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延安时期中共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成就
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看，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无疑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关于这些成就，本课题认为，主要是：在理论上，比较系统的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问题，构建了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框架，引领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的深入发展；坚决回击了泛滥于思想领域的逆流，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纯洁性；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国人民，马克思主义成为夺取抗战乃至全国胜利的巨大力量。在实践上，掀起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一 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框架，引领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的深入发展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历史阶段。在此过程中，日益走向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在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也深入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问题，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就理论贡献而言，主要是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实质、原则、路径以及检验标准等问题，初步构建了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框架，成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引领和行动指南。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及其实质的探索
何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科学内涵及其精神实质是什么？对此问题，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知识精英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就。
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首先界定清楚了“化谁”的问题，即谁是“大众化”的对象。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探索看，这一对象，不是一般的小众群体，而是极其广大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如1945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所谓“人民大众”，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1]。工农兵再加上城市小资产阶级，就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新民主主义文化大众化的主要对象，也是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对象，因而首先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的重要前提。
第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前文已述，所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通过学习、教育、宣传等普及活动，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少数人占有到人民大众所掌握的过程。其目的在于使马克思主义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掌握、所认同直至所信仰。简言之，就是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要是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从精英占有和狭窄空间中走出来，变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科学内涵的探索，主要集中在：首先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化问题。如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反对“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学习和掌握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他说：“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2]其次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问题。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告诫全党：“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3]对此，他一再向全党尤其是干部推荐“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艾思奇所著的《大众哲学》。[4]再次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为人民大众所接受问题。马克思主义不是精英的专利，它应该而且必须走进人民大众之中，成为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对此，1938年10月张闻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5]在此强调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这里已经内在地包含了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内容。
第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如何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精神实质，这是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核心和关键。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探索看，这一问题，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让马克思主义充分掌握群众并变成物质力量。就是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理论家或书本里、课堂上走出来，变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就是刘少奇在中共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所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6]。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原则的探索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深刻地反映人民大众的基本诉求，深入地探讨了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走进群众、融入生活、深入实际和实现利益的原则。
第一，走进群众。所谓走进群众，就是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立场、观点和方法走进人民群众之中，使其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群众的诉求，产生共鸣，进而使马克思主义可亲、可信、可用。关于此项原则，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报告中，在阐述中国农民独特地位时就着重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的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7]他还告诫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注重与人民大众尤其是农民相结合。并特别强调“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8]。对此内容，1941年6月张闻天在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时也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必须根据群众今天所切身懂得的东西，根据群众今天的觉悟程度与文化水平来进行宣传鼓动，必须使我们的宣传鼓动能引起群众的兴趣与行动，并在这种同群众打成一片的基础上逐渐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9]。这里也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普及，必须从人民群众的实际出发，必须走进人民群众并与其打成一片，切不可以置身其外而脱离人民群众。
第二，融入生活。所谓融入生活，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神秘，它和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对此，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使其融入人民大众的生活之中。就是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着重指出的，“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10]。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是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指导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对此，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只要宣传者能够结合工人的亲身经历和生活，往往就能收到非常显著的效果。他认为，“在他（工人——引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时候，只要能用他懂得话解释给他听，他的兴趣，他所了解的程度，常比某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还要高得多”。并以《资本论》的剩余价值论的学习为例。他说：关于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某些党员来说，是不容易了解的。但是对于这些由工人出身的党员就不同。因为工人在生产中，在同资本家斗争中，深切了解资本家如何计算工资、工时，如何剥削工人取得利润，如何压迫工人等。因此，他也常常比某些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能够更深刻地了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11]由此可见，让马克思主义融入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现实生活是多么重要！
第三，深入实际。所谓深入实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能束之高阁，必须深入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实际之中。因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就是理论掌握群众的过程，也就是理论深入实际的过程。而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则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变为人民大众改造世界的工具并转化成物质力量。若达到这一目的，不能纸上谈兵，必须深入人民群众的改造世界的实际。在当时，这个实际，就是事关中国人民前途命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也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主张的“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要找的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12]对此内容，在20世纪40年代初，张闻天经过对根据地一年多调查研究后也深刻地认识到，“不再空谈‘理论与实际的联系’，首先要自己联系起来试试看；不再空谈‘以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首先要自己做一点这类‘研究’的小榜样试试看”。他认为，这样做“比一切关于这类辞句的空谈的作用，要大的多”[13]。也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深入实际。
