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在著作《增长的极限》中，Goldsmith和Meadows（1972）首次将环境问题、人口增长、资源消耗等作为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从那以后，伴随经济发展而出现的环境与生态问题渐渐引起社会的重视。人们逐渐意识到环境与经济发展是息息相关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发表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还要满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从此，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渐渐成为发展的主旋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日益频繁，外商直接投资（FDI）慢慢地演变成最主流的资本流动形式，发展中国家也将它作为吸收经济资源的主要途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资的吸收经历了一个迅速膨胀的阶段，并已经连续成为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之一。然而，在国际资本流动增加和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我国自然环境也经历了一个急剧恶化的过程。尽管FDI给我国带来了经济利益，但也对我国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威胁。因此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宽松的环境规制标准可能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

中部地区在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经济发展是非常紧迫的任务。但是，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率先发展、振兴东北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先后实施，中部地区经济越来越显现出相对落后的趋势。这一局面在2004年得到了改变，中央做出了“中部崛起”的战略决策，为中部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合理吸纳、利用外资，对中部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将更好更快地促进中部崛起。

“中部崛起”战略要求既要实现经济增长，又要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走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然而，在近几年的发展当中，中部地区似乎走上了东部地区所走过的老路，一方面对外贸易和经济迅速发展，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毫无疑问，FDI所引致的环境污染与资源的过度消耗不可忽视。那么，在“中部崛起”战略实施过程中，对FDI的竞争是否引致了地方政府对环境规制的“竞次”现象？“污染避难所”假说和“环境标准竞次”假说在“中部崛起”战略中是否成立？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