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十届年会暨“文学理论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化复兴”学术研讨会祝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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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十届年会暨“文学理论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化复兴”学术研讨会开幕了。首先我以个人的名义，向来宾们、同行们与朋友们表示亲切的问候。

一、这届学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换届改选。要成立新的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改选会长。换届一事，已在会员、理事与常务理事中间进行了协商酝酿。按照民政部的要求，我们早在2004年就开始有计划地、一批一批地更换会长、副会长，完善领导层。

我们的学会成立到现在已有20个年头了，我想在这里稍稍回顾一下学会成立的缘起，让学会的新会员有个简单的了解。20世纪90年代初前后几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群众性的学术活动几乎停顿了，直到1992年年中才有所缓和。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为了营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理论室联络了国内16个大专院校及兄弟单位，于1992年10月在河南大学联合召开了“1992年全国中外文学理论学术讨论会”，会后大家提出希望成立中外文学理论学会，以利于今后的学术交流，并请文学研究所筹备、申请。经过一年多的奔走，1994年4月民政部终于批准成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同年6月，召集了在京的部分文艺理论工作者，座谈了当前的文艺理论态势，并宣告了学会成立的消息。1995年七八月间，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了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汝信、蒋孔阳、拉尔夫科恩等名家，同时举办了“面向新世纪：中外文化、文学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选出了会长、副会长多人，出版了大会文集。其后学会几乎每年根据文艺理论遇到的实际问题以及自身发展的问题，及时组织了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以便做到与当代中外文论现状相适应。其中有1996年在陕西师大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讨会；1998年与四川大学等联合召开的“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 年5月与南京师大等校联合召开的“1999世纪之交：文论文化与社会”研讨会；同年10月，与安徽大学联合召开全国性的“新中国文学理论50年”研讨会；2000年学会参与多国学者的在京研讨活动，并成立了“国际文学理论学会”；2001年4月与扬州大学等高校组织了“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研究与教学研究”学术研讨会；2004年7月与人民大学等校一起举办了“文学理论与文化批评”学术研讨会；2007年与华中师大等高校联合举办了“文学理论30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学术研讨会等。其后几年，我会同不少兄弟院校在西宁、贵阳、扬州、成都、济南又联合召开了多次研讨会。这次与湖南师大联合召开会议，讨论在我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中文艺理论的应有的选择，这也是文艺理论本身的一个重要课题。通过这些研讨会，我以为我们既保持了我国文学理论的独立性，同时也初步融入了国际文化的洪流，为中外学者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学术思想的平台，团结了文学理论研究界的广大学者，促进了学术的发展，显现了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前沿性的问题感、现实感与时代感。

二、我们学会尽量在每次会后出版论文集。这一举措，使得我们的成果不会随着会议的散去而随风而去，1995年济南会议、1996年的西安会议、1999年的合肥会议都有会议文集，深受好评。自2007年后，会议之后都有文集出版。现在因经费状况有所好转，我们将会坚持下去，把出版的年刊，视为学会的一个标志，保留我们的学术积累。

三、在2000年到2002年间，学会做了一件颇有影响的事，即由童庆炳教授与我任主编，编辑出版了“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36种。后来由于经费的原因而停了下来，从一个方面来说，这套丛书集中展现了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的实绩。现在这套丛书还将继续下去，望能得到大家的大力支持，提供高质量的书稿，丰富我们学会的文库。

四、学会的文风还是值得大力肯定的。我们完全是书生办会，目的是为了推动学术进步，并无他求，所以每次会议议题切合实际要求，会风良好；至于会员个人之间，观点相左，极为正常，希望继续保持和而不同，用好手里掌握的学术资源与话语权。

五、学会收费清楚，开支严格。领导机构也逐届有变，不断完善；民政部每次年检，都有优秀评语。

当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潮正在到来，文艺理论责无旁贷地要为文化建设添砖加瓦。在今天全球化的语境下，文艺理论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出现了新的格局。这次会议的议题中，提出了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困境与出路、本土文艺理论的建设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有一个时期了。在我看来，理顺深入问题的思路，恐怕需要对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理论进程，进行新一轮的深刻反思，对八九十年代以来文艺理论中的批判与反思、解构与建构，对始于80年代中期、90年代与新世纪以来不断输入的文化批评的思潮对于文艺理论这一学科的正负影响，要有一个更为全面深入的评价。在基础理论的研究中，一些学者使用了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方法，追求各种不同的文艺理论现象的罗列，表现了知识生产的新现象，同时也使不同价值的理论等值化、平面化，缺乏了理论思索的穿透力，所谓削平深度即是。对于国际文化的潮流，我们自然需要及时了解，同时更需要持有我们自身的价值立场，给予分析与评价，从中吸取有意义的东西，不断拓展我们的思维空间，更新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不能满足于输入与翻译，转手一下，将它们当成自己的学术招牌，这恐怕是当前文学理论创新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妨召开一些不同层次的小型会议，让大家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30年来文艺理论发展的总体进程，各种文艺思潮的流变及其趋向。

目前大家都在谈论理论创新工程，有关部门正在大力策划、进行指导，但是在浩大的声势中，很少涉及“钱学森之问”。回答这一问题有一定难度，因为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都在发问。但是又可以做出一定的回答，即从事学术研究，要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如前贤所说，要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现在不少人甚至已不是为稻粱谋，而是为更多的收入而愿意被舒服地收编起来，成了被收编的大军，学术成果必须被当作限时、限额的任务加以完成；知识界的钻营作风、犬儒主义作风相当严重；同时几十年前那种脱离世界文明潮流的、80年代初受到批判的蛮不讲理的文风正在死灰复燃。我们期望原有的学术体制能够得到必要的改造，否则理论创新极难推进。

近几年来，我因疾病缠身（直到今春才恢复），不能亲身参与学会的活动，感到十分遗憾。希望这次通过民主协商、交流理解，可以平稳、顺利地交班，了却我的心愿。我的心是和大家在一起的，同大家一样，向往着我国文艺理论的青春，文艺理论的兴旺与发展。

谢谢大家！

2013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