多的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90年代初由著名东方学学者Л. С．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ьев）应用于俄罗斯的“亚文明”的定义很典型，该定义拉近了我们在文明的自我评价方面和“第三世界”国家这一概念之间的距离。这种做法的效果是无可置疑的。瓦西里耶夫对俄罗斯文明所做出的某些特征的评述，譬如将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定性为奴性（холуйско-хамской）文化，在我看来简直就是经典性的。
对祖国的政治传统提出最尖锐批评的是像皮沃瓦洛夫（Ю. С.Пивоваров）和富尔索夫（А. И. Фурсов）这样赞成使用世界体系方法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他们创建了有关“俄罗斯体系”的学说。他们从对俄罗斯现存的所有定论提出疑问开始做文章。他们怀疑，在何种程度上“现代的社会学科（包括传统的、一直以来就有的社会学科——社会学、政治学理论等在内）的术语可以应用于总体的俄国史，或者换个缓和点的说法，用现代的术语能解释清楚或者叙述清楚俄国史的哪怕是大部分和主要部分的内容吗？”因为在这些作者看来，西方的科学只能解释西方的现实，而不能解释存在于俄国和亚洲的现实，因而对有关俄国文明的概念就更怀疑了。在皮沃瓦洛夫和富尔索夫看来，如果要谈论俄国和西方的相互作用的话，那么，用“俄罗斯体系”或者“反体系”概念来给俄国下定义是最正确的。
《俄罗斯体系》的特点在于，政权在这个体系里不同于在西方社会，是一种历史性的机构，而是组成这个体系的一个因素，就像一种虚无缥缈的现象。它是严厉的神祇，源于对它的崇拜，社会付出了无数次失败的代价。分封时期，亦即国家分散割据时期，是混乱的时期；建县时期，即集权时期，是表面上有序的时期。但实际上有序比混乱更糟，因为它的主要特点是人被政权消灭，这是一个灭绝所有敢于反抗政权或者只不过是回避政权的天才人物的时期。俄国的改革基本上都是无所作为的、毫无成果的，只会导致“和预期的完全相反的”结果。这些改革是为满足政府（即“担任公职的盗贼团体”）的利益而实施的，往往是在国家积累了一定的资源的时候（这些时期是：16世纪30～40年代；1670～1690年；1890～1913年；1950～1970年）进行的。改革意味着财富的再次分配，而这些财富是在17世纪初混乱时期的政权重新分配时得以增长的，是在18世纪的枢密院大臣们的统治时期、20世纪初的国内战争时期和20世纪末当代的混乱时期得以增长的。由此，财富的增长把国家引进了灾难。
在俄罗斯历史发展的进程里，政权控制着社会（1649～1658年），然后，随着逐步的“民主化”，吞没了群体（这些作者不愿意称俄罗斯的民众为社会，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些“历来存在的、失去主体特征的居民”）。结果是只剩下了一个愈来愈小的所谓“未被政权训练好的”“多余的人”的圈子。他们是国家唯一的创造力。俄罗斯的发展是按周期进行的，是按照“在保留自己的体系的状态下更换构建体系的主体”的方式进行的，新的政权机构在时常出现的纷乱中建成，然后接着就轮到控制老百姓了，并且不只是控制低层的老百姓，还有社会高层以及随着政权瓦解而出现的人群。得出的结论是：
在当今世纪，俄罗斯从自己着手抓的事务中什么也得不到。最近进行的试验（指20世纪90年代的自由派改革——И．约诺夫注）所得出的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逆转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我们的祖国仿佛正在坠入历史之井……就外力的影响程度而言，俄罗斯仿佛是在蒙古汗国时代。只不过企图让我们听命于它的不是汗国，而是西方。
尽管Ю. С．皮沃瓦洛夫和А. И．富尔索夫没有使用文明的概念，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观点体系是向俄罗斯文明的本性发起攻击的，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周期性的重复有权势的氏族的形成与解体将导致在我国再现野蛮后期、阶级之前（即文明时期之前）的社会。他们的意见是，俄罗斯方案的多样性不过是对源于西方扩张的启蒙时代的多样性的反映罢了。他们认为，“俄罗斯体系”将随着“欧洲文明的世界多样性阶段”可预料的终结而消失。
