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苏联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对外关系的发展
列宁和平共处政策的提出
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后，苏维埃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由战争过渡到和平的时期。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特点是，在国际帝国主义与苏维埃俄国之间出现了一种极不稳定的均势。它表现在：一方面，尽管国际帝国主义非常敌视苏维埃俄国，时刻想侵犯和扼杀它，但由于武装干涉的失败，以及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加深，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在对苏的政策上发生了分歧，这使帝国主义无力再向苏维埃俄国发动新的进攻，因而苏维埃俄国在国际上赢得了与资本主义列强并存的和平条件；另一方面，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虽在向前发展，但它并不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地前进。这就使得苏维埃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出现了可能和平共处的局面。
根据国际形势的新特点，1919年12月5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决议》，它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苏维埃俄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的政策。（注：《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2卷，莫斯科1957年版，第298页。）
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政策的理论，是根据列宁创立的新的社会主义革命论，即“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注：《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这就预计到全世界向社会主义过渡将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国际关系中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等不同制度国家并存的局面。
根据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每个国家的革命是由该国社会内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它主要依靠本国的革命力量。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5页。）。列宁也强调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因此，从社会主义国家本身来说，它必须实行和平政策，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
当然，帝国主义会力图扑灭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根据布列斯特和约与战胜外国武装干涉的经验，列宁强调，只要敢于斗争并善于利用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争取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支持，社会主义国家是能够把革命事业坚持下去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国家坚定地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一再向各交战国政府提出和平建议，但是帝国主义不愿接受，并发动了武装干涉。事实证明，实行和平共处的障碍不是苏维埃俄国，而是帝国主义。在粉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后，列宁分析了新的国际形势，总结了斗争的经验，他指出：“这是常有的事，你打痛了敌人，他就来讲和的。”（注：《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7页。）
列宁在接见外国记者的谈话中，进一步阐述了和平共处政策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基础。列宁表示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苏维埃国家“愿意在合理的条件下给予承租权，作为俄国从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取得技术帮助的一种手段”（注：同上书，第188页。）。苏维埃俄国愿意和一切国家发生事务上的往来并进行贸易，发展经济关系。列宁指出：“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同我们往来的道路”（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2页。）。这就是不同制度的国家可能和平共处的经济基础。列宁在谈到和平共处的政治基础时指出，必须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平等和保证绝对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它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原则，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部内容。而且对不同的国家必须区别对待，如首先可能与中小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对帝国主义大国也可能先发展贸易和经济关系，然后再发展政治关系。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在苏维埃国家的外交实践中，对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苏英贸易协定
