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

简介 镶嵌问题

社会关系如何影响行为与制度是社会理论中一个古老的问题。既然这类关系总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它不存在的情境只能经由人们的“思维实验”来加以描述，比如霍布斯（Hobbes）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或罗尔斯（John Rawls）的“原始情境”（Original Position）。多数的功利主义者，包括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都假设人的行为是理性而自利的，鲜少受到社会关系影响，因此也预设了一个和上述思维实验相去不远的情境。另一端的思想则强调“镶嵌问题”：行为和制度深深受到社会关系的限制，把它们视为相互独立的东西是极大的错误。

这篇文章就是在探讨镶嵌问题。镶嵌的观点长久以来就被多数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认同。他们认为人类经济行为在前市场经济的社会里确实是依赖社会网的，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这类行为已经变得比较独立了。这类观点视经济为现代社会中逐渐分离并分化的领域，经济交易逐渐取决于个人基于自利的理性算计，而不再与社会及亲属责任有关。他们有时甚至还强调传统也反向而行，不但经济生活不受社会关系的制约，反而是社会关系反映了市场力量。镶嵌的观点向来为人类学的“实质论学派”所主张，尤其是波兰尼（Karl Ploanyi, 1944; Polanyi, Arensberg and Pearson, 1957），这种观点也与历史学与政治学中的“道德经济”相仿佛，马克思的思想也明显与之类似。

经济学家很少持上述看法，多数认为早期社会中存在的镶嵌问题在现代市场中相对不甚重要。亚当·斯密即持此论：“人性中有一种以物易物或交易商品的倾向”（Smith, 1776/1979，第一卷第二章），他同时假设劳动力是产品的唯一要素，所以劳动力成本决定交易价格——这是古典交易理论的主张（Smith, 1776/1979，第一卷第六章）。自1920年以降，一些人类学家也采取了与经济学家相同的看法。这些所谓的“形式论”者认为：即使在部落社会，经济行为仍然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因此新古典经济分析依然有效（Schnei-der, 1974）。这个论点近来有了新的发展，一群经济学家以及他们在史学和政治学的同道发展出社会制度的经济分析——一般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主张不论在早期社会或现代社会，先前所说镶嵌在社会关系中的行为与制度，其实可以从理性与独立个人的自利动机中获得更深刻的理解（比如，North and Thomas, 1973; Williamson, 1975; Popkin, 1979）。

我的看法与上述两个学派都不相同。一方面，我以为经济行为的镶嵌程度在前市场经济中比“实质论”者想象的低一些，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没有那么剧烈的变化；但另一方面，我也不以为镶嵌现象如“形式主义”论者与经济学家所言的那么不值一提。在本文中，我不试图将问题局限于非市场社会之中。相反，我会以镶嵌问题的理论发展为文章主轴，并将以现代社会的问题作为切入点，来显示镶嵌观点的价值，也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哪些交易由市场负责，哪些交易则留在科层组织（hierarchy）之内？这个议题最早被威廉姆森提出，现在则以“市场抑或科层”的争论成为相关学界的研究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