哲学家И. Г．雅科文科曾经试图将俄罗斯文明描绘成处于文明世界边沿的半野蛮时期的“不情愿的文明”。他把野蛮描绘成一种文化性质，这种文化性质植根于以中间调停战略的间接方式来处理古代世界和文明世界之间的关系。在俄罗斯文化的范围内，有着一系列分散的、群合性质的和外围的亚文化群（不久前从乡村迁徙到城市的人、哥萨克、犯罪团伙），他们有目的地浪费文明的资源，这些资源往往不是国内生产的，而是来自西方的。国家的典型居民不是现代人，而是仿古守旧之人，是多神教文化的继承者或Паллиат，对他来说出生地和国家就是同一回事。Паллиат是早期轴心时期文化的继承者，他素来具有机械式地对抗价值观的特点，缺乏耐心，遵从个人。所有这些都从组织上妨碍着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妨碍着把它变为一个其居民享有高度生活水平的现代化国家。
作为野蛮外围的一部分，俄罗斯热切地建立同西方文明的联系，渴望同那里产生的“昙花一现的帝国”（拿破仑帝国或者希特勒帝国）达成协议，以达到在现代化的几个中心抢先抓住政治机遇的目的，但最终还是面临不得不和昔日的同盟者拼杀的结果。俄罗斯在帝国崩溃之后试图运用所积聚的政治资本来主宰欧洲。然而，以俄罗斯为首的体系（神圣同盟、社会主义阵营）并不牢固。体系的崩溃导致国家转向东方，但与此同时也激发了某些改革的尝试，这些改革曾一度扼制了当时日益增长的离开西方的要求，并曾经增强了国家的经济潜力。
哲学家В. К．坎托尔也描绘了类似的图景，他形容俄罗斯是一个介于“自发势力”和“文明”之间的所在。它是基督教会在12世纪分裂以及俄罗斯脱离正在形成中的西欧文明中心的结果。蒙古-鞑鞑人的压迫使局势更糟，其结果是俄罗斯在经历了文明发展的一个短时期以后再次遭遇野蛮化，“文明的生活中断了”。国家由于受到破坏成了“半荒漠式的空间”，在那里进行暴乱轻而易举。哥萨克阶层这个“国内的草原”，只有用国有化的资源才有可能使其服从。继17世纪的混乱之后而来的是18世纪的专制主义。不过，在西方手段的帮助下，俄罗斯混乱的结构性调整导致形成了两种文明——大众的文明和贵族的文明。第一种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异教的文明，第二种文明就成了“国家文明”。专制政体同人民大众相互对立。1917年的俄国革命标志着混乱的巨大胜利。俄罗斯的救世主说即期盼克服文明素有的矛盾的意愿占了上风。为此不得不在连续40年里（直到1956年为止）付出任凭“古老的野蛮自发势力”肆虐的代价，而俄罗斯居民的一些阶层整体被消灭。80～90年代的事件只不过是发生在20世纪初的由布尔什维克造成的帝国崩溃的后果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朝着真正文明（指多方面的文明）前进的运动不断地与拒绝大部分现存的传统，即拒绝“文明的更替”相联系着。我们要指出的是，类似的把俄罗斯的形象同文明的典范相对立来评定俄罗斯历史的前景的观点，在西方的学者和我国的学者中都有支持者。
有些观点传播得很广，按这些观点的说法，俄罗斯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文明体系，它是同时存在的几个不同文明的堆积物，或者说是周期性地一个接着另一个轮换的几个文明传统的堆积物。
科比山诺夫（Ю. М. Кобищанов）是最知名的理论家、东方学者之一。他写道：“我基于这样的看法：俄罗斯是作为一个活跃的多变的文化和文明的体系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俄罗斯从来不是任何单独一种文明的领域。”他在引用大量的民族学资料的基础上指出，在我国，和“纯粹的”东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区域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些过渡性质的、中间性质的、“无主的”介于多种文化之间的领域。在分析俄罗斯内部的多种文明的相互关系时，他展示了在国内不同的地区，多神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这些文化成分是怎样组成一些混杂的不同情况凑合的堆积体的。按照他的意见，俄国人行事的声名狼藉的“不可预见性”（每次行事都恰似以往共存着许多一致性）正是同俄国的这种五花八门的杂烩性质分不开的。布尔什维克同俄国的多文化性进行了斗争，他们企图把在这里共存的多个文明替换成一个建立在西方和俄国综合的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文明。