苏维埃俄国在用极大的代价争得国内国际的和平环境之后，开始转入和平建设的历史新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是消除战争带来的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为此，苏维埃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全力争取同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关系，恢复和发展经济贸易联系，并为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铺平道路。
苏维埃俄国是一个资源大国，拥有十分丰富的原料，同时它也是一个巨大的销售市场，这对缺乏原料和市场的一些欧洲资本主义大国是有吸引力的。
英国是与苏维埃俄国建立贸易关系的第一个资本主义大国。一战后，英国经济一直在困难中挣扎，失业人数不断增长，从德国获得的赔偿，大都用于失业救济。1920—1921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对英国的打击特别沉重，工业生产下降46%，对外贸易下降1/2，致使以出口工业为主要支柱的整个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困难。这时，英国急需寻求广阔的市场。从历史上看，英俄有着传统的贸易关系。一战前，英国所需木材的50%、小麦的20%，都来自俄国，在英国的石油进口中，俄国的供应名列榜首。英国与俄国的贸易量几乎等于与印度的贸易量，可见，英俄贸易在英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战后国际经济贸易竞争日益尖锐的形势下，重新打开俄国市场，对英国缓和经济困难显得尤为重要。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及英国报刊都明确表示，要恢复世界经济，就必须利用俄国的原料，必须吸引俄国参加恢复世界经济的工作。英国许多工商业家也希望尽快恢复英俄之间的贸易关系。
苏英恢复贸易关系的谈判于1920年4月在伦敦举行。在谈判中，苏维埃俄国代表克拉辛要求完全取消封锁，相互建立商务代表处，停止支持波兰进行反苏战争。英国代表则要求苏维埃政府放弃“支持东方各国敌视英国的态度”，并承认沙皇政府的债务。
6月底，当红军向波兰军队反攻的时候，英国政府中断了谈判，借此向苏维埃俄国施加压力。10月，苏波停战协定签订后，苏英谈判恢复，并于1921年3月16日在伦敦签订了贸易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两国恢复贸易关系，互设商务代表处，商务代表享有外交特权；两国人民可以自由地返回各自的祖国；双方保证放弃任何反对另一方的敌对行动和宣传。英国政府承诺，对属于苏维埃俄国的黄金、财产和商品，决不采取任何扣留的行为。苏维埃俄国政府则声明，对曾向俄国提供商品或劳务的私人，准备给予相应的补偿，但是，这些问题要在缔结一般性和约时才能解决。
苏英贸易协定的签订，意味着英国政府事实上已经承认了苏维埃俄国。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3月23日正式宣布，英苏贸易协定是对苏维埃俄国事实上的承认，他说：“因为我们需要俄国，而俄国也需要我们。”（注：W.P.和Z.K.科特斯：《英苏关系史》，伦敦1945年版，第53页。）
苏俄与英国建立贸易关系，为与其他国家建立贸易关系开辟了道路，如同列宁所说，贸易协定打开了欧洲的窗户。这种情况立刻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影响到它们之间的竞争的加剧，影响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苏维埃俄国的态度。
苏英贸易协定的签订使德国感到非常不安。德国工业集团提心吊胆，生怕被挤出俄国市场。这时，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问题对德国来说特别迫切，因为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被剥夺了所有殖民地，它原有的市场大都被英、美、法、日等国占领了。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俄国这个广阔的市场，对德国来说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1921年5月6日，苏德两国通过谈判签订了关于恢复贸易关系的临时协定，还签署了关于交换战俘和被扣人员的补充协定。根据协定，苏维埃俄国商务代办处是俄国驻德国惟一合法的代表机关，即实质上为外交代表机构，这说明德国在法律上承认苏维埃俄国迈出了一大步。
接着，1921年末和1922年初，苏维埃俄国同资本主义各国签订了一系列的新协定。1921年12月26日，苏维埃俄国同意大利签订了贸易协定。1922年上半年，苏维埃俄国又同挪威、奥地利、瑞典、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临时贸易协定。
