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碑——代前言
我用你自己的文章
为你竖立了一座纪念碑；
它虽然并不富丽堂皇，
也不高冲云霄。
但它的朴实与坚固
却反映了你丰富的人生，
纯洁的心灵和永远欢欣的微笑。
受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的名诗《纪念碑》的启示，我想为特金编一本文集，希望用她自己写作和翻译的文章为她竖立一座纪念碑。后来发现，这实际上也是完成了她本人的遗愿。因为她曾在2015年3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年想出一本自己著作的文集。专业工作干了一辈子，也算是有著作；论文、文章加起来50篇不止吧？当然得挑一挑。”可惜这个想法，特金当时没有跟我说，她虽做了些准备，但是做得不多。结果我这次花了很多工夫找她的文章和有关资料，也还是没有找全。
一
关于特金的出生和童年生活，为保证准确起见，都摘自她的自传，可能文字上因此不够生动。她在自传中写道，她于1935年在广州出生，“1935～1941年，当时父母已参加革命。（他们）1935～1937年在广州搞地下工作。爸爸这段时期里在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读书，一边读书一边搞地下工作。妈妈在广州大学读书，生活苦。”“七七事变已爆发——环境又艰苦，爸爸妈妈被调到香港去搞地下工作。” “1937年全家迁往香港”,“1940年爸爸被调到菲律宾去”, “1941年底妈妈被调往菲律宾，我和她一起去”。
“1941～1947年，在菲律宾，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期，我随父母参加由党领导的华侨游击队”。
“1947～1949年，我（先）随妈妈回到香港”。在香港，特金先后在香岛中学和培侨中学读初中。
二
1949年7月底，特金随母亲到北京。此时，父母早几年已离婚，父亲留在广州工作。
在北京，特金先后在华北中学和师大女附中（1951年夏两校合并）就读。这时期认识的贺多芬、高慧英、于培筠三人成为她一生的好友。特金离世后，她们三人曾联名写了挽词，对特金表达了发自内心的哀悼。挽词反映了她们心目中的特金形象，也非常恰当地说明了特金一生的为人，可作为这段的总结。
她们写道：
记得曾是一群天真的嘻嘻哈哈的傻姑娘，而里面最快乐、最活泼、最不可或缺的就是你……
少年时无邪的伙伴，后来一生一世的至交好友，你永远是快乐的。忧愁、悲哀、痛苦，这些词和你联系不到一起。有你在，即使不在身边，只要想起你，就觉得这个世界是快乐的……所以，怎么也不能相信你会第一个离开我们大家。你的离去，使我们觉得我们的天空骤然坍塌了一角。
美丽、单纯，是你灵魂的写照。邪恶和你无缘。你竟能带着这些品质穿越过这个动乱和污浊的世纪的时空，依然天真如往昔，单纯如孩童。你的灵魂是一颗真正的钻石，不易受到污染和损坏，你本应就是上天的仙女吧？你是属于天堂的。
现在你正在走向天堂。你从来是快乐的，所以我们不应用眼泪为你送别。今天，外面很反常地阴雨绵绵，也许，路途有点困难吧？不要紧的，我们的爱会一路陪伴你。
暂别了，特金，走好！”
三
1954～1959年，特金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今圣彼得堡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时获优秀文凭，并被教育部定为我们年级14个中国留学生中可以留校继续读研究生的两人之一。只是文科与理工科不同，理工科学生可立即留下继续读研究生，文科学生则要先回国在某工作单位实习（即工作）两年后才可再出国去苏联继续研究生学业。因此，特金就被先分到南开大学工作，后因中苏关系破裂，继续读研的事告吹。她也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组（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前身）工作。
四
