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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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威武不屈的南冠人格

日常生活中注意威仪比较容易,在激烈的战场仍能想到威仪就有了难度,最难能可贵的是成为阶下囚还能保持威仪。春秋无义战,人们耳熟能详的是诸如晋楚城濮之战、齐晋鞌之战、楚晋邲之战的前前后后,等等。但常常忽略了《左传》还记录了士人被俘后的表现,他们威仪不减,志气不衰,威武不屈,《左传》因此而充满了人文关怀,耐人寻味的是《左传》重点描述了晋国、楚国和吴国的士人,让人充分领略到了士人背后的文化底蕴。

宣公十二年(前597),晋楚邲之战,晋师败绩,晋国的最大损失是足智多谋、义勇双全的知罃被俘。并被囚禁长达十年之久。十年后,晋人用楚公子及一个大臣的尸体和楚国交换知罃。其时,知罃之父“荀首佐中军矣,故楚人许之”。知罃获释在即,是顺水人情,楚王却不依不饶地考问知罃“怨我乎?”“德我乎?”“何以报我?”知罃无怨无德,而且不卑不亢,巧妙提出作为楚君的“外臣”,如能回国免死,治理边疆遇到楚军,也不敢逃避,竭力致死,为的是尽到“外臣”之礼。知罃羁留在楚十年,依然豪气冲天,壮心不已。回答楚王既得体又不失尊严,绵里藏针,软中带硬。楚王曰:“晋未可与争。”重为之礼而归之。吴曾祺评曰:“荀罃当晋悼之世,佐霸有功,故其气宇亦与庸庸者不同,其对楚子之言,凛凛生气,与公子重耳告楚成王相似。”[8]知罃对楚王敬谢不敏,相反,对郑贾人优待有加,因为郑贾人曾谋划把荀罃偷运出楚国,可惜没等到这个机会。荀罃的精彩回答完全可以媲美当年的公子重耳,他后来辅佐晋悼公实现了霸业中兴。

十年的囹圄生涯,知罃认识到“暴骨以逞,不可以争。大劳未艾。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襄公九年)。知罃主政晋国后,屡次兴师问罪郑国,遇楚则不战而还,郑国终于承受不住几番威慑,主动脱楚事晋,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晋悼公的霸业在知罃的主持下达到鼎盛时期,国内君臣和睦,对外,不战而疲楚之兵,“三驾而楚不能与争”(襄公九年)。

吴国在春秋后期登上历史的舞台,但吴国的君子如季札的风度为春秋诸国所敬重。吴王弟弟蹶由也因为被俘的表现获得了尊重。昭公五年(前537),吴王派其弟蹶由犒劳楚军以探虚实,楚人把他抓起来准备衅鼓。楚王问蹶由来之前是否占卜吉凶?蹶由的回答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他强调占卜吉利,个人不幸反而是国家的幸事。如果自己被杀,吴军就知道戒备了。说明蹶由能辩证认识福祸相依,能正确看待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在《韩非子·说林下》中,蹶由推论了自己衅鼓的利弊:“且死者无知,则以臣衅鼓无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将当战之时,臣使鼓不鸣。”蹶由的铮铮之言让楚国人敬佩,没有被衅鼓,一直拘于楚国十四年,直到昭公十九年,令尹子瑕引用了谚语“室于怒市于色”,在家里生气而怒气伤及无辜,奉劝楚王嫉恨吴王但不必迁怒其弟,于是楚王“乃归蹶由”。

知罃得以获释是由于其父在晋国政坛地位上升的缘故,如果没有这样的背景,士人只能依凭自己对国家的挚爱。楚国钟仪就这样成功地实现了自救,他在生死攸关的考验面前,显示出一种成熟的自信和笃定,保持着令人肃然起敬的尊严。成公七年,楚国宫廷琴师钟仪被郑国俘虏,献给了晋国。钟仪被囚系两年,但仍戴着南方楚国的帽子,晋景公偶然撞见,问他故国、职业、君王如何?钟仪不卑不亢、委婉作答。范文子知道后,大加称赞,强调“楚囚,君子也”。并用仁、信、忠、敏来总结钟仪的君子人格,认为钟仪说自己是伶人不忘本,是仁德;演奏南音不忘旧,是守信;介绍国君不恭维无私心,是忠于国家。尊重晋君,通达事理。于是厚礼接待钟仪,促成晋楚和解。钟仪的作答体现了“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孟子·尽心下》)。君子虽然说的都是眼前的事情,却有深邃的道理在里面。他始终戴着楚国的帽子表现出对自己祖国深沉的热爱。

晋、楚、吴三国大夫敬慎威仪,言出有章,昭示着春秋时代的历史发展方向,知罃代表晋悼公复霸即将到来;蹶由不屈不挠则预示吴国逐渐崛起,即将登上春秋舞台,逐鹿中原;钟仪回归促进晋楚修好结成,是晋楚弭兵的前奏。