当时，苏维埃政府也愿意同美国和法国建立贸易关系，并不止一次地采取了积极的步骤，列宁在回答美国记者的问题时说：“请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我们是不会触犯他们的。我们甚至准备用黄金向他们购买用于运输和生产用的机器、工具及其他东西。而且不仅用黄金买，还要用原料买。”他还明确表示，在两国建立正常的商务和外交关系中，“我们这方面没有什么障碍”。（注：《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页。）但是，美国政府继续阻挠苏美关系的改善，坚持要以在苏维埃俄国恢复私有制，发还美国在俄国的企业、财产为谈判条件。法国也反对同苏维埃俄国恢复贸易关系，它坚持要苏维埃俄国偿还一切债务。
尽管少数资本主义大国仍不愿同苏维埃俄国缔结经济协定，但以苏英贸易协定为契机，苏维埃俄国的对外贸易关系有了较快的发展，仅在苏维埃俄国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的头一年，即1921年，就有14个国家同苏维埃俄国恢复了贸易关系，它标志着帝国主义对苏维埃俄国经济封锁的失败。
热那亚会议和《拉巴洛条约》
苏英贸易协定签订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同苏维埃俄国建立了贸易关系，但却不愿在外交上正式承认它。苏维埃政府为了进一步推进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于1921年10月28日向英、法、意、日、美五国政府发出照会，照会明确宣布：俄罗斯联邦政策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同各国进行经济合作”，外国资本家如能帮助开发俄国的自然资源，恢复其经济，苏维埃政府愿意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利润；在各大国承认苏维埃俄国、缔结全面和约并向它提供贷款的条件下，苏维埃政府愿意承认1914年以前沙皇政府所借的外债；建议召开国际会议讨论苏维埃俄国和其他国家的相互要求，以便缔结和约。
苏维埃政府的照会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与国际舆论的兴趣与关注，英国和意大利马上表示赞同召开国际会议，还向苏维埃政府索取建议的补充材料。它们认为扩大同苏维埃俄国的经济联系可以消除经济危机中的困难。德国也很积极，法国却不那么热心，但它怕失去俄国市场，所以在英国的推动下，法国才表示愿意参加即将召开的协约国最高委员会会议，讨论召开欧洲经济会议的问题。
1922年1月6日，协约国为了协调彼此的行动，在法国戛纳召开了最高委员会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英国的劳合·乔治、法国的白里安、意大利的波诺米、比利时的特尼斯和日本的石井，美国仅派观察员参加了会议，德国代表也应邀出席。
戛纳会议通过了准备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欧洲国家经济会议”的决议，并邀请苏维埃俄国和德国参加。戛纳决议提出：任何国家均不得将本国的所有制、国家经济生活和管理制度强加给别国；保证外国资本和利润不受侵犯；凡希望得到外国贷款的政府，应承担该国历届政府的债务，并要归还或赔偿被接管的外国财产；保证财政货币流通，以利贸易往来；放弃颠覆别国的宣传；各国保证不对邻国发动进攻。英法声称，苏维埃俄国只有全部接受上述条件，才能得到协约国的正式承认。
1月7日，意大利政府受协约国最高会议委托，通过苏维埃俄国驻罗马贸易代表团将一项决议通知莫斯科，决议写道：“意大利政府经与不列颠政府磋商，认为列宁先生如能亲自出席这次会议，将大大有助于解决振兴欧洲经济的问题。”（注：《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5卷，莫斯科1961年版，第48页。）
尽管戛纳决议带有附加条件，但苏维埃俄国第一次被邀请参加国际会议，表明西方国家已被迫接受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和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的事实。因此，苏维埃俄国政府决定接受邀请，并于1月8日发出表示愿意参加会议的复照，复文说：“即使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因工作繁忙，特别是因国内发生饥荒而不能离开俄国，但代表团的人选和它的职权范围，都将使代表团具有列宁亲自参加的那种威望。”（注：同上书，第47页。）
列宁十分重视热那亚会议，他领导了出席会议的全部准备工作，亲自为苏维埃俄国代表团制定了参加会议的方针和策略。他指出，为对抗资本主义阵线，各苏维埃共和国应该联合起来。2月2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俄罗斯、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布哈拉、格鲁吉亚、远东共和国、马克兰和花拉子模各苏维埃共和国全权代表会议。八个共和国代表签署了一项议定书，责成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在热那亚会议上维护它们的利益，有权代表它们缔结或签订会议上可能达成的一切协议。
苏维埃俄国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打破资本主义阵线。为此，列宁要求代表团充分利用与会者中间的各种矛盾，特别是战胜国与战败国、协约国中的大国与小国、好战派与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矛盾。在会上，既要抵制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又要充分注意到各国人民对普遍和平的强烈愿望。因此，列宁建议，要在会议上阐明最广泛的热爱和平的纲领，支持和平主义者。
