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经济不平等影响机制的理论回顾

针对一般性财产积累的理论和模型，经济学领域有大量的研究，归结起来，是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的、对影响因素的一般性探讨，涉及人一生中的储蓄、消费行为变化轨迹。这个过程中强调了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这类理论具有通用性和普适性。

然而，中国的财富积累有着特殊的背景，使得深受体制性因素影响的这一代经历了不同于一般家庭的财富积累轨迹，所以在对其影响因素的探讨方面也需要跳出已有的模式，结合实际背景讨论。目前，很少有理论专门探讨中国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机制，但有理论和大量的实证研究讨论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经济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变化，而最常用的变量就是收入。财富作为另外一个代表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Henretta and Campbell, 1978; Campbell and Henretta, 1980），影响着社会分层（Xie and Jin, 2015）。已有的相关理论无疑为本研究探讨财富提供了理论基础和重要启示。

最后一类理论是专门针对中国私人财产积累历史提出的“混合途径”理论，阐述了中国特殊背景下不同的财富积累途径（Xie and Jin, 2015）。以下将分别阐述这三类理论的具体内容，在此基础上，总结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2.4.1 财富积累的一般理论

最经典的财富积累理论是由Modigliani和Brumberg（1954）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论，前文在回顾年龄与财富的关系时已经详细阐述，这里不再赘述。需要补充的是，财富积累的生命周期事实上是与家庭生命周期重合的，家庭生命周期以家庭为分析单位更符合财富的积累轨迹。家庭生命周期包括以下几个阶段：通过结婚形成家庭、家庭扩展（第一个孩子出生）、家庭稳定（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家庭收缩（第一个孩子离开）、空巢（最后一个孩子离开家庭）、解体（配偶死亡）（杜鹏，1990）。在整个家庭的生命周期过程中，各个阶段与都与财富积累息息相关。结婚是一个新家庭积累财富的开始；家中孩子的出生会促使父母为孩子未来教育储蓄，家庭财富水平提高；当孩子进入大学学习阶段，家庭则会有大笔的教育支出，家庭财富水平降低；接着，孩子结婚成家，给孩子直接的财富转移进一步降低了家庭自身的财富水平；最后，到了老年空巢阶段，基本上处于单纯的消费支出阶段，财富水平下降。

根据财富积累的生命周期理论，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又是以下几个重要的因素在影响着财富水平，即收入、消费和储蓄（Hao, 2007）。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距就是储蓄或者负债。

一般意义上，财富积累主要依赖于收入。而代表人力资本的因素——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带来收入的增加。在对收入的影响上，教育成为劳动力市场结果的最重要分层因素（Hao, 2007）。比如在美国，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人的工资在上升，而高中毕业生的工资停滞不前，高中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的工资却在下降（Bernhardt et al. , 2001）。除了这种垂直的教育差异会导致财富水平的差异外，水平的教育差异也会导致家庭起始财富水平的不同（Hao, 2007），比如数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医学和生命科学、健康等领域人才的缺乏使得这些专业的毕业生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Grogger and Eide, 1995）。随着技术的快速进步和革新，教育在收入分层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家庭的消费支出行为也随着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家庭支出包括基本的衣食住行支出、医疗支出、娱乐支出、社会交际支出（或人情往来支出）、教育支出等（Hao, 2007）。在不同的阶段，家庭的支出项目和支出结构是不同的。支出行为不仅影响到家庭的财富积累，也会影响到下一代未来的财富积累，比如家庭在小孩教育方面的投入会影响下一代未来积累财富的能力。

还有一个因素是储蓄，人们的储蓄动机在不同生命阶段是不同的，但自始至终有一个重要的储蓄动机——预防性储蓄，预防性储蓄主要是为了防止经济不稳定带来的收入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可能会由失业、转业、工资下降等造成（Hao, 2007）。家庭也会为孩子教育、可能的医疗需求、养老需求等储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1983年）显示，家庭储蓄中，43%为应急储蓄，29%为家庭成员未来的消费或者购买耐用消费品，15%为养老储蓄，7%为投资（Avery and Kennickell, 1989）。