历史学家谢缅尼科娃（Л. И. Семенникова）重复了他（指科比山诺夫——译者注）的观点，她认为俄罗斯国家是“产生在基督教世界、伊斯兰文明、经典的（佛教的）东方以及分布着游牧和半游牧移民（可以有条件地称之为 ‘原住民’）社区的庞大地区的交接处的。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的由凡是存在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形成，并由一个强大的集中制的国家联合起来的各民族的堆积物。许多有着不同文明取向的民族同为一个国家的一个成分，这就把俄罗斯变成了一个成分驳杂的、多节体的社会”。
谢缅尼科娃把俄罗斯社会的文化成分驳杂性同俄罗斯在20世纪沿着极权主义、技术专家治国主义道路发展，建立官衔任命名录制等联系起来。布尔什维克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同一的可管理的以国际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实体。为此需要克服不同民族在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上的巨大落差。而要消灭这些落差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没有政权的最高度集中是不可能胜任的。因此苏联社会显现出鲜明的东方特色，政权掌握在一人手中。政权拥有无限的权力，因为要由它来决定所有人在分配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政权所依靠的支柱是各地的党组织和讲俄语的飞地。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不顾及不同文化的差异，破坏了在该地区形成的多层次的制度上联系的合成，消灭了罕见的文化（例如，哈萨克人的游牧文明就因农业集体化而被毁灭了）。社会有着社团的性质，社会的流动性受到了限制。打着惩罚改造制度的旗号，实际上国内实行的是国家奴役制度。然而，克服不同文明的不同一性的做法未能如愿，这点在苏联解体时显现了。解体的惯性也威胁到了俄罗斯的完整性。照Л. И．谢缅尼科娃看来，今后俄罗斯能否作为国家存在，将取决于政权能否同国内各民族进行对话，以开辟建立联合、友好合作或者建立多个单一文明式的国家组织的邦联。
这类观点主要想强调的是，强烈反对改变拥有各色人群多民族多种宗教信仰的俄国形象为“俄罗斯的俄国”、东正教-斯拉夫的俄国形象，正如“俄罗斯文明”观念的支持者和许多“俄国文明”思想的追随者所做的那样。Ю. М．科比山诺娃和Л. И．谢缅尼科娃在著作中指出，俄国内非俄罗斯的和非东正教地区在许多方面都是独立自主发展的，他们认为Н. Я．达尼列夫斯基在19世纪下半叶坚持的“斯拉夫文明”方案，只是在基督教会于1054年分裂为东、西两部以前才是有现实意义的，当西斯拉夫人接受了天主教而东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接受了东正教时，他们就分道扬镳了。俄罗斯帝国西部（芬兰、波兰、沿波罗的海）和东部（中亚）地区的发展由于缺乏统一的民族自我认知意识以及帝国区域文化的无体系性质会朝着几个方向进行，这反映在1917年和1991年整个国家解体时这些地区的不同（西方的和东方的）文明取向上。
然而，甚至连“俄罗斯的俄国”在一些作者看来，从文明角度来说也不是完整无缺的。谈论此问题时指的不是地方性文明的本性，而是世界文明两个阶段性模式（它们使世界文明的质量遭受变形）在俄罗斯的相互关系。