苏维埃俄国代表团到热那亚去的目的是：扩大贸易，为最广泛最顺利地发展贸易创造有利条件。列宁指出：“我们不是以共产党人的身分，而是以商人的身分去热那亚的”（注：《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我们与资本主义国家有通商做生意的绝对必要。我们要在会议里，研究哪些交易买卖具有最公平、最有利的条件。我们希望做有利于我们的生意，资产阶级希望做有利于他们的生意，“至于斗争将怎样展开，这就要看我们外交家的艺术了”（注：同上。）。列宁在最冷静最谨慎地估计热那亚会议所具有的各种可能性后说，如果在会上达不到目的，“那就在会外达到这一点”。列宁为代表团制定的方针和策略充分体现了苏维埃外交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3月底，苏维埃俄国代表团在赴热那亚途中来到里加，同拉脱维亚、波兰和爱沙尼亚在里加举行了会谈，商定了在热那亚会议上有关东欧问题采取一致行动，这就打击了法国妄图拉拢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建立反苏联盟的计划。4月初，苏维埃俄国代表团抵达柏林，又同德国总理维尔特和外长拉特瑙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双方相互保证在热那亚会议上保持密切的接触。
1922年4月10日，欧洲经济会议在热那亚圣乔治宫开幕。出席会议的有34个国家（包括英国自治领在内），与会的代表和专家共计2000人。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外长巴都、意大利首相法克塔、德国总理维尔特参加了会议。美国派观察员出席会议。苏维埃俄国代表团团长是列宁，但列宁没有参加会议，代表团由副团长、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率领。这是苏维埃俄国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
会议一开始，在各国代表的一般发言中，就明显暴露出尖锐矛盾。会议主席意大利首相法克塔在致开幕词时说：与会国家中，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没有战胜国，也没有战败国；但他同时强调，这次会议是根据戛纳决议召开，凡来参加会议的国家，就表明已接受了戛纳决议条件。劳合·乔治在发言中说，与会各国一律平等，但这个平等是以各国接受同等条件，即戛纳条件为原则的。这是给会议定基调，明显是对苏维埃俄国代表团施加压力。苏维埃俄国代表团只准备把戛纳决议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事实上，协约国邀请苏维埃俄国参加会议时，并未明确要求正式承认戛纳条件，而苏维埃俄国在复照中也没有作出这样的承诺。
法国外长巴都在发言中除支持意、英代表关于戛纳决议的立场外，还明确表示，法国不允许对任何一项凡尔赛协定进行讨论，并声称：“热那亚会议不是、不可能是、将来也不会是讨论和修正现存条约的上诉机构。”（注：《热那亚会议资料》，莫斯科1922年版，第72页。）这是对德国代表团准备在会上提出修改凡尔赛条约要求的警告。德国总理维尔特在会上陈述了德国的严重困难，表示希望获得国际的援助。
苏维埃俄国代表团副团长契切林的发言成了会议的注意中心。契切林声明：“俄国代表团来这里，不是为了宣传自己的理论观点”，而是“为了和平，为了共同恢复被长期战争和战后的政治破坏了的欧洲经济”。（注：《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5卷，莫斯科1961年版，第191—193页。）他说：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有可能并存，它们之间的经济合作，对于普遍的经济复兴是绝对必要的。而作为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欧洲最大的一个国家，俄国经济的复兴是世界经济普遍恢复必不可少的条件。他表示苏维埃俄国政府准备提供森林、煤炭和矿产开采的租借权，来扩大欧洲工业的原料、粮食和燃料基地。他还指出，要恢复世界经济，必须采取措施来消除战争威胁和巩固世界和平。他提出了苏维埃俄国代表团的和平纲领和进行普遍裁军的建议。
契切林的发言突破了协约国列强给会议规定的框框，巴都立即起来反对讨论裁军问题。他说，如果俄国代表团坚持要求讨论这个问题，法国代表团“不仅是抵制，而且是明确、断然、彻底、坚决的拒绝”（注：《热那亚会议资料》，莫斯科1922年版，第83页。）。劳合·乔治称契切林的建议是“危险的爆炸物”，他说，“不要使船只超重”（注：《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第1卷，莫斯科1961年版，第233页。），要求苏维埃俄国代表团不要坚持把裁军问题列入议程。
从4月11日起，会议按专题分成四个委员会，即政治、经济、财政和运输委员会，分别讨论具体问题。其中政治委员会争论最为激烈。
在该委员会上，协约国对苏维埃政府提出了苛刻的要求：承认并偿还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一切债务（总数约180亿卢布）；归还收归国有的一切外国企业和财产；对苏维埃政府及过去历届政府或地方当局因其行动或疏忽所造成的一切损失，承担责任；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给旅居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外侨以类似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所享有的治外法权。这实际上是要在经济上奴役苏维埃俄国，恢复它们昔日在俄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苏维埃俄国代表团坚决拒绝了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指出，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为进行帝国主义大战和内战而借的战债，一律不还；至于战前债务可通过谈判解决。苏维埃俄国代表团在债务问题上还针锋相对地提出反要求：协约国要赔偿武装干涉给苏维埃俄国造成的损失。此项损失总计约390亿卢布。苏维埃俄国代表团还断然驳斥了侵犯苏维埃国家主权的一些其他要求，揭露了它们的掠夺性质。
4月15日，英国、法国向苏维埃俄国代表团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如苏维埃政府不承认债务，会议只好就此结束。