在苏联学习时特金是十分用功的。其实我们在圣彼得堡大学1954级历史系的中国留学生都是这样的。每天除上课外，就是在阅览室看书，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特金五年所有的考试成绩，只有两门是4分（应是心理学和哲学史），其余的都是5分。她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二战前日本向菲律宾的渗透”，这显然与她在菲律宾待过的经历有关。指导老师很赞同，然而，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和东方学系没有一位老师是研究菲律宾史的，最后只好请莫斯科的一位专家来指导，结果，毕业论文得到很高的评价。
五
特金高中是在北京读的，学的是俄语，和我在上海读高中学英语的比，她的俄语水平要高很多。1952年底进北京俄语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读一年俄语前，学员们先要进行一次俄语考试，然后按俄语测试水平分班。特金分在34班，是高级班。当然，即使这样，在到苏联后跟苏联一年级同学一起听课时，依然很困难，因为一年级上的课是原始社会史、考古学等，都是很新的内容，不容易懂。特金大约用了半年时间过了听课关，比我好多了，我花了足足一年的时间才过了听课关。
外语的学习是没有止境的。特金很注重与俄罗斯人交流，不断巩固和提高自己的俄语水平。她交了几位很好的苏联同学，像伊拉·奥列金娜成了她一生的好友，一直保持联系。她时常想念她的苏联好友，如2014年7月21日，她在日记中写道：“看到廖尼亚（伊拉的丈夫）6月份发来的电邮，伊拉身体很不好，心中很沉重。”6月4日的日记里又说：“此生因有六年的时光（指五年留学和一年访问——笔者注）在俄罗斯度过，所以很牵挂那里的同学和朋友。今天想起加利娅·格里高里耶娃，她一直独居，现在不知怎样了，身体可好？”
六
1958年7月初至9月初，特金与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1959届、1960届两届的其他中国留学生一起参加了列宁格勒大学各系苏联学生组成的劳动大军，远赴哈萨克（今哈萨克斯坦）垦荒地收割小麦。应该强调的是，特金是1959届历史系中国留学生中参加垦荒地劳动的唯一女同学。她在一篇记述当年垦荒劳动的文章中写道：“我们的工作是站在康拜因机（联合收割机）上，协助康拜因机手处理割下来的已脱粒的麦垛。”看起来，工作并不太累，但是，第一，干活的时间长；第二，生活条件太差。荒地的居民很少，女同学都住在火车厢里，大家喝的是去年下雪时储存下来的雪水，很不卫生，所以不少人常拉肚子。2个月后，中国留学生回校前，农场给大家按劳动日发了工资，大家决定把这笔钱通过使馆寄回祖国支援国防建设。
七
留苏五年里，尤其在头两年，特金利用假期去过苏联许多地方，如伏尔加河、乌克兰、黑海、高加索等地。这不仅增加了她的知识和见闻，而且有助于她俄语水平的提高。
八
1962年2月，特金从南开大学正式调入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农村劳动或搞“四清”。后来又赶上“文革”，真正搞业务的时间很少，这一时期也没有评过职称。直到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被评为助理研究员。之后，特金只要有时间就坚持做研究工作，成果不断。1985年被评为副研究员，1991年被评为研究员。1993年获政府特殊津贴。
九
1990年，特金获北京市归国侨联联合会颁发的“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三十年”荣誉证书。
十
关于专业，特金一直是研究欧美史的，主攻西欧近现代史。“文革”中有一段时间，全国搞“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在20世纪70年代时，就有工人入驻社科院，后来社科院研究人员分组去工厂与工人师傅一起写作。当时工人师傅与特金这组一起写作的题目是“国际工人运动史”。特金是代表研究所一方的负责人。“文革”结束后，研究所的新领导来后，还是要特金继续负责这个专题。这样，特金就只能把西欧史与国际工人运动史结合起来研究，她的编制就到了苏联东欧史研究室。
十一
特金在职时和退休后，经常为来访的俄罗斯外宾当翻译，还常常陪他们外出去别的城市。有时为参加会议的外宾做翻译，有时上、下午都要为不同的学者做翻译，是相当辛苦的。
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所所长丘巴里扬院士的访问。特金先在我们研究所为他的报告做翻译，后来又陪他去四川多地演讲当翻译。在这期间，丘巴里扬院士向特金讲述了二战时苏军残杀波兰军人的卡廷事件。2013年5月23日，丘巴里扬院士对特金说，他们研究所的一位女学者在查档案时偶然发现了卡廷事件的档案，立即向他报告，他也立即亲自向莫斯科的有关领导报告。据他说，莫斯科决定不隐瞒此事，很快通报了波兰方面。