第四，实现利益。所谓实现利益，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工作，不是为了普及而普及，而最终目标则是为了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实质，在于给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就是毛泽东所言，“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14]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和实现亦如此。因为实践证明，“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15]。离开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基本原则，来谈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空谈，就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所以，毛泽东始终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16]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的探索
1934年1月，毛泽东在阐述“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时曾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17]同样，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必须解决“桥”或“船”的问题，即路径选择问题，否则就无法达到目的。本课题认为，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构建大众话语。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础，就是要实现话语方式的根本转换。即让马克思主义由抽象话语（或政治话语）转换为符合人民大众诉求且反映其生活需要的民间话语系统。这是一种使人民大众可亲、可信、可懂的言说方式。那么，如何才能构建这一话语系统呢？延安时期的实践证明，在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大众化的问题上，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群众路线，“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构建大众式话语。也就是“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18]。这就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抽象表达转化为人民大众最通俗易懂的话语表述方式。在此方面，毛泽东率先垂范。他在其文论和演讲中，自觉地运用生动活泼的人民群众话语，密切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中国特性。正如1943年10月“中央总学委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中评价道：《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用通俗语言转化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19]。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卓越贡献。
第二，实现情感交流。情感交流是推动和实现人民群众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延安时期的实践证明，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特别注重实现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情感交流。而在二者的关系中对其主体并有特别要求，就是对人民群众必须具有深厚的感情。如1942年5月毛泽东指出，所谓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20].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就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21]。唯其如此，才能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诉求，才能清楚地知晓人民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才能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着力点，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的目标。
第三，建设多样载体。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离不开人民大众所熟悉的认可的有效的实现载体。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载体也有深入的探索。如1941年6月，张闻天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文件中，就结合时代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对其载体建设问题作了探讨。他认为：“必须善于使用一切宣传鼓动的工具，熟知它们一切的性能。在现代科学和技术发达的条件下，许多科学上的成就，都应该运用到宣传鼓动上来。”[22]关于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载体建设，总的说来，在延安时期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载体。主要是办报、出版、文学、文艺、美术等。如1942年5月毛泽东在论“普及与提高”时就指出：“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23]以上载体，在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创新载体。主要是积极探索运用现代手段来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如张闻天指出的“要使现代的印刷业、无线电及电影等等，成为宣传鼓动的有力工具”[24]。这方面如广播、无线电以及电影等形式的探索，在延安时期就迈出了最早的步伐，取得了满意的成果，至今仍富有重要的历史启迪意义。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检验标准的探索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指出：“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25]。同理，判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与否的标准，其中最重要的也是看“社会实践的结果。”最重要的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问题。关于这个检验标准，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所进行的探索，主要体现在：首先，检验大众化的主体，主要是看精英阶层尤其是知识阶层是否走进人民大众之中。如文艺界是否“从知识分子的小圈子走向工农群众”[26]。其次，检验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否成为人民大众主要是工农兵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并且转化为内在动力。如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指出：“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27]再次，检验人民大众是否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投身于改造世界的实践。其中最主要就是看人民大众是否自觉地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之中。如1937年4月赴延安解放区采访的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在其所著的《续西行漫记》写道：中国农民“他们所缺的只是一件东西：知识。给他们以真理，他们便有了自由。给他们战斗的思想，他们便会万死不辞”[28]。事实证明，在延安时期，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旦获得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就会形成改造世界的强劲动力。对此，她在陕北解放区，“发现了一种新思想，一种新人物，正在地球上最古老最持恒的文明的中心所在，开辟着新天地。”[29]这说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人民正在创造新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正在结出丰硕成果。
通过以上的论析不难看出，在延安时期，通过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理论探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及其在中国普及的前提，即解决了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坚持的指导原则和检验标准；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的路径等问题，形成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比较系统的思想。对此，本课题认为，这一重要的思想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实践相结合经验的结晶，是极其重要的理论创新，它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发展。
二 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高潮,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深入发展
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探索看，在实践方面取得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运动的高潮，引领并促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深入发展。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延安时期所掀起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运动”，而是特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于中国的一种特有的“群众运动”。
所谓群众运动，新编《辞海》将其界定为：“在新政党领导下，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具有较大规模和声势的革命、生产等活动。如中国的五四运动，建国以后的增产节约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等。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形式之一。”[30]据此，本课题认为，这一“群众运动”，一般说来，可以理解为是指在一定的政党领导之下，有广大群众参加的，有明确价值取向的，有强烈政治性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
在中国，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一般说来，中国的群众运动就被赋予了特定的新的时代内涵。如国内有的研究者认为，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就有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抗日救亡运动、整风运动、学习运动等等。这一群众运动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一是这一运动是经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其明确的指导思想和领导核心，具有高度的自觉性特征；二是这一运动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即是以维护、实现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因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无论是在广度上、深度上，还是在价值取向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对于中国古代或近代的群众运动包括资产阶级领导的群众运动来说，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具有进步性、创新性；三是这一运动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其目的在于获得政权，实践马克思主义。因为没有革命的群众运动，旧的反动的社会制度就无法被推翻，新的社会制度也无法建立起来。四是这一运动具有推进渠道的多样性，即大都注重采用有目的有计划多途径的传播、灌输、启发和鼓动的工作。[31]因而从群众运动的内涵和特征看，在延安时期所掀起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尽管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大生产运动、学生运动等群众运动有一定差异，但是在自觉性、政治性、价值性、实践性等方面看，与其他群众运动的内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可以这样认为，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旗帜鲜明、目标明确、任务艰巨、动员广泛、成效显著的群众运动。具体说来就是：
