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报业实际运作之概况

就当时大多数报人而言，其实并没有多少宏大志向。《最近五十年之中国》有云：“彼时报纸所摭拾，大率里巷琐闻，无关宏旨。国家大政事大计划，微论无从探访，即得之亦决不敢形诸笔墨。故报纸资料，大半模糊而琐细。”报纸内容主要为宦海珍闻、各地琐录、艳情描写、诗词唱和、商家市价之类，普通人阅之，藉为酒后茶余之谈资，“要而言之，其时开报馆者，惟以牟利为目标；任笔政者，惟以省事为要诀。而其总原因，由于全国上下皆无政治思想，无世界眼光，以为报纸不过洋商一种营业，与吾侪初无若何之关系”。

戈公振说：“甲午以前，报纸罕言政事，对于官场中人尤不敢妄加只字。如英使郭嵩焘在伦敦画像，为彼国报纸所讥讽，《申报》载之，大费交涉。又如江南提督谭碧理往来淞沪，为报纸所纪载，即命人与报馆交涉，不得登载。后又行文总督，大肆诋。在今日视之，固不值一哂也。迨戊戌政变，沪报始对旧派有微词。”所谓“报纸罕言政事”，当然不包括香港《循环日报》之类，而主要是针对清政府有能力管辖到的内地报刊而言。当时各报对科举新闻颇为热衷，“每逢考试，则题目视为重要新闻之一，榜名尤须快著先鞭。不惜糜金钱、耗精神以赴之，有所论列，亦皆科场中事”。一个极不好的新闻风气是：“各报之间，既无公会，且少联络，当时并有一种风气，各报喜于笔战，夸己之长，蹈人之短，而所争者乃极细微而无意识之事。自今视之，亦可笑矣。”

《上海闲话》亦云：“清时科举盛行，每当直省乡试之年，则各报必延聘一科甲者，于放榜之前，拟作江浙两省闱题文，登之报首，以代论说。此风不知始自何时，其后乃相沿成例。盖举世为科举梦所浸灌也。”“当戊戌四五月间，朝旨废八股，改试经义策论，士子多自琢磨。虽在穷乡僻壤，亦订结数人，合阅沪报一份。所谓时务策论，主试者以报纸为蓝本，而命题不外乎是。应试者亦以报纸为兔园册子，而服习不外乎是。书贾坊刻，亦间就各报分类摘抄，刊售以牟利。”其情景与后世高考，也颇为相像。

当时报馆的设备简陋，报人生活相当俭朴。《最近五十年之中国》云：“当时报馆房屋，均甚敝旧，起居办事之室，方广不逾寻丈，光线甚暗，而寝处饮食便溺，悉在其中。冬则寒风砭骨，夏则炽热如炉。最难堪者，臭虫生殖之繁，到处蠕蠕而动，大堪惊异。往往终夜被扰，不能睡眠。馆中例不供膳，每日三餐，或就食小肆，或令仆人购餐于市肆，携回房中食之。所谓仆人者，实即馆中司阍而兼充主笔房同人差遣奔走，并非专司其事之馆役。薪水则按西历发给，至丰者月不过银币四十元，余则以次递降，最低之数，只有十余元，而饭食茗点茶水洗衣剃发与夫笔墨等等无不取给于中。生涯之落寞，盖无有甚于此者。”报馆设备虽未必尽如此简陋，报人生活也未必尽如此惨淡，却也可见一斑。

报人、记者之地位也很低下。《上海闲话》云：“昔左文襄在新疆，由胡雪岩介绍，向洋商借款一千二百万，沪上报纸颇有非难。……然文襄闻有反对者，即大怒不止，故与其友人书，有云‘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主笔为之末路’之语。其轻视报界为何如！惟当时并不以左氏之诋斥为非者。盖社会普通心理，认报馆为朝报之变相，发行报纸为卖朝报之一类。（卖朝报为塘驿杂役之专业，就邸钞另印以出售于人，售时必以锣随行，其举动颇猥鄙，而所传消息，亦不尽可信，故社会轻之，今乡僻尚有此等人）故一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宜文襄之因事大施讥评也。”戈公振亦云：“当时社会所谓优秀分子，大者醉心科举，无人肯从事于新闻事业。惟落拓文人，疏狂学子，或借此以发抒其抑郁无聊之意思。”

也有一些关心国家前途、关注时政变化的读书人，想通过报纸这一大众传媒宣传他们的爱国思想和救国主张，然而大多惨淡经营，颇为艰难。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云：“每日印报不过数百纸，每纸取费八文，预定六文，卖报者得增取二文。广告每五十字起码，每日取费二百五十文，每加十字加费五十文。报费每月一结，未卖去者可以退还。然阅报者与登广告者，仍以洋商或与洋商有关系之人为多。报馆之维持，惟赖此耳。”《上海闲话》在介绍上海报业情况时也说：“每日出报，外埠则托信局分寄，而本埠则必雇有专人，于分送长年阅定各家者外，其剩余之报，则挨门分送于各商店。然各商店并不欢迎，且有厉色以饷之者。而此分送之人，则唯唯承受惟谨。及届月终，复多方善言，乞取报资，多少即亦不论，几与沿门求乞无异。惟其中有一事，至可为吾人纪念者。报馆每日所出之报，其总数无过于数百份，而社会之不欢迎又如上述，则所谓长年定阅之各家，究系何人？盖大率洋商开设之洋行公司，及与洋商有关系之商店为多。噫！中西人知识之不侔，于此可见矣。”

可见，这一时期中国内地的第一批近代报人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苦苦撑持着这一事业。要改变中国的有关传统文化，走出新闻报业的瓶颈，若没有一定的历史机遇，绝非轻而易举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