著名哲学家、在改革年代研究俄国社会文化特色的创始者、大部头著作《俄罗斯：历史经验批判》的作者А. С．阿希耶泽尔认为，国家仿佛是被传统文明和自由主义两种文明分成了两半。国家在超越传统文明的范围时，不能够克服自由主义文明的界限。处在这两种文明（或者称为“超级文明”）中间地位的俄罗斯，便把自己文明本性中的非本质性和不稳定性发挥成一种特殊的系统的文明品质，即“中间状态文明”的品质。其特点是文化的混杂性，在这种文化里原始的、前国家的因素起着很大的作用，其后果是双方面的极度紧张化，双方的基本价值和反价值是相互对立（善与恶，真理与非真理，人民与政权，善良与残酷，信仰与知识）的。组成双方相反立场的完全对立的观念的转变，事实上是瞬间完成的，即用“超越极地”的方法来完成的。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行为的动机，使它成为不可预知的。还在不久前毫无抗辩地服从于政权的民众，现在起来反对它。布道了多少个世纪的东正教在十年里就被无神论替代了。此时，在过渡期间国家所积累的社会文化资源以及文明的总体都将遭到损失。
在俄国，民众依靠政权，因为把自己等同于它，把政权神化了。但民众同时保存着对村社的、对前国家的理想境界的向往。政治文明显得混淆不清和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政策不可能是有效率的，因为总是在追求个人威望和共同的理想两者之间动摇不定。所以，政权在随声附和社会舆论时把自己说成是强有力的，但同时又推行“跛脚决定”的政策，连续不断地采取互相排斥的措施。所有这些都造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滞后，导向改革的虚假，使社会滑向停滞和解决不了的矛盾之中，并且促进了毁坏社会文明再生产的趋势，特别是促进了社会和文化的深刻的内部分裂，促进了政权和民众、城市和农村、普通居民和精英之间的二律背反。组成任何一种文化基础的中心文化因此而受害。双重的反对派从一个方向反转地跳到另一个方向导致不周全的调停的出现，这调停是在“中间道路”战略、容忍、支持国家和社会之间、民众和精英之间对话的基础上作为克服困难的战略来进行的。其结果就是文化的古代风格和中断现代化的力量周期性地活跃，就像俄罗斯在1917年所经历的那样。在阿希耶泽尔的概念中，俄罗斯的文明不发达性和“多民族混杂性”思想就是这样结合的。
支持关于俄国文明的不纯一性的概念的作者中有属于自由主义世界观范围的持不同取向的研究工作者，譬如欧亚主义者、赞成俄罗斯走亚洲道路的支持者。对于坚定的权利主义者和“爱国者”的欧亚主义者来说，这一倾向总的来说不是固有的。但是，著名政治学家А. С．帕纳林捍卫了它。不过，与Ю. М．科比山诺夫、Л. И．谢缅尼科娃以及А. С．阿希耶泽尔不同，他不是把这种不纯一性看成空间现象、国内不同地区的多相性，也不是看成与其内在实质相对立的系统结构现象，而看成时间范畴的现象，是俄罗斯对不同的外力（所采用）的合理取向。
帕纳林证明俄罗斯的历史命运是“文明的继承性”，是动摇于东西方之间，而东西方则在对领先地位的世界角逐中周期性地相互交出指挥棒。之所以会是这样，是因为东西方之间的界线本身就经过欧亚—俄罗斯，这条界线是“地球的中心所在，这不仅仅是指在地缘政治上的意义，也是指在历史学的意义而言的。此处不只是东方和西方两大空间的黏合层，也是发展阶段时间的黏合层”（即东西方统治时期更替的机械装置）。中世纪的罗斯合乎情理地面向东方，正如近代的俄罗斯面向西方一样。
А. С．帕纳林用文明取向的更替来解释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特点。他写道：
在俄罗斯这个多相的东—西方国家里，发展阶段的过渡时期把居民分裂成两个实际上实力相当的部分。这就可以解释发生在那里的宗教改革和革命斗争过程的激烈残酷的原因。俄罗斯按其结构来说是个东方国家，在那里占优势的不是个人主义唯名论原则，而是集体原则。但在动机方面她（指俄罗斯——译者注）对西方的普罗米修斯主义更熟悉些，浮士德文化的宇宙方案吸引着她。在东方，她被视为西方的“全权代表”，而在西方，则被看作东方原则的体现者。俄罗斯的这种无法归属于任何一种文明并成为其正宗成员的状况，使得她的生存处于冒险之中，而她的历史命运是悲剧性的。