1.在组织上，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领导者和推动者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的实践，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向前推进的。但是，在延安时期，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是走向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因而与以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相比，又有许多新的特点。
从延安时期的探索看，无论是延安前期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探索，以及中期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大众化在军事、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拓展，还是在延安后期关于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成功推进，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指导和率先示范的带领和推动下向前推进的。如延安前期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大众化的探索，毛泽东率先倡导“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32]。刘少奇则强调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广泛学习和宣传，使我们的同志必须抛弃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来代替”。[33]特别是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以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学习运动，其影响更为广泛和强劲。1938年9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其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着重强调，“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号召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34]。这里，其关键之点就是，要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运动。在延安中期，如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1942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等，都是指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重要文献，特别是通过全党的整风运动，直接地推进了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普及。在延安后期，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中共七大及其以后的中共七大精神的贯彻落实，在全党全国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大众化的普及，所有这些，都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决而有力的推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方向正确、动力强劲、影响广泛。
从其运行看，在实践中，特别是在解放区普遍建立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组织机构。如为了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在延安等解放区普遍建立了各种学习、研究、宣传、教育及其推进的组织机构。如为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的组织领导，中共中央于1939年2月专门成立了干部教育部，以张闻天、李维汉为正、副部长。在冬学运动中，在有条件的地区如县、区、乡，以至村一级，还建立了冬学运动推行委员会或促进会。在延安整风中，还成立了各级学习领导小组，在中央成立的有中共中央学习指导组，以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在延安等解放区，均设立了学习指导组，高级学习组设组长、副组长及学习秘书各一人，学习组之下分设若干学习小组，由小组长负责，而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指导。再如1939年6月，在军队内部，成立了总政治部学习委员会。该委员会下设若干学习分会，负责督促和检查各单位的学习。[35]在理论研究领域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研究院所、研究学会，如延安马列学院、新哲学研究会等。这些组织机构的设立和运行，都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推进提供了组织指导和运行保障。
2.在制度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措施具体、保障到位
实践证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如果仅仅是建立了各级组织机构，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注重制度措施的落实与保障到位。如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要有组织地学习”，[36]特别注重制度的构建与落实。这一制度建设，它涉及宣传、教育、考核等多个环节。具体说来，在宣传教育上，193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宣传教育的指示”，就规定了“十五条”具体措施予以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特别要求“县委以上各级党委应经常开办各种干部训练班，应以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党的建设与游击战争作为教育计划的中心内容”。并且“应注意宣传鼓动工作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力求各种宣传品的生动与活泼，特别注意于戏剧歌咏等的活动”[37]。在措施保障上，强化制度约束性，就是“对学习有成绩的，就要奖赏，有赏有罚，赏罚严明”[38]。在考核上，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理解和把握，关键在于应用。如毛泽东认为：“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对此，毛泽东特别指出，我们“要定这个规矩”[39]。不仅如此，在学习运动中，为强化考核监督，如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研究讨论中央决定与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规定，“为了考察干部及学生是否确实了解中央文件及本决定的内容及意义，本部决定举行普遍考试一次”[40]。把考试作为一种具有约束性的考核制度确定下来。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会议上还通过了《在职干部学习应明确规定定期考试制度，随时检查其成绩案》，所有这些说明，在延安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措施具体、严密和有力。
3.在行动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潮流强劲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时的妻子尼姆·威尔斯，从1937年4月开始在延安采访4个月，其后撰写了《续西行漫记》。在该书的前言中，尼姆·威尔斯女士写道：“中国的几万万人掀起了革命，正是今天世界上最发人意兴的一大奇观。”她“在延安这座红色堡垒里呆了4个月，几乎每天都和杰出的共产党领袖们谈话，收集资料”。因而在延安解放区，她“发现了一种新思想，一种新人物，正在地球上最古老最持恒的文明的中心所在，开辟着新天地”[41]。这里的“新思想”，不是别的什么思想，而是特指引领中国革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该书的“妇女与革命”一章里，作者就马克思主义“化”妇女群体还有着详尽的记述。她写道：“在农村，妇女按户分组，成立识字班或读报小组。在我们辅导下，妇女参加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班组，政治上提高很快。这种学习小组苏区各地都有，上完大课后学习小组的组员开会把学到的东西讲给其他人听，广为传播知识。”[42]这是威尔斯女士的描述。而妇女只是马克思主义“化”大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从主客体的视角分析，投身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群体，还可以划分为“精英”和“大众”两个部分。这一时期无论是精英群体还是大众群体，都以各自的角色和功能投入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之中了。
先看精英群体。这一群体，还可以划分为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两个部分。关于精英的贡献，由于后文还要详述，故在此仅作简要的分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政治精英，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指导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始终是延安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重要主体。他们不仅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提供了思想理论以及战略、策略，如毛泽东所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力作，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典力作。不仅如此，在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治精英还率先垂范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发展，成为学习、研究和宣传特别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如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所赞扬的共产党人那样：“他们熟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同时又着重调查和分析活生生的现实，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本国无产阶级所处的各方面情势的特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们不以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结论为满足，而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立场上，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身体力行，活泼地去指导一切的革命斗争，改造现实，同时改造他们自己。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都是为着无产阶级事业的胜利，民族的和人类的解放，共产主义的成功，而没有其他。”[4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以上刘少奇所称颂的那种共产党人。作为政治精英，他们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推进作出了卓越贡献。