2.4.2 市场转型背景下影响机制变化理论

关于政治体制、经济变革与社会分层的关系是社会学领域长期在探索和讨论的重要问题。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引入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再分配体制，自此开始，中国的社会变化为国内外社会分层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数据资源库，众多研究者从理论到实证探究市场改革对社会权力分配和个体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Nee, 1989, 1991, 1996; Nee and Cao, 2005; Bian, 2002; Walder, 1992; Bian and Logan, 1996; Xie and Hannum，1996; Hauser and Xie, 2005; Song and Xie, 2014; Walder and He, 2014）。已有研究为本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目前，针对市场经济改革中制度和市场本身的作用，有三大理论（或者观点），最有名的是Nee提出的市场转型系列理论（Nee, 1989, 1991, 1996），站在市场转型理论对面的则是以国家为中心（State-centered）的权力转化理论（Power Conversion），该理论认为政治权力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仍然持续起着重要作用（Rona-Tas, 1994; Oi, 1989, 1990）。随后又有学者提出政治-市场共同转化理论（Zhou, 2000）。

（1）市场转型理论

市场转型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市场变革将再分配转到市场，直接从中受益的是直接的生产者而非改革前的再分配者（Nee, 1989）。市场变革为生产者提供了一种激励机制，促进市场的发展，为创办企业的人提供了另外一条社会流动的途径（Nee, 1989）。市场转型理论有三个基本的立论观点。①市场权力论，如果剩余价值不再被再分配部门垄断，而是通过市场交换进行分配，那么市场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生产者直接获益。②市场激励论，市场激励机制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提高个体效率，比如，代表人力资本的教育回报率提高。③市场机会论，市场改革带来了新的以市场为中心的机会结构，提供了新的社会流动的途径，比如开办私营企业。

社会主义经济下从政府再分配到市场交换的转变，改变了资源分配模式和社会分层秩序，同时也改变了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决定性因素以及资源和优势的根本来源（Nee, 1989）。随着控制资源的权力由政府逐渐转向市场，控制市场的人而非传统的再分配者获益最多（Nee, 1989, 1991, 1996; Nee and Lian, 1994）。传统的代表权力的要素，如党员身份和干部身份，随着市场改革其优势会减弱，而代表人力资本和效率的要素，如教育，其重要性和优势会在市场改革中凸显出来。与干部相比，企业家、经理、专业技术人员会经历工资的更快速增长，即使再分配权力掌握者仍然具有优势，但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其优势会逐渐下降。市场的商品化程度对收入流动和体制性资源优势的减弱具有显著的影响（Nee and Liedka, 1997）。

Nee利用中国改革初期农村的数据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基本验证了理论提出的一些假设，比如在沿海省份，生产者和企业家比当地的管理者获得了更大的收入优势（Nee, 1996）。教育的回报率在上海、广州这样的市场化城市中优势逐渐体现出来。商品市场越发达，人力资本的回报率越高（Nee and Matthews, 1995, 1996）。

市场转型理论又是如何分析不平等的呢？Nee（1991）进一步拓展市场转型理论，用实证数据分析了市场改革背景下中国的变化。市场改革刺激了经济发展，而穷人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更多。从农村的实证案例来看，从市场改革中最先获益的就是直接生产者——农民以及在市场经济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贫穷家庭的收入明显上升，因此，与“倒U形”曲线预测的不同，改革初期，中国的内部差异程度只是略微上升。一段时间后，由于市场的引入降低了直接生产者和再分配者之间的不平等，整体收入差距实际上下降了（Nee and Matthews, 1996）。不过，收入差距的下降是暂时的，当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和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差异会使收入的异质性增强，收入差距扩大（Nee and Matthews, 1996）。从长远角度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加深不平等程度（Hsiung and Putterman, 1989; Rozelle, 1994; RonaTas, 1994; Bian and Logan, 1996; Nee and Liedka, 1995）。

（2）以国家为中心（State-centered）的权力转化理论（Power Conversion）

不同于市场转型理论，以国家为中心的权力转化理论始终强调体制在经济分配中的重要作用。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是从底层单位到高层的分配中心然后再回到底层的分配方式（Polanyi, 1944）。这种分配方式不同于市场经济中买家和卖家的直接交换，计划经济中体制内的管理者会参与资源的分配与交换。在市场经济变革中，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学派强调管理者精英在这个过程中权力的持续（Oi, 1989; Rona-Tas, 1994），管理精英们的优势并没有被削弱（Oi, 1989, 1990, 1992），能够从经济改革中获取更多的资源（Rona-Tas, 1994）。