帕纳林和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不同，他并未把社会主义视为传统观念和东方影响的体现，而是视作西方启蒙时代浪漫主义的影响所致。正是这种浪漫主义激发了变俄罗斯为“彻底征服自然和彻底根除传统连同其巢穴——宗教的一个演习场。这样一来，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以自己的经验指出的不是东方陷入绝境，如同当今某些短视的和不怀好意的批评者所断言的那样，而是指出产生了过于自信的边缘状态历史类型（这种状态既脱离了与自然的和谐，也脱离了与文化的和谐）的西方走进了死胡同。共产主义的死亡，是用东方社会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来反对西方普罗米修斯主义的一个无益的理由。因此，俄罗斯当前的改革不是脱离危机的出路，而是继续陷入其中。如果布尔什维主义是由于西方的极端激进主义中的一个方案——社会主义而引起的话，那么，当前的改革就是西方极端激进主义的另一个方案即自由主义的，更准确些说是自由党的形式。依照А. С．帕纳林的意见，真正摆脱危机的出路只有在俄罗斯为东方的价值观恢复名誉并且改变方针时才有可能”。
还有一种近来得到具体的历史的强有力证明的观点，这是一批历史学家所持的观点，他们认为俄罗斯的发展道路和西方的差别不属原则性的差别。著名历史学家、研究俄国村社的专家和计量史专家Б. Н．米罗诺夫是这一观点体系的拥护者，他在1999年出版了当今在俄罗斯最著名的俄国史著作——《俄国社会史·帝国阶段（1701～1917）》。
在这本著作中他证明，甚至在俄国历史上最复杂的时期，在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三世统治的年代，进行着不为人知的为将来的改革做准备的过程，因而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上述时期比起那些因企图闯入新的社会质量而后果灾难深重的时期（如1861年、1917年和1991年）来，对改革进程更重要。他认定，在俄国有过造福于俄罗斯人的帝国政策，有过缺乏组织的现代化，但任何形式的法治国家都没有过，在他看来，（帝国）官吏专权统治未必有过，从评价俄国的文明本性的观点来看是没有前途的。这不是文明的差异，不是文明的社会文化特点的根本，因为大多数欧洲国家也经历过类似问题，在那里现代化开展得并不平衡。俄罗斯不是按照英国的模式而是德国的（国家）模式发展起来的。的确，就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匀称来说，我们国家是“打破纪录”的。
米罗诺夫企图缩小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差别，他为此展示这样的观点：在近代史上农奴制不仅存在于俄罗斯，也存在于中欧。究其原因，农奴制不是以沙皇的专制制度为基础，而是以农民的心灵需求为基础的。它（指农奴制——译者注）是在其经济潜能尚未发挥尽的情况下被自上而下消灭的。依照Б. Н．米罗诺夫的观点，形成法治国家的过程不仅要包括司法的独立性和形成法律乃社会妥协的概念，还要包括政权机关努力达到执行法律的愿望，做到国家即使不能达到完全法制化，也要有形式上的法制化，在作为“国家元首之眼睛”的检察官们行动的帮助下做到“合理合法”。每一个国家都力图去完成那些它所面临的具体任务，因此只能比较它们的发展趋势，而不是去比较历史上每一个特定时刻的具体结果。
他指出，和欧洲相比较，俄罗斯有“在社会发展方面年轻”的特点。
俄罗斯人和年轻人一样，素有激情、过度的活动、自控能力不足和深思熟虑不够、倾心于各类实验、生性天真、提要求绝对化……的特点。但是，与此同时，积极好学、有掌握新事物的能力、发展起来快等势头也很强劲。总不能说，青少年比起成年人来要落后吧。俄罗斯人在20世纪初以前没有建立西方所习以为常的某些设置，不是因为根本没有能力去建立，而是因为暂时不需要它们，或者是还没有成长到需要它们的时候……所有在西方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迟早都会出现在俄罗斯。
依照米罗诺夫的看法，俄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自相矛盾中进行的，是在否定个人主义、尝试使家庭“集体化”、在工厂和集体农庄中复活村社关系、在国家管理上恢复家长作风和神圣化的条件下贯彻的。但是，现代化的结果却是实现了摆脱宗教束缚的世俗化和行为动机的合理性，世俗的价值观体系得以灌输，人口学革命和缩减出生率得以实现，社会流动性增强了，西方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影响扩大了，城市化的速度加快了，农村里的村社关系逐渐被消除，社会阶层得以发展，提高了教育和科学的水平，建立了联邦制国家。