十二
退休后，特金除了研究工作外，也做了许多书面翻译，其中不少已经发表。她多次在日记中谈到这事，如在2014年5月8日写道：“翻译进展顺利。我觉得自己的译文既准确，又流畅。确实，这是我一直以来进行翻译的感受。”她在翻译难度较大的史学理论的论文时也有感受。2014年7月23日，特金写道：“这几天翻译约诺夫写的史学理论文章，挺长，比翻一般的历史类文章难得多，但还能胜任，所以心里有点高兴。”
十三
1990年9月至1991年6月，特金以我国教育部高访学者的身份出访苏联，接受单位是列宁格勒大学，但她也常去莫斯科大学，因为要查档案资料和访问苏联学者。
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两地，她共访问了18位学者，其中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史专家菲尔索夫谈了4次，在列宁格勒与切尔尼佐夫斯基谈了3次。在列宁格勒，她还去列宁格勒大学教师进修学院听课7次。在莫斯科则参加了一次纪念巴黎公社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以“中国对巴黎公社史的研究”为题用俄文发了言。至于在两地到各个图书馆去查看有关资料就更不计其数了。
特金对这次高访期间一心扑在学术专业活动上原也觉得应该，但对一件事感到遗憾。那是她在列宁格勒遇到20世纪50年代留学时的一位老同学，那位同学当时在沃罗尼兹某大学执教，他热情地邀请特金去沃罗尼兹访问。特金犹豫了许久最后没有去，感到很不应该。
十四
退休后，特金的身体不是太好，主要是心脏病，早在退休前已经有症状。说起病的起因还有一件怪事。大约在80年代末，特金有时会感到心脏不舒服，如心律不齐，但是每次去医院问大夫是不是心脏病，都说不是，不能确诊。直到有一天，她在家接到一个恐吓电话，电话中那人说要杀害我们，她受到了惊吓。我立即去派出所报了警，此事自然没有下文。但是特金此后心脏不舒服去医院，大夫开始诊断是心脏病。当然，从学理上讲，心脏病不可能是惊吓引起的，它是病理原因决定的。这只能是巧合。
退休后，特金继续工作，心脏病时有发作，安了两个支架，做了多次冠状动脉血管造影，第三个支架已无法再安。心脏病自然影响特金的工作，但她始终坚持着。在2014年2月19日的日记中，她依然写道：“虽然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大好，但做些业务工作还是应该的。”同年11月7日又在日记中说：“我自己快年届八十，但仍然心系专业工作，也还可以称得上 ‘耳聪目明’吧。”
十五
退休后特金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局组织的老教授合唱团，她还受命组织了外文歌小组。2015年之前，她身体比较好，几乎每周都会去参加合唱团的活动，有时还随团参加演出，这使她业余生活丰富了不少。
十六
2015年5月10日，特金在日记中写道：“昨天看了三遍电视转播，莫斯科红场的二战胜利70周年军演，仪仗队、游行队伍真整齐、雄壮……红场的布置也十分壮观，特别是用了祖国进行曲伴奏，正是我们离退休合唱团外文歌小组学过的歌曲，感到十分亲切。”
十七
退休后不久，特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局申请了一个研究课题“共产国际新论”。她列了一个提纲，除序言、后记外，共有十二章。当时，共产国际的档案还没有公开，她在1990～1991年那次访苏时收集了不少资料，此外丘巴里扬所长还送给他们研究所编辑出版的有关共产国际的几本资料集。总之，资料收集了不少。
据我现在找到的论文看，特金共完成了九篇有关共产国际的论文，基本没有发表过。其中有一篇是她在2015年翻译的，有两篇是她在20世纪90年代请莫斯科一位苏联专家雅希莫维奇写的。她自己写了六篇完全达到发表水平的论文，至于部分草稿、资料汇编、提纲或摘录就不计在内了。
到后来，特金没有全力放在这个课题的完成上，一方面是由于有别的任务（如苏联解体研究或翻译任务，包括译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著作《关键的十年》等）；另一方面也与她身体欠佳有关。由于当时的课题资助只限于成果完成后供出版用的，因此特金实际上并没有动用申请到的课题费。