Logan和Bian（1993）、Bian和Logan（1996）分析城市数据发现，收入的决定性因素中，改革前就具有优势的资源持续有效，党员身份和具有分配权力的工人在收入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工作单位性质的影响持续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变量甚至变得更重要了。这些变量的直接影响显示了权力的持续而并非转化，显然，再分配权力概念不应该被摒弃（Bian and Logan, 1996）。

Zhou（2000）提出了界于市场转型理论和权力持续论之间的政治-市场共同转化理论（co-evolution of politics and markets）。一方面，市场因素的作用在增强，但与此同时制度优势也在持续。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传统制度因素的作用仍然在持续。但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兴起和深入发展，市场经济所重视的效率因素，比如教育所起的作用也在逐渐增强。因此，这是一个混合的过程，这一时期其实是在经历着市场和制度的双重变迁（Parish and Michelson, 1996; Zhou, 2000）。市场体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增大的同时，原有制度因素也在市场环境下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以保证在新环境下的利益（Bian and Zhang, 2000）。

（3）财产获得的混合途径理论（Hybrid Process）

以上三类理论尽管都是在阐述市场改革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但都是以收入作为因变量。实际上，在财产差距越来越大和财产本身对家庭的功能越来越重要的背景下，财产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可能更大，财产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社会经济获得指标。那么，在市场经济变革中，哪些人积累了更多的财产？目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较少。谢宇、靳永爱在分析了中国目前的财产存量和分布的基础上，提出了“混合途径理论”，解释当前的中国家庭财产的积累途径（Xie and Jin, 2015）。

Xie和Jin（2015）将中国的不平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前，这个时期的不平等表现在对政府控制的资源和服务的获得上的不平等，由制度所决定的获取政府资源的能力在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至1998年的住房改革，这个时期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经济不平等先是下降随后快速上升，如何解释这个时期的经济不平等存在争论，有研究者认为此时社会经济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已经转变为市场效率因素，比如教育（Nee, 1989, 1991, 1996），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政治因素的影响持续存在（Rona-Tas, 1994;Bian and Logan, 1996; Walder, 2002）。第三个阶段是1998年住房改革后至今，在这一阶段，一小部分人积累了大量资产。住房的私有化使大量城市普通工薪家庭获得了一大笔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成为家庭经济地位的重要决定性因素。

在此基础上，Xie和Jin（2015）提出财产积累的两种机制：第一种机制是市场经济催生的私有资本积累，比如通过企业、房地产投资、股票等方式，一小部分人迅速富裕起来；第二种机制则是中产阶级的房产转化，经济改革前，城市中工人阶级的住房由国家统一安排，但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住房制度也开始变革，城市中在体制内工作的人以极低的价格从政府或工作单位购得现有住房，转变为私有财产（Walder and He, 2014）。2000年以来，房地产价格的迅速飙升使得城市中有住房产权的人从中获得了巨大收益。这两种机制相互结合，成为目前中国家庭财产积累的“混合途径”。

2.4.3 理论总结

以上理论均深入地解析了在市场变革中的中国，个体和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市场转型背景中社会分层秩序和机制是否发生了变化，制度性因素和市场性因素的作用是如何变化的。本研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深入分析中国家庭财产的影响机制和积累模式。

以上提到的三类理论可概括为图2-3。第一类理论贯穿全文，虽然不能基于市场转型理论分析某一年的财产数据，但对财产影响因素的讨论——市场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分别起多大作用是受市场转型理论的启发。第二类理论是财富积累的一般性理论，是选取变量的依据，同时以此为依据解释制度性因素是如何作用于家庭财产水平的。第三类理论更为具象，专门解释中国家庭财富积累的途径，以此理论为依据，用实证数据考察家庭财富积累的途径，是使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的依据。

此外，整个研究中另外一块比较重要的理论部门是代际社会地位传递理论，在第2章第3节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和总结，该理论应归为本研究的第四类理论（未在图2-3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