尽管苏联的现代化不过是依赖传统的机构达到的技术上和物质方面的进步，但其后果却缩短了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距离。生活改善了，人们的生物状态的提升说明了这一点，也证明了生活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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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如何应对所有这些严肃的且言之有据的见解呢？是否要相信不只是一批确立了俄罗斯（东基督教）文明地位的伟大的地域文明理论的创建者（Г．留克尔、Н. Я．达尼列夫斯基、О．施本格勒、А．托因比）的观点陈旧过时了，而且他们当代西方的追随者们（Ш. Н．艾森施塔特、国际文明比较研究协会的主要的活动家М．梅尔科、Д．维尔金松、Д. Б．理查德松、著名政治学家С．亨廷顿等人）的观点也过时了呢？是否需要拒绝尝试着去研究俄罗斯文明，把它当成拥有正确历史经验的统一的社会文化整体去研究？也许，就像俄罗斯历史上常有的那样，所发表的意见对求得真正的深度来说，太缺乏妥协性了，需要在考虑到俄罗斯社会文化的分裂性的同时，注意到它的社会文化统一性的表现？
关于这一点的暗示在上面提到的许多作者的著作中都是有的。譬如，Ю. С．皮沃瓦洛夫和А. И．富尔索夫反对把俄罗斯和欧洲、亚洲直接进行对比。他们指出，俄罗斯具有她本质上的特色，这些特色令人很难确定她的本性。“按照一系列最重要的社会特征来看，西方和东方相互之间明显地比起和俄罗斯来更加接近，俄罗斯“按照其所属的类型”掉进了另一个崖孔，不是东方和西方正在嬉戏的那一个。特别有害的是把俄罗斯同作为标准的西方对立起来，即认为俄罗斯偏离了西方”。那样的话，“不实现（西方的）标准就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主要规律”。政治学家们在А. С．阿希耶译尔那里找到了类似这种战略的现象和体现该战略的例子。然而，同一种战略在И. Г．雅科文科、В. К．坎托尔的著述里也很引人注目，而且无须隐瞒，他们自己的著述里也有。Ю. С．皮沃瓦洛夫和А. И．富尔索夫从大众文化里，从对称的谚语“好沙皇—坏大臣” “德国人偷换了沙皇”“有过错的是犹太人”“国际在暗地里使坏”中看到了对俄罗斯历史的这种评价。“换一种说法就是：有那么一条正常的、好的道路，但就是怎么也走不通（实现不了）”。西方的（或者东方的）文明在所有情况下被视为样板，而俄罗斯文明却被看成它的对照物（或者是不完善样本的产物）。由此而来，俄罗斯文明的理论本身就暴露出混合主义和转向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正是被俄罗斯文化的理论家们添加上去的。
这样一来，“不够文明”的性质可能就不是俄罗斯的属性，而是探讨俄罗斯的研究工作者的属性了，或者起码是他们理论的属性了。这样提出问题的是哲学家В. Ф．沙波瓦洛夫。他指出，有关俄罗斯文明的理论产生于20世纪结构主义（对立的-结构性的方法）萌芽出现之际，产生于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和在革命面前抱有灾难性的处世态度的条件下，并且是在侨居地诞生的。由此而来的是有关俄罗斯文化的二律背反概念、关于俄罗斯内部的分裂性和俄罗斯历史的灾难性。而实际上结构主义并不是如同我们的历史学家所强加于它的那样热衷于解释（任何）现象的因果关系。双重反对立场的强度可以证明这种文化广泛的可能性。在复杂的认知环境里，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像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一样，揭露出可疑的东西。在В. Ф．沙波瓦洛夫看来，他们要揭露的目的是，证明我们“没有做好把自己的国家当成完全 ‘正常’的国家，即在世界共同体里占有应有位置的国家”。这样的目的不能作为剥夺俄罗斯文明本性的理由。