特金曾经表示，共产国际这个课题必须抽时间写完尚未完成的几章，才能结项出书。这也表明了她对待研究工作的严谨态度，正如她在1998年3月20日的日记中写的，“学了历史这门学科，写文章，发言字字句句都要求自己有出处，这已成了一种职业病”。
十八
特金一生待人接物十分真诚，可谓光明磊落，肝胆相照。同样，她对待家人也是这样。
特金十分热爱她的父亲。父亲一直住在广州，不和她住在一起，更使她倍加思念，同时她也以父亲为榜样，吸取力量。如她在2015年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爸爸这一生不简单啊。17岁就从边远的农村千辛万苦地到了广州，边上学边卖文为生，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地下党，是提着脑袋过日子的啊！比起他们来，我们这一代人幸福得多了，做的事太少了。”
十九
特金的母亲住在北京，在中央联络部院内。特金也十分热爱她的母亲。她母亲很长寿，活到90多岁，不幸的是80多岁时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特金一直陪她去医院看病，后来发展到意识丧失，只能整天躺在床上，幸亏特金最后找到一位很好的、很可靠的保姆，将她母亲照料得很好。特金自己也总是每星期去看望一次母亲，不论是在职时，还是退休后；不论是自己有多忙，还是自己身体有点不舒服，都是如此。我也常常陪她去。
由于长期相处，特金与她母亲可谓心息相通。在她母亲后来意识完全丧失后，任谁和她母亲说话，她都没有丝毫反应。但我亲眼看见，有一两次特金伏在她母亲身上，用广东话亲切地呼唤：“妈妈，听得见吗？我是阿B。”阿B是特金的乳名，取自baby。这两次她母亲居然都有所反应。
下面摘几段特金1998年的日记。这一年她母亲已卧床，但还未完全丧失意识。1月7日，特金写道：“昨天倪静云保姆休息，我回中联部待了一天。”2月15日写道：今天启能去香港，“送走他后，我回家稍加整理就去了中联部”。2月22日写道：“今天保姆休息，我一早起来……便急忙起来漱洗完毕吃早饭，烧开水，打的到中联部门口已是9时10分。”3月18日又写道：“今天抽了半天时间回了趟中联部，付给倪阿姨菜金，发2月份的工资，同时也是带治眼疾的 ‘障眼明’回去给母亲。半天之内办完这几件事，看到母亲精神比前一阵子要好些。”6月8日补记上周活动，其中说：“周四白天返中联部看妈妈。”7月19日又写道：“去复兴医院医务处为妈妈办理就近医疗手续。”
二十
特金不仅对自己的父母十分热爱，而且对同事朋友也都是真诚相待。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苏俄，她都有多位一生保持深厚友谊的挚友。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的生活是丰富幸福的。
此外，特金对家人，特别是对年幼的孙辈更是充满关切与爱护。大孙女是兔年（2011）出生的，特金叫她兔宝宝，十分喜欢这个小宝贝，看着她从小慢慢长大。特金在2013年2月5日的日记里写道：兔宝宝“和一个月前相比，真是突飞猛进，跑动自如，大人对她讲的话，她都能明白，还能做出回应。虽是不到一岁半的小小年纪，还算得上是很懂道理，不无理取闹。是个好孩子”。在2014年3月7日的日记里写道，兔宝宝随她母亲去四川参加她母亲同学的婚礼，兔宝宝“当小花童。我们看了微信，她很称职”。
对马年（2014）出生的小孙女，特金叫她“小老二”，也是十分喜欢。特金在2014年12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小老二’才六七个月，已经会定睛注视着你，目光随你而转动。你和她打招呼，她会开心地笑出声来。”在2015年3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最大的亮点是和 ‘小老二’玩得很开心。这小家伙见了我们（也许她见了谁都这样）就憨憨地笑着，一双眼睛定定地含笑看着你；你跟她逗着说话时她也看着你，好像听懂了似的。在跳玩具圈时边跳边笑，模样煞是可爱。这孩子长大后准是个绝色美女，性格又好。”
二十一
如果本文开始时是受到普希金名诗《纪念碑》的启发，那么结束时就想借用苏联诗人西蒙诺夫在二战时流行的长诗《等着我吧！》来收尾。
我要对特金发自内心地说：
等着我吧，
我会来的！
2016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