苏维埃俄国代表团在同协约国的谈判陷入僵局后，便利用德国与协约国的矛盾，抓住德国代表团在会上受到压制和冷遇的时机，主动建议重开苏德谈判，以取得在会外突破的成果。德国在会上修改《凡尔赛条约》的有关条款和减少赔款的希望化为泡影，不愿失去与苏维埃俄国达成协议的机会。
4月16日，苏维埃俄国代表团与德国代表团在热那亚近郊拉巴洛举行会谈，并在当天由契切林和德国外长拉特瑙签订了《德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协定》，即《拉巴洛条约》。条约规定：两国相互放弃战费及战争损失的赔偿；德国放弃它在俄国被收归国有的私有财产而提出的要求，但苏维埃俄国也不得满足第三方同类性质的要求；立即恢复两国之间的外交和领事关系；两国在最惠国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和贸易关系。
《拉巴洛条约》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反苏统一战线，使它们企图以损害苏维埃俄国来复兴欧洲的计划破产了。它创立了以和平共处原则为基础的新型的相互关系，为苏德两国密切经济往来和正常外交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保证。这是《凡尔赛条约》后德国同一个大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它使德国摆脱了外交的孤立状态。列宁在评价《拉巴洛条约》时曾指出，当全世界还没有摆脱私有制及其产生的经济紊乱和战争而走向更高级的所有制的时候，只有拉巴洛条约体现了两种所有制的真正平等，尽管这是暂时的情形。
《拉巴洛条约》的签订引起协约国的震惊。4月18日，英、法、意等国向德国发出照会，指责它违反戛纳决议，“背着别国外交家同俄国秘密签订条约”，不准德国再参加热那亚会议政治委员会，并令其交出条约正式文本备查。在协约国压力下，德国请求苏维埃俄国给予支持，并于4月21日对照会作了答复，指出《拉巴洛条约》毫不影响其他国家对苏维埃俄国的关系。4月23日，协约国再次照会德国，声称：“俄德条约中，凡与现存条约相抵触之条款，均可视为无效”（注：《热那亚会议资料》，莫斯科1922年版，第313页。）。
5月2日，协约国向苏维埃俄国代表团递交了一份新的备忘录，内容是：苏维埃政府要承认除战时债务以外的全部债务；拒绝苏维埃俄国在债务上的反要求；对收归国有的外国资本家的企业和财产应归还给原企业主或给予补偿。5月11日，苏维埃俄国代表团在答复中指出：苏维埃政府在法律上没有义务偿还已被推翻的以前历届政府的债务，并拒绝把由于革命而收归国有的企业和财产发还原业主或赔偿他们的损失，但如果协约国作出相当的对俄国人民有利的让步，苏维埃俄国政府也愿意作出重大让步。
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坚持在经济上奴役苏维埃俄国的计划，历时40天的会议没有签订一项协议。1922年5月19日，热那亚会议闭幕，决定在海牙继续举行专家会议。
海牙会议于1922年6月15日开始至7月20日结束。这次会议被认为是热那亚会议的继续，参加会议的国家也大致相同，但引人注目的是没有德国参加。出席海牙会议的各国代表团，主要是由工商界代表和专家组成。会议的任务是寻求解决苏维埃俄国与协约国之间的债务和财产等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法。由于双方立场难以接近，这次会议也没有打开僵局而取得任何结果。
热那亚会议与海牙会议虽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但它的召开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苏维埃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被西方国家邀请正式出席大规模的国际会议，这一事件本身就意味着对苏维埃政府事实上的承认。苏维埃政府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初试锋芒，就取得了外交的重大胜利。它宣传了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的重大原则，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苏维埃外交巧妙地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成功地签订了《拉巴洛条约》，获得了第一个西方大国的承认，摆脱了建国以来的严重孤立困境，为苏维埃国家同资本主义各国建立政治和商务经济关系创造了良好条件。
苏联对外关系新局面的形成
为了发展经济，加强国防，巩固苏维埃政权，必须把俄国境内的各个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1922年10月，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列宁的建议：把各苏维埃共和国自愿平等地联合成一个新国家。
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大会通过了苏联成立宣言和联盟公约，宣布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联邦四个加盟共和国第一批加入苏联。大会选出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1924年1月，苏联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了苏联宪法，把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形式固定了下来。苏联的成立标志着苏维埃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加强了苏联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