精英群体的另一部分是知识精英。这一群体的数量众多。如抗战爆发后的最初的几年，平、津、沪等地青年学生，先后到达延安的就有四五万人之多。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年，背着行装，唱着抗日歌曲，风尘仆仆地奔向延安。仅八路军西安办事处，1938年一年就为陕北输送了青年学生一万多名。[44]这些知识精英在延安等解放区，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革命实践的锻炼，其政治觉悟及其素质不断提高，其中多数人都“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45]这些肩负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神圣使命的知识精英，他们同样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指导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始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主导力量。比如在抗战时期，他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到抗战前线去”，“到民众中去”，“到困难的地方去”，愉快地奔赴战斗的岗位。有的加入了八路军、新四军，成为敌后战场的骨干，有的到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有的到国统区或沦陷区从事艰苦的地下革命斗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实践证明，这些马克思主义化的知识精英，无论在何处，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普及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推进尽了最大的努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再看大众群体。这一群体，最主要的就是“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46]。他们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推进的最重要的实践者。之所以作如此强调，是因为在人民大众之中，中国农民阶级身受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小资产阶级受着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高利贷者的剥削，“使他们处于破产的威胁中”[47]，而中国无产阶级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之严重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同时又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这些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的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者。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及小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及革命中的地位，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要“化”的对象，重点是这一群体。不过，除此之外，还要包括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的阶级或阶层，如在抗战时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是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推进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发展的重要保证。而要巩固和扩大这一统一战线，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建国”的主张及目标，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之中深入广泛的宣传普及，从而取得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支持也就成为必要。服从这一需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就不能局限于上述范围。诚如张闻天在《党的宣传鼓动提纲》一文中指出的，“把宣传鼓动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的了解，是错误的。这种了解的结果，往往放弃许多重要的宣传鼓动工作的阵地，不能把我们宣传鼓动工作的活动扩展到社会的各方面去”。[48]正确的做法即是“上层下层的工作都真正要干”[49]。这个上层即包括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部分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包括国民党领导之下的军队及国民党统治区主张抗日、对抗日持同情态度或守善意中立的广大阶层等。
以上是精英与大众两个群体，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过程中各自所扮演的角色与功能，他们合力推进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运动。那么，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是怎样得以推进的呢？本课题考察后认为，其推进，主要是通过显性和隐性两种方式相互作用而实现的。
从显性方式看，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解放区，无论是国民教育，还是普通民众的社会教育，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置于比较突出的地位，在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中，政治教育都占有一定的比重。如1937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规定：“每周一到周六的课程中，军事、政治和国语（识字课）各占25％，唱歌、抗战常识和珠算各占8％。”[50]其设置的课程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著作之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的著述也成为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延安时期为提高大众，尤其是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政治素质，在解放区采取了互教互学、边学边教的自我教育方式，使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中来。[51]在宣传方面，报刊杂志发挥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作用，除此之外，这一阶段建立的广播电台、成立的电影团、建立的各种印刷厂都为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而努力奉献。如1941年10月，周恩来由重庆回延安后，参观了中央印刷厂，得知他们生产大发展，月排字量达300多万字，印刷纸张达320令，十分高兴地说道：“重庆全国最大的商务印书馆，每月排字量还不到100万字，而你们在材料困难的条件下就能够月产300多万字，使我们在大后方的同志听了，感到很高兴，很自豪。”[52]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文论，就是通过印刷渠道走进群众、走进社会之中的。在研究方面，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多种研究机构，如1938年5月5日成立的马列学院，1941年7月中共中央将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1941年9月8日，中共中央又将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均作为专门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以及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公开学术机构等等。这些研究机构，不仅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且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化、民族化、中国化进程，其研究成果为人民大众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形式。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除了采用公开宣传教育直接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式，也就是以显性教育的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外，还注重开展理论的融入工作、注重党群干群军群关系的改善等，以潜移默化的隐性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普及。
就理论融入工作而言，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融入到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中去，将理论转变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这在延安时期，突出的体现在新文化运动及文艺创作之中。这一阶段，广大文艺工作者创造出大量反映大众生活、符合时代需要、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深得人民大众喜爱的优秀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作品。如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戏剧《兄妹开荒》、《逼上梁山》、《白毛女》，歌曲《黄河大合唱》，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等。这些成果，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优秀作品，它以间接的方式，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成为抗战时期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内容。
就党群、干群、军群关系而言，也就是通过党员、干部、人民军队的先进模范作用，使广大人民群众亲近党、敬重党，进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一点，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就明确提出：“群众常常根据我们党员的行动来测量我们的党，所以党员无论在何时何地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给非党群众一种好的影响，使他们更加信仰我党，更加敬重我党。”[53]在延安时期，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员，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武装力量中，成为智勇善战、执行命令、遵守纪律的模范；在行政工作中，成为廉洁奉公、不贪污、不腐化的模范；在民众中，成为不仅教育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不包办、不独断的模范，“从而使共产党的组织成为全中国的广大群众性的布尔什维克的政党”。[54]而这直接促进了党群军民“鱼水关系”的建立。关于这一阶段融洽的军民关系，就连到过延安的外国记者都感到异常的震惊，如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就写道：“老乡们像欢迎自己的亲人一样，军队过处的道旁，放满了并排的桌子，那桌上放满了茶水和食品，妇女们跑上去给战士们揖上花朵，大家狂欢般喊着撼动天地的口号，这简直不是发生在军队与人民之间的场面，而是亲族中迎接荣耀的子孙。这使我真正地体味到‘军民一家’这个语言的实际。”[55]人民大众正式通过对党员、干部、军人的接触和比较中，深刻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从而信仰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的。
从拓展空间看，在地域场所上，延安等解放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重镇。不仅如此，在其他地区，如国统区同样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影响。如在抗战时期，对毛泽东的军事著作《论持久战》，不仅得到国民党上层的认可，而且在国民党下层军官中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国民党将领白崇禧，在征得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的同意后，“给国民党军队每人发一本《论持久战》，又以军事委员会名义令广大指战员学习其中的战略战术”[56]。在国民党军队中，一时间出现了众多人学习《论持久战》的罕见现象。再有艾思奇所著的《大众哲学》给无数青年以深刻的影响。如有的研究者认为，《大众哲学》为国统区青年点燃了革命的火种，被称为“救命之书”，以至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竟有《大众哲学》动员了10万青年参加革命的说法。[57]可见，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潮流是强劲的。