最深刻地表达上述观点的是研究俄罗斯文明和“第三世界”国家文明问题的学者Е. Б．拉什科夫斯基。他在承认俄罗斯具有“文明的不定型性”和“跨文明的大陆性海洋”的性质的同时，并不拒绝把它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的文明整体去加以研究。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禁止的不是“俄罗斯文明”的概念，而是对这个概念的教条式的解释。Е. Б．拉什科夫斯基在接受《社会科学与当代》杂志采访时强调：
俄罗斯很明显并没有进入当今流行的文明分级分类的“已夯实的机器”中。一旦要开始研究俄罗斯文明，必须平心静气地注意到一个情况，即俄罗斯的历史是建立在与众不同的见解上的，因而在许多方面是与教条不相容的……文明的不定型性并不表明俄罗斯文明的发展有什么令人遗憾的反常，而是指它的与众不同的组成文明的特征。应当在这些与众不同的见解里寻找俄罗斯内容丰富的结构性的特色的根源。
为论证上述立场，一方面，必须承认文明理论不过是用启发式的、有条件地按惯例的方式来象征性地描述文化在制度上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表现；另一方面，重要的是在全世界的“调整多样文化”、发展在不同文化间的对话进程中提出意识到“俄罗斯命运的内在统一性”的任务。从这样的角度来研究俄罗斯文明就是分析和综合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国内外历史前提。
这种角度使有关俄罗斯是否存在特别的文明地位的问题得到了缓解。文明在这里就是一个符号，标志着有人以自我意识到社会法规的至上形式的万能性自居。正是由于文明方案建立在研究人员现实存在的文明自我意识之上，进而对某个国家的历史事实形成了那样的成见（个性化的认识），因而这种文明的自我认识就使研究人员有可能把那些历史事实当成地域文明的历史事实来讲述。要知道，历史学家只不过是一个联系自己对当前的评价和对未来的希望，并运用一定的透视法则来看待过去的人罢了。历史学家从过去仅仅是挑拣出那些可以有助于他能更准确地证明自己和现时一致的东西。正像英国历史学家Р. Дж．科林伍德所写的：历史学的目的是“让历史学家对自身的精神拥有自我认识，让这种自我认识活跃起来，让自身的精神在现时重新感受过去的经验”。
规范的“文明登记表”（俄罗斯文明也不可改变地列入其中）是在19世纪至20世纪头30年形成的，当时的环境是帝国思想体系的危机刚刚开始出现，还没有引起对俄罗斯整体的存在前景产生怀疑。相反，在其他帝国（不列颠帝国、日耳曼帝国、奥匈帝国）出现危机的背景下，在俄罗斯，即使算上发生的几次革命在内，其也显现了国家稳定性的堡垒风范，成为帝国再生能力的榜样。要知道有关地方文明和地域性文明之自我意识的理论是在德国和在俄罗斯形成的，这些理论的形成与帝国的自负或与其损失密切相关（Н. Я．达尼列夫斯基和О．施本格勒的著述里对此表达得最为鲜明）。
苏联的解体以及把俄罗斯的一部分分离出去的多次企图为发展文明理论建立了全新的条件：俄罗斯人关于俄罗斯文明的自我意识增强和在几个民族共和国内（北极圈内地区的“环北极圈的”文明和高加索的“山地的”文明）增进文明自我意识时期的重合。情况清楚了，俄罗斯现时正运行到文明自决阶段，在这里既可以“打造”出一体化的、联合的历史财富、历史神话和历史画面，也可以“打造”出孤立的、相互分离的历史财富、历史神话和历史画面。到了对不同的关于俄罗斯和在那里居住的各民族的地位的方案进行选择的时候了。它们之中那一个方案会取胜？要言中，不可能。因为，正如Ю. М．洛特曼所指出的，在遇到“两歧点”二者必择其一做出选择之时，因果关系和概率机制就完全被排除了：“选择未来是靠偶然性实现的。”然而，参与这个竞赛是可以的和必需的。
然而，有可能胜出的只有具备现实意义的、植根于社会意识中并以某种历史传统为支持的文明方案。因此，寻找俄罗斯文明方案的非强制性的、有机的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就十分重要了。
意识到这些，文化学专家、东方学学者Б. С．叶拉索夫在分析俄罗斯社会文化进程的复杂性时希望能做到在不失去共同前景的同时，标明本国所固有的文明特征。依照他的意见，俄罗斯文明的不成熟性很明显。它同西方和东方的伟大文明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一体化程度和不同文化及次文化的等级价值的发育程度不够。这决定了国家（或帝国）在保障俄罗斯的统一和发挥职能的可靠性方面的主导作用。这方面，我们国家与其说是输给了西方，不如说是输给了东方的传统文明，这些传统文明的完整性基于高水平的社会文化根基的结构形成。在俄罗斯，国家似乎是以某种文明的“替代物”出现的，以弥补质量不够合格的社会文化机构的缺陷。然而俄罗斯不够发达的重大传统并没有妨碍这位文化学专家寻找和在不同的领域找到体现一体化价值的生动活泼的萌芽，其中包括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萌芽。