苏联成立后，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内政局稳定，并同许多国家发展了经济贸易关系，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列宁指出：“经济关系和随之而来的外交关系正在建立起来，应该建立起来，而且一定会建立起来。凡是反对这样做的国家，都有落在别国后面的危险，也许在某些相当重要的问题上会有陷于不利地位的危险”（注：《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5页。）。
1924年，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年，在国际上出现了同苏联建交的高潮，被称为“承认苏联之年”。
1924年，第一个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是英国。英国本来是同苏维埃俄国建立贸易关系最早的资本主义大国，但在热那亚会议之后，由于《拉巴洛条约》的签订，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德国率先在外交上承认苏维埃俄国并与之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两国贸易额大幅度增长。这种情况引起了英国严重不安。英国为了加强同苏联的经济贸易关系，必须调整对苏政策，实现两国之间外交关系的正常化。1924年1月，麦克唐纳工党政府在“承认苏联”等竞选口号下上台。他表示：“在外交上拒绝承认某一民族的结果，就是拒绝与某一民族通商。这是一个代价太高的疯狂政策。”（注：鲍爵姆金：《世界外交史》第四分册，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第273页。）麦克唐纳公开声明，必须彻底改变英国的对苏政策。但他上台之后，在同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却又主张有条件地承认苏联，表示要恪守英国对外政策的“继承性”。他说：“我们不是一届新政府，我们将是一届遵循我国外交活动中那些传统的历史原则的工党政府。”（注：1924年1月9日《泰晤士报》。）
1924年2月1日，英国政府宣布在法律上承认苏联，但同时提出重要的保留条件。它承认苏联政府“是接受这一政府管辖的、前俄罗斯帝国领土上的合法政府”（注：维戈兹基：《外交史》第3卷（上），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36页。）。意思是说，如果有任何一个地区不承认苏联政府的权力，英国也不承认苏联对原俄国的这块地区的管辖权。同时英国政府还指出：“承认俄国苏维埃政府，就使两国在俄国革命前签订的所有条约自动生效，已失去法律效力者不在此例”（注：同上书，第536页。）。这是企图强迫苏维埃国家接受已被它宣布废除的、沙皇政府签订的掠夺性条约。
苏联政府为尽快实现同英国外交关系正常化，采取了既维护苏联的根本利益，又避免同英国进行无休止争论的灵活策略，对英国的保留条件提出了自己的解释。苏联政府在2月8日的复照中，对英国在法律上承认苏联政府表示满意，照会强调，“苏联的政权已在原俄罗斯帝国全部领土上普遍建立，经苏联政府同意分离出去并成立独立国家的地区除外”（注：维戈兹基：《外交史》第3卷（上），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36页。）。这一解释维护了苏联的主权。复照还指出，它愿意以友好的方式讨论和解决由于承认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全部问题，“建议就已经废止的或因战后事态的发展而失去法律效力的旧条约达成一项协议”（注：同上书，第537页。），这就巧妙地否认了两国间过去的所有条约“自动生效”的说法。
苏英关于英国在法律上承认苏联和解决悬案的换文，标志着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为进一步发展和扩大苏英之间的经济交流开辟了良好前景。
1924年4月14日，在伦敦举行了苏英会谈。在谈判中，苏联代表表示：如果英国政府保证提供长期贷款，苏联准备偿还一些战前的债务，并对财产被收归国有的英国企业主提供租让权，以资补偿。但英国代表团却要求苏联无条件承认前俄国历届政府的一切债务，并赔偿英国资本家由于被收归国有的企业和财产而造成的损失。在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英国工党政府受到本国工人阶级的强烈谴责，英国工商界人士也都要求顺利地完成谈判。这样，英国代表团不得不作出让步，在8月8日与苏联签订了两个条约，即一般性条约和贸易条约。这两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英国政府保证给苏联贷款，苏联同意部分地满足英国债权人对战前债务的要求；英国承认苏联对外贸易垄断制；双方在贸易上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但是，由于英国国内敌视苏联势力的反对和美国从中破坏，上述两个条约均未获批准，因此从未生效。
但是，苏英建交揭开了“承认苏联之年”的序幕。1924年2月至3月，意大利、挪威、希腊、奥地利和瑞典等也相继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6月，丹麦与苏联建交。7月15日，法国向苏联发出照会，拟在短期内同苏恢复正常外交关系。但由于国内反苏势力及美国的阻挠，直到10月28日法国才同苏联建交。1925年1月，日本也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时，已有22个资本主义国家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在资本主义大国中，只有美国仍然对苏联采取不承认政策。
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表明帝国主义国家在军事上、经济上扼杀苏联和在外交上孤立苏联的政策彻底破产。这是苏联执行列宁和平外交政策的伟大胜利，它标志着苏联进入了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