4.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推进的特色与贡献
通过以上的探讨，不难看出，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延安时期特别是在解放区所掀起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不仅动力强劲、影响广泛，而且还特色鲜明、贡献突出。具体说来就是：
第一，这一运动与党的整风运动相结合，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历史证明，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而言，延安时期的全党整风运动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在党内探索与推进的重要体现。因为这次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全体党员的自我教育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这次整风，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统一了全党的认识”[58]。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也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内部的整风运动，是一般地收到了成效的。这种成效，主要地是在于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59]正是这次全党的整风运动，使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教育和武装了全党，因而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同时，也内在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第二，这一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推进，最突出地表现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人民大众坚定地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洪流之中。如在延安前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推进，主要是与抗日救亡运动相结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国抗战的实现；全国抗战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推进，主要是与全民抗战运动相结合，引领和推动了人民大众投身到“抗战建国”的伟大实践之中；全国抗战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推进，又与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彻底实现人民翻身解放的民主运动相结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不是孤立推进的，而是与其他革命运动一起，以叠加方式、复合方式，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发展。比如在全民抗战洪流中，就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卓越贡献。众所周知，实现全民抗战，离不开普遍的深入的政治动员。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全民的政治动员呢？如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所指出：“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60]全国抗战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政治目的，真诚地告诉了我们的军队和人民，因而形成了全民抗战的热潮。在这里，成功的政治动员，不仅是要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还必须建设“新中国”，这是更深刻的政治动员。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即“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61]正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深入的卓有成效的动员及教育，人民大众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沿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方向前进。所有这一切，都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推动和配合密不可分。1940年2月艾思奇在《论中国特殊性》一文中，在阐述“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时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最坚决地拥护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并为它的彻底实现而努力，是由于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正确的应用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结果，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事业”[62]。全民抗战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治动员及其实践表明，对于人民大众特别是对于中国无产阶级来说，“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事业。”正是通过上述寓近期目标与远大理想的有机结合的政治动员，达到了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实现全民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目的，同时又坚定地走向未来，因而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
第三，这一运动与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促进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发展。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并实现局部执政的重要区域。在那里，尤其是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得到了充分的贯彻和实施。如毛泽东所评价“陕甘宁边区的方向就是全国新民主主义的方向”[63]。它是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试验区。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推进而言，在解放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推进的重要依托和载体。在政治上，解放区坚定地贯彻和实施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如陕甘宁边区就建成了抗日民主的模范区，被认为是“实施三民主主义最彻底的地方”。[64]在经济上，解放区坚定地贯彻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突出地表现在发展生产、支援前线、改善民生上。如1941年11月，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的工作报告”中说：“我们依据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依据着广大人民的劳动热忱，已使得边区全体人民的生活，达到了相当的改善。”[65]在文化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区坚定地贯彻和实施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掀起了以民族、科学、大众为对象与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事实证明，这一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更是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为引领和重要内容的文化革命实践。因为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本身就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正如有的研究者认为，“以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思想文化运动，是延安和边区文化运动的主要标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抗日建国的新文化，亦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旗帜”[66]。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与解放区的建设叠加合一，共同推进了新民主主义建设。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不仅如此，也为新中国的社会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宝贵财富。
三 回击了思想领域的逆流，巩固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舆论阵地
在延安时期，尤其是在抗战阶段，国民党顽固派不仅在军事方面没有放弃削弱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而且在思想舆论方面也竭尽其诋毁和歪曲之能事，对于国共合作抗战，特别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信仰、思想理论乃至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所致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更是处心积虑地加以遏制和攻击。为揭露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本质，维护国共合作的抗战局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纯洁性，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精英，坚决回击了思想舆论领域的逆流，巩固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舆论阵地。
一是揭露和回击了反共的逆流，以正视听。在延安时期，尤其是在抗战阶段，日本侵略者以及降日的“亲日派”以“防共”为名，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思想舆论上极力散布反共的言论，竟大言不惭地要求中国共产党取消其组织存在、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说这是为了拥护三民主义；由于八路军有力地抗击着日伪军事上的疯狂进攻，因此，投敌的汪精卫集团在拼死地攻击八路军：声称八路军妨碍国家的统一；取消八路军的“特殊化”；八路军破坏行政系统的统一，等等。这些言论尽管不难为敌人的一切残暴与反动行为所自行揭破，但当时还是在觉悟不足的群众中产生一定的麻痹作用，在中等阶层中产生动摇，而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则出现应声虫。[67]在国民党内部也潜藏着这种暗流。如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及其宣传中，就有污蔑共产党、诽谤八路军不抗战之类，等等。尤其重庆时期以后，国民党的反共舆论宣传更是变本加厉。这在觉悟不足的群众中，尤其是在言论控制、消息封锁，在听不到中国共产党声音的国民党统治区，更具有煽动性、迷惑性。因此，“必须展开对国民党的宣传战，以正全国人民的视听”。[68]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尤为注重运用报刊、杂志、教育、音乐、绘画、雕刻、小说、戏剧等传播载体，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以深入的宣传，对各种反共舆论坚决地加以暴露和批判，在全国人民面前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军民致力于抗日建国而不懈奋斗的坚强意志，向全国人民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从事生产生活斗争的真实画卷，尤其注重无线电广播这一现代传播手段和技术的应用。