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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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威仪昭示士人命运

“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左传·昭公二年》)是春秋士人重要的主张,威仪是表,道德是里。因为春秋士人相信“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宫之奇语),天命的转移唯德是依。许倬云先生认为天“依据人类行为来判决天命谁属,这是中国文化演化过程中一个极重要的突破”。“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可说是开辟鸿濛,将史前的文化带入文明;自此以后生命才有意义,人生才有善恶好坏的标准。”[2]春秋时代,士人在霸主不断兴起的时代并没有太多机会实现立德、立功、立言。士人主要考虑的是要保持威仪,展现良好的精神风貌。因为稍有不慎,就可能有性命之忧。“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鄘风·相鼠》)人不知礼仪,难道就该死么?这不是春秋人的危言耸听,从一个人的言语动作,的确可窥见一个人命运的端倪。成公十三年(前578),刘康公更是把威仪重要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有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天地运动化育出了人的生命,礼义威仪的修为决定着人的命运。君子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揖让进退,均是其内在道德修养的生动体现。

威仪概念产生很早,“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尚书·酒诰》)。纣王酒池肉林,宴饮无度,丧失了君王的威仪,进而也失去了江山。夷王时代的《叔向父禹簋》:“共明德,秉威仪,用绸缪奠保我邦我家。”[3]嘱咐后人内要明德,外要秉持威仪。《大雅·烝民》:“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周宣王时,仲山甫既有行为可则的威仪,又有柔和而美善的道德。行为礼仪在幼年就开始培养,贵族少年“十年,出外就傅,居宿于外,学书计。……朝夕学幼仪,请肆简、谅”。(《礼记·内则》)十岁时,男孩居宿要与女眷分隔。跟老师学习各种行为仪节,学习应对之言。“中国人的礼仪,和他们的风俗一样,都是教育的内容。一个文人可以从他行礼时那样从容自若的态度看得出来。这些东西一旦经严厉的教师用来当作箴规施教后,便成为固定的东西,像道德的原则一样,永远不能改变。”[4]

襄公三十一年(前542),北宫文子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威仪:“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动作言语、进退周旋、德行容止,皆是威仪。威仪中,仪是行为礼仪,威是威严可畏。“君子不重则不威”(《论语·学而》)。君子不持重就没有威严。

威仪是君子风度的重要部分,是士人外在形象,亦是内在气质。对于内在道德(“质”)和外在仪态(“文”)的关系,“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是威仪的一个注解:“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乎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论语·尧曰》)君子对于任何人都不轻慢,泰然自若而不傲慢;君子衣冠楚楚,让人望而生畏,威严但不凶猛。孔子作为彬彬君子实现了威严和祥和的统一:“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他在人前的一举一动,即使是最细微的琐事,都要合乎礼仪的规定。这并不是他自己的发明,因为礼仪生活在孔子之前许多世纪里早已培养成了。但他的威望和榜样的确被认为是可取的社会实践得以流传下去。”[5]威仪的背后体现的是子产主张的宽猛相济、恩威并重的统治思想。

“古之为享食也,以观威仪、省祸福也。”(成公十四年)在推杯换盏之间,威仪最容易尽失,原形毕露,也最能考验人的定力。“宾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仪反反,曰既醉止,威仪幡幡。”(《小雅·宾之初筵》)嘉宾刚入筵席,举止恭敬又斯文,酒过一巡尚未醉,举止谦和又客气。酒过三巡已酩酊,举止失措,醉态百出了。钟鸣鼎食间要“摄以威仪,威仪孔时”(《大雅·既醉》)。所以威仪要在宴会之际时刻保持得体。

穿衣戴帽不仅是美化自己,而且要适合自己。否则“服美不称,必以恶终”(《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叔孙豹语),在冠饰上做出花样,是年轻人标新立异的追求,却容易遭到别人厌恶乃至扼杀。僖公二十四年(前636),郑子华的弟弟子藏出奔到了宋,他爱好收集鹬毛做冠帽,过于招摇。郑伯听说之后特别厌恶,派人进行诱捕然后杀害。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子藏之服,不称也夫。”(《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奇装异服,锋芒毕露是大忌。

冠冕成为春秋士人服饰的一个重要标志。“人之有冠,犹宫墙之有墙屋也。”(《国语·晋语六》)“凡害人者,弗使冠饰而加明刑焉。”(《周礼·秋官·司圜》)不让戴冠饰成了一种处罚手段。面对“冠雄鸡,佩豭豚”服饰出格的子路,孔子对他进行了教育改造。“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直到临死亦注意冠饰,哀公十五年,子路临危不避难,临死不忘礼,“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子路舍生取义,还不忘整理冠冕,保持君子风度。后来儒者不同的衣饰标志着不同的特长。“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屦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庄子·田子方》)

衣冠整齐体现的是对他人的尊重,不可轻视。“言辞信,动作庄,衣冠正,则臣下肃。言辞慢,动作亏,衣冠惰,则臣下轻之。”(《管子·形势解》)作为君主公卿,要注意服饰,这是对士人的尊重,否则士人会认为猜疑或侮辱自己,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季孙好士,终身庄,居处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孙适懈,有过失,而不能长为也。故客以为厌易己,相与怨之,遂杀季孙。”(《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士人说话还要慎重,字斟句酌,出口成章。“慎尔出话,敬尔威仪。”(《大雅·抑》)不能无所顾忌,更不能肆无忌惮。成公十七年(前574),柯陵之会,单襄公见晋厉公昂首阔步,郤锜,其语犯;郤犨,其语迂;郤至,其语伐;齐国佐,其语尽。单子因此认为:“今郤伯之语犯,叔迂,季伐。犯则陵人,迂则诬人,伐则掩人。”简王十二年,晋杀三郤。十三年,晋侯弑。……齐人杀国武子(《国语·周语下》)。郤锜言谈冒犯,郤犨话语迂阔,郤至言语矜夸,齐国佐说话随便,无所顾忌。他们最后的结局应验了单襄公的观察判断。

君子言谈举止无差错,出使诸国才会得到敬重。“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曹风·鸠》)君子仪容举止端方正派,不容人挑衅侮辱。昭公五年,晋韩宣子如楚送女,叔向为介。当时楚王“汰侈已甚”,狂妄自大,有人担心叔向会受辱,但叔向坚信:“慎吾威仪,守之以信,行之以礼,敬始而思终,终无不复。”楚王果然想羞辱他们,然而薳启疆一番劝谏,楚王打消了侮辱韩起、叔向的念头,但试探还是不能少的,结果“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礼”。在博学而且注重威仪的叔向面前碰了壁。

总之,言谈举止皆威仪,言谈体现着人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举止展现人的审美情趣、道德修养,更重要的是“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管子·形势解》)。西汉扬雄则提出“四重”:“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观。”(《法言·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