关于钟仪所戴的南冠,孔颖达认为是獬豸冠,只有一角,能触邪恶。“此冠前低后高,两边突起,形成双角,后部下延至颈部,有两系带。”黄凤春先生则认为是高冠,在长沙人物御龙帛画、包山楚墓漆奁画、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的漆鸳鸯盒上及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漆瑟上所绘的人物画像可以见到这种高冠,“楚国的高冠高耸于头顶,其上有环状或平顶状的结构,两边垂缨,结下颈下。服戴时仅著之于顶,并不像其他的冠一样覆盖整个发际”[9]

后人没有记住拥有高贵血统的蹶由和立下功绩的知罃,而是记住了平凡的钟仪。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钟仪囚犯的身份;二是作为文化人的身份;三是被俘还能保持威仪;四是成功地摆脱了困境。随着后代封建统治的强化,士人成为囚徒或被贬谪的机会增加,每当遇到这样的境遇就会想到充满坚定信念的南冠人格,比拟古人激励自己。如经历了国家兴亡和个人际遇变化的南朝诗人江总,在《遇长安使寄裴尚书》里说:“北风尚嘶马,南冠独不归。”诗人庾信遭逢亡国之痛,羁留在北朝,叹恨羁旅,忧嗟身世,常想起南冠。如《哀江南赋序》:“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率尔成咏》:“南冠今别楚,荆玉遂游秦”;天生傲骨的骆宾王因讽谏武则天而入狱,在诗中他借助“南冠”表达自己坚定的信念和高洁的品格,在著名的《在狱咏蝉》中写道:“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骆宾王还有《宪台出絷寒夜有怀》:“自应迷北叟,谁肯问南冠。”卢照邻《赠李荣道士》:“独有南冠客,耿耿泣离群。”钟仪羁留晋国却不忘南音,受到李白欣赏:“楚冠怀钟仪,越吟比庄舄。”(李白《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后来在流放夜郎的途中,李白自比“南冠君子”,表现身遭磨难,但精神不倒坚忍执着的斗志情怀。“南冠君子,呼天而啼。”(李白《万愤词投魏郎中》)“北阙圣人歌太康,南冠君子窜遐荒。”(李白《流夜郎闻酺不预》)许多诗人在羁留外地或迁谪时也自然想到“南冠”君子。如元稹《三月三十日程氏馆饯杜十四归京》:“我正南冠絷,君寻北路回。”柳宗元“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永州时作《奉酬杨侍郎丈因送八叔拾遗戏赠诏追南来诸宾二首》:“一生判却归休,谓著南冠到头。”李群玉《将之京国赠薛员外》:“南冠束秀发,白石劳悲讴。”李商隐《与同年李定言曲水闲话戏作》:“相携花下非秦赘,对泣春天类楚囚。”南宋诗人文天祥及部下十二人在蒙古人押解途中逃离,逃往真州又被疑,仰天长叹,无限感慨。赋《真州杂赋》诗:“十二男儿夜出关,晓来到处捉南冠。”明末夏完淳随父抗清,不幸失败被捕。在公堂上慷慨陈词,痛骂降将洪承畴。在狱中撰写了诗稿《南冠草》。其中《别云间》:“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行刑时,他傲然挺立,拒不下跪,面对明孝陵慷慨就义。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康熙七年,顾炎武被牵连在内,虽然他极力抗辩,仍被监禁七个月,作《赴东》诗之三:“未得诉中情,已就南冠絷。”后因朋友的营救,才得出狱。到了现代,革命者陈同生被押解去南京时,同为难友的田汉赠给他一首《南京狱中·赠陈同生》诗:“夜半呻吟杂啸歌,南冠何幸近名河。养花恨我闲情少,谈鬼输君霸气多。”1943年,郭沫若在重庆创作了《南冠草》这部历史剧,写的是明末夏完淳抗清的事迹。后来成为南京市越剧团优秀保留剧目,“南冠”与夏完淳融为了一体。

钟仪无意于立德、立功、立言,在历史上留名,只是在危难之际,保持自己的气节和尊严,他用行为彰显、充实了君子风度的内涵,影响和激励后代士人。他与后来汉代出现的威武不屈的苏武、宁死不屈的明末夏完淳遥相呼应。昭示着楚国在春秋时代后期不再是荆蛮的代名词,已拥有足以自豪的文化传统,后来正是在这片楚国文化氤氲的土壤上产生了伟大的诗人屈原。

——原文刊于《北方论丛》2012年第4期

作者简介:陈煜(1967— ),男,大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思想文化研究。


[1]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3页。

[2] 许倬云:《历史分光镜》,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

[3]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9页。

[4]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10页。

[5] 何兆武、柳卸林:《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6]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1页。

[7]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第695页。

[8] 林新樵:《左传选》,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页。

[9] 黄凤春:《浓郁楚风:楚国的衣食住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