如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开动各种宣传工具，大肆造谣，颠倒黑白，污蔑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同时对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妄图在舆论上掩人耳目。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发挥了揭露事实真相的作用。这在解放区、在国统区、在全国各地，以及在国际社会中产生很大反响，掀起了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行为的热潮。如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在香港发起抗议活动，三次致书蒋介石，要他“勿为奸小所惑，悬崖勒马，贯彻总理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69]。国际上，美、苏、英都反对中国打内战，希望中国继续抗日。苏联也转告中国政府“勿做使敌人快心之事”。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来华，传达口信，希望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否则将直接影响美国“援助中国之热诚”。所有这些，都为打破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及其主张传播到全国人民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如此，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还经常向全国听众报道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情况、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情况、敌后根据地的政权和生产建设以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精神及党报社论和重要文章、介绍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民主，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和主张。“这声音划破茫茫的夜空，冲破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传向祖国的四面八方。”[70]这引起了国统区广大民众及各界人士的普遍同情、拥护和支持，广大民众、社会各界纷纷捐款捐物支援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建设，众多知识分子纷纷涌入延安，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建国”的热潮中来。所有这些，都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的巨大力量。
二是揭露和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舆论，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在延安时期，国民党为维护其一党专政始终没有放弃独裁专制。但这一阶段与30年代初期又有所不同，即自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民党不再公开鼓吹其法西斯主义，而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继续推行。如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就制定了所谓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提出要在思想理论方面进一步遏制共产党，阻止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同年5月，蒋介石发表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报告，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对其法西斯主义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不仅如此，蒋介石集团还通过其控制的报刊杂志，采取出版小册子、发表讲演等方式对其思想进行宣传渗透。如在1938年12月，在国民党集团的授权下，张君励发表了所谓的《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该信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视为“障碍”，而以“统一力量”、“利于抗战”为名，要求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及新四军，并要求共产党将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此外，国民党文人叶青在1939年前后更是公开发表了《中国政治问题》、《抗战中的问题》、《与社会主义者论中国》、《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文章和小册子，打着“三民主义”的幌子对中国共产党大肆发难和攻击。尤其是1943年3月国民党文人陶希圣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以蒋的名义发表了《中国之命运》的小册子。这是蒋介石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又一重要的出版物。在该出版物发行中，国民党几乎开动了所有宣传机器予以鼓吹，吹捧这本小册子是“思想的明灯”，“努力的指针”，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以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几个月内在国民党统治区强制发行了几十万册，国民党政府还把它规定为学校教育的教材和国民党官员、职员晋升的考试科目。从国民党宣传其反共言论的内容中不难看出，其目的在于取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维护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但是，由于他们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标榜是孙中山的忠实继承人，这种宣传又带有很大的迷惑性、欺骗性。因此，“只有在思想界肃清了这种毒素，才能够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目的”[71]。对此，中国共产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就不能不为揭露和回击国民党抛出的维护其专制独裁政治的思想及其行为。这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期，突出的体现在张闻天发表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艾思奇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吴黎平的《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就是取消三民主义》等，尤其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甚嚣尘上所宣传的荒谬思想及其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给予了系统的回击和批判。这些文论，划清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界限，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假三民主义的实质，向人民指出了“专制独裁”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行不通，反驳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错误谬论，向全国人民指明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阐明了人类解放的远大理想和前途。这就不仅揭露和批判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而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尤其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从而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使国民党顽固派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特别是在回击反共舆论的过程中，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根本观点，因而也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三是揭露和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及其文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纯洁性。在延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为巩固其一党独裁专制的统治，不仅将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而且更直指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妄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来达到其迷惑群众、欺骗群众，进而削弱或取消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及其解除人民的精神武装。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不仅极力兜售其唯心主义和“力行哲学”等，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基本原理进行肆意攻击和歪曲。国民党文人叶青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内因与外因关系理论的曲解，提出了所谓的“外铄论”思想，即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完全是外来因素决定的，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中国社会的发展，本身没有内在的规律性，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不合规律的。[72]其“目的只是在于要把人们的眼光束缚在保持落后的奴隶的旧中国的‘特殊’范围内，使人们不能够根据科学的规律，来看出中国的向上发展的前途，看出真正自由解放的道路”[73]。又如，关于共产主义，极力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并给予肆意的诽谤和攻击。国民党顽固派及其文人就恶意污蔑和攻击共产主义是“暴力恐怖”，和“洪水猛兽”，不断将其妖魔化。其中在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前夕就有听信谣言“共产共妻”而带家携口移往国外的，还有随国民党残部溃退台湾之后移居他国的。[74]可见国民党对“共产主义”进行妖魔化宣传在大众之中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极为严重的。为回击国民党及其文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意歪曲，回击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主义的妖魔化攻击，取消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或恐惧，在延安时期，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势力以及非马克思主义的舆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批判。如这一时期，知识精英的杰出代表艾思奇同国民党文人叶青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通过论战使人民大众尤其是知识青年逐渐认清国民党及其文人对于辩证法的理解原来是一种折衷主义的曲解，逐渐认清了为什么要反驳叶青的哲学观点。[75]也正是通过论战，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传和普及，向广大人民群众阐释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主要观点，维护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纯洁性。