沿着这条路走（指研究探索之路——译者注）的还有另一些研究工作者，诸如А. П．达维多夫、И. В．孔达科夫、И. В．约诺夫，他们希望在从俄罗斯文明史里在找到分裂性和非系统性的同时，也能找到体现俄罗斯文明史的文明规划性和文化综合性的例证。他们是透过国内诸多民族的古代民族文化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由不同的宗教世界观和思想体系形成的不同类型的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看到上述文明规划性和综合性的，也从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中，从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的宗教的、哲学的、文学的和艺术的探索中看到俄罗斯文明史的规划性和综合性质。
拉丁美洲人（这里指的是研究拉丁美洲的学者——译者注）开始运用历史比较法来较深入地研究俄罗斯文明的特点。他们觉得俄罗斯文化的价值体系很像拉丁美洲文化的特点，后者也是富于矛盾且在相当的程度上同现代化相对立的。С. И．谢苗诺夫提出了“边际文明”（“пограничныекультуры”）的概念作为特别等级的现象，不同于经典的文明，既不同于西方的也不同于东方的各种经典文明。它们在边境形成，在几种经典文明的夹缝中形成，以不同的组合形式包容了各种成分（其中有相互间距很大的）和就起源而言互不相同的各种文明。这些成分通过共生和综合联结成新的组合体。按照他的看法，和东欧一起列入边际文明的有像巴尔干和伊比利亚半岛这样的欧洲地区，还有拉丁美洲。这是年轻的文明发展的地带，而组成这些文明的不同文化的价值尚未发展到其完整一致的状态。
所有这些为把俄罗斯文明的特色不是作为它的个性特征，而是作为属于某种等级的现象形式来研究，提供了可能。Я. Г．舍米亚金在这方面广泛地展开了研究。他把俄罗斯文明同拉丁美洲文明作为全球规模的边际文明进行了比较：比较它们对周围环境的态度，比较它们对空间和时间的看法，比较它们对意识和存在二律背反作用的认识，比较它们对待在经典文明看来是关键的范畴“限度”的看法，比较它们在原住民的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价值取向相互作用的方法，比较它们对待保守思想和现代化价值的认识，比较它们拥有的在创造性个人方面的不同类型。
Я. Г．舍米亚金得以证明一个观点，即尽管在不同的文明成分相互作用的方式上共生胜过综合，但是可以把拉丁美洲文明视同一个整体，对俄罗斯文明来说，也是如此；这两个文明，的确，在固有的结构性的混合主义程度上比较，是不同的。20世纪西方对这两个文明加大了压力，也没有导致它们失去自己文明的特色。这些文明的共同特点是获取新的巨大的空间，仿佛它们能起到压倒历史时间的作用。这些文明的任务是在极其异常的环境下生存，在混乱的边缘保持平衡，并在那种平衡的环境中保存本文化的基础。经典的文明虽然也有类似的经验，但仅局限于危机时期。与此相适应的是一种生活在存在主义尽头的边缘，且经受周期性的死亡和随后的复活的传统。
边际文明的现实就是文明的多样性的不同类型在几个世纪矛盾地共同生存。统一不是它们生存的起始条件，而是代表不同传统的文化精英投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的结果。因此它们的共同特性是“对话注定不可避免”。与此同时，它们有着经典文明所缺乏的特性，经典文明早已一次性地提出了自己万能的方案，而边际文明则可能表现出新型的博学多才。虽然这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在文明的边际多次重复的这类尝试说明，这种可能性有可能实现。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И. В．约诺夫，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