四是揭露和回击了国民党集团及其文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歪曲，强调必须坚持、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众所周知，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根源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一方面在于“辩证法唯物论与中国的实际革命运动的结合，不是一开始就能完全合拍，而且由于抗战以前的特殊情形，理论研究与实践斗争的某些脱离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76]。另一方面在于革命实践已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推进是中国革命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如艾思奇指出的，唯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使中国革命运动“更能够不因为遇到错误和挫折而延迟了发展的进程”，“更能够迅速地完成”。他认为，“这才是提出中国化……的真实意义”。[77]延安时期的探索证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以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使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不断扩大，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而这对于推行一党独裁统治的国民党集团来讲是极不情愿的，为了遏制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诋毁，妄图使中国共产党放弃这一指导中国革命发展的科学理论，或者使广大人民群众放弃对中国共产党的敬重、信仰、同情、拥护和支持。对此，他们一方面攻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行不通，另一方面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是变更马克思主义的本义，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走向非马克思主义的方面去。如，国民党文人叶青所鼓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思就是要变更其形式，变更其形式的意思就是要把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丢掉。他说：“它必须变更其形式，有如一个新的东西，中国的东西，与原来的不同。这才叫做中国化……”关于什么是“化”，什么不是“化”的问题，叶青提出，“化是带有改作和创造的性质的，理解、精通、继承、宣传、应用、发挥……都不是化，当然也不是中国化了”。由此，依照叶青的观点，只要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中找出许多“理解”、“应用”等等的字眼，而找不出“改作”、“创造”等等字眼时，他就可以得意洋洋地向中国人民宣布：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唯物辩证法仍旧是唯物辩证法，丝毫没有中国化”，这不适合中国“国情”。[78]为回击国民党集团及其文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攻击，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陈云等，以及知识精英如艾思奇、张如心、邓拓等都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问题同国民党及文人展开了论战。如艾思奇在《抗战以来的几种主要哲学思想评述》、《论中国的特殊性》、《读经吗？读外国书吗？——答陈芦秋君》、《关于内因论和外因论——答韦尚白君》等文中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在此过程中，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发展，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这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原则、途径的探索之中。具体说来就是：
其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艾思奇依据“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提出：“正因为我们要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以就尤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79]艾思奇认为“个别的”也就是指特殊性，“而这个个别，只在导向‘一般的’的关联之中方才存在，即是说之所以要把握特殊性，只因为它是在“导向‘一般的’的关联之中”存在着的缘故。而不是因为它和一般的规律完全隔离着的缘故。这就是说，正因为要把握特殊，所以我们就尤其要了解一般，坚持一般规律，因此，“我们要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尤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正因为我们要具体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到中国的现实的特殊条件上来，所以我们就尤其要站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80]。正如列宁之所以能在帝国主义的特殊时代条件之下来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不但没有丢弃，反而是最能够真正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和原则一样。
其二，必须应用马克思主义，即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艾思奇强调“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了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关系，来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策略。问题是在于要能正确地研究和把握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并正确地决定革命的任务和战略策略，而不是在于从名词上来争执什么才叫做‘化’，什么不是‘化’的问题”[81]。
其三，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加以具体化，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艾思奇在《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中国的现实地盘上来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82]。这里，艾思奇实际上强调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是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何谓发展？“是在不变的正确基础原则上的新的理论和事业的创造，是‘给马克思主义的总宝库放进一些……新贡献’。”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具体化，必然要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艾思奇在《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中，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正确性，实际上表达了这一思想，他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在具体国家和民族中间，要以各种不同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在任何国家，例如在中国国内，都能表现出它的一般性必然性……必不同于印度或俄国或其他任何国家”。[83]这里，虽然艾思奇是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正确性，但是，他从另一个方面阐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关于时代特色，艾思奇强调把握抗战发展的规律，解决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各种具体问题，这实际上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鲜明的时代特色。
简言之，在思想战线上，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集团及其文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极大地教育和武装了全国人民，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掌握了人民大众，因而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就转化成了推动中国革命进程的巨大力量。
四 武装了人民大众，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夺取抗战乃至全国胜利的巨大力量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巨大影响时指出：“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84]这一概括，也深刻地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推进的历史贡献。因为自从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了大众化，近代以来的那种落后挨打的中国旧貌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就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及其影响而言，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成效卓著，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无法抗拒。如1949年蒋介石在总结失败于大陆的原因时，也不得不承认，同共产党的较量，不仅是输在军事上，乃是人心上的失败。他认为，“一本《大众哲学》搞垮了我们的思想战线！”[85]由此可见，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特别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推进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威力与贡献。
（一）在政治方面，围绕建立、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目标，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引领并促进了抗战乃至全国胜利的历史进程
中共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就结合当时变化的客观实际，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根本转变。在此过程中，为实现党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不仅注重下层统一战线，而且在上层统一战线中也广泛宣传党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联合抗日”主张，直接影响并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由此推进了全国抗战的胜利进程。抗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揭露国民党统治集团假和谈、真内战的真实面目，团结和联合各民主党派、各阶层、各团体，结成了更加巩固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直接促进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所有这些，不仅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引领，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
第一，在延安前期，为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尤其注重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大众化，直接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立即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实践中，为将这一主张广泛地传播到各党派、各军、各地方势力、各团体以及广大民众之中，中国共产党坚定推进统一战线理论大众化的探索。如从“九一八”事变第三天始，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件的决议》等，号召全国人民投入到反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去。为实现这一统一战线理论的普及，各苏区都对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和行动，并分别制定了各自的宣传动员计划。如苏区的报刊《红星》就发表了大量的抗日救亡文章，苏区的文艺宣传团体演出了许多反映抗日斗争的文艺节目。不仅在苏区展开宣传，在国统区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也展开了深入的宣传，并取得显著成效。如以上海为例，据《申报》统计，从“九一八”事变至该年年底，各界就成立抗日团体101个，举行抗日集会138次，发表抗日通电、宣言532篇。[86]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前，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这在全国人民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1935年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就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镇压、阻挠，鲜明地呼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这不仅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在国民党上层，尤其是在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促成了西北地区“三位一体”联合抗战、一致对外局面的形成。为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首先实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毛泽东、周恩来等还以传递信件等方式，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上层将领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在部队中，在连以上单位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小组，连队党支部专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委员，在全军中开展统战工作的宣传和教育，通过这种宣传和教育使红军战士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主张传播到下层群众之中，并深深地影响和感染了东北军以及国民党的基层官兵。这在中国大西北首先取得了成效，如在1936年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实际上完全消除了敌对状态。甚至到了晚上，在西北战线上，共唱抗日救亡歌曲，共同声讨日本侵略者。[87]这实际上也标志着西北地区“三位一体”联合抗战、一致对外局面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的广泛宣传和影响下，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而此次事件的和平解决直接推动了国共两党二次合作的实现，这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大众化的引领和推动。
第二，在延安中期，中国共产党深入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大众化，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众所周知，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顽固派，一方面，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在抗战中表现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其扼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企图没有改变，在抗战中又表现出一定的倒退性。再者国共两党合作是分别代表不同阶级利益，是各自拥有政权和军队的合作，并且国共合作没有协商一致的共同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式。这些特点决定了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主要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存在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在抗战初期，两党能够协同作战，共同对敌，而到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事件。如前所述，这种摩擦不仅是在军事方面，而且也体现在舆论宣传方面。如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及其宣传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与行动的诋毁和歪曲，对于八路军不抗战的舆论诽谤，在皖南事变中对于新四军的造谣等。这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也是一种严峻挑战。在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更是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在如何维护团结、进步、抗战的局面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掀起了一场回击反共舆论，反对妥协、退步、分裂，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战，这一斗争不仅使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恶意攻击有所收敛，而且有效地遏制了妥协倒退的逆流，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此外，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还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战的胜利进程，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如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等，通过对这些理论、政策、策略的大众化的普及，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广大民众掌握了正确斗争的方针、策略和方法，这也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事实证明，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理论指导下，人民大众在实践中正确把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一武器，才使中国抗日战争得以不断推进，并最终达到了民族独立的目的。
第三，在延安后期，中国共产党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直接促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
全国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在美国支持下，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继续维持其一党独裁专制的统治，把中国社会引向黑暗之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号召建立联合政府，给人民以权利特别是民主权利。处于“强势”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不顾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了内战。面对在政治军事上占优势的国民党集团，能不能战胜敌人，如何战胜敌人，成为人民大众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对此，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解放战争的实际，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以及在军事上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纲领、在解放区建设方面提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向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转变等，这些方针政策及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普及，极大的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斗志，使全国人民特别是解放区广大军民树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与此同时，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开展的“反内战独裁”的方针政策，也促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反蒋爱国为中心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如在中国共产党“反内战”宣传的影响下，在国统区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总之，在抗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民主”、“光明中国”的思想及其政策，促进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其主要贡献是：首先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土地政策的调整和宣传教育，将解放区的广大农民群众广泛发动起来，在各解放区实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普遍地、彻底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赢得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广大得多的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巩固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其次团结了社会各阶层群众。延安后期，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中，揭露了国民党集团内战和独裁的真正面目，使国统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认清了国民党集团的实质，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主要内容的爱国民主运动高潮。再次团结了各民主党派。延安后期，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中，在全国人民面前有力地表达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在中国各民主党派中间产生重要影响，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在和平谈判及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得到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普遍同情和支持，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各民主党派最终放弃了“第三条道路”，表示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此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空前巩固和扩大。
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使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仅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消灭了数百万的国民党军队，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二）在军事方面，引领并促进了人民军队的建设以及广大民众参军、参战，为夺取抗战乃至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军力和民力基础
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大众化的探索和实践，不仅促进了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发展，而且动员并激发了广大民众参军、参战、支前的热情，形成了前方和后方合力奋斗的生动局面，共同奠定了夺取抗战和全国革命胜利的军力和民力基础。
第一，提高了广大官兵的思想政治觉悟及其素质。延安时期，伴随中国革命进程的不断推进，人民军队的数量不断增加，由于军队中大多数党员干部包括普通兵士大都出身于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因此，如何提高部队官兵的思想政治觉悟及其素质就成为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革命军队建设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88]。即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国民党的被俘、投诚和起义的官兵。那么，如何提高这部分人员的政治觉悟及其思想素质，使其成为革命军队的一员，这同样需要开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对此，在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中国共产党采取整党、整风、整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健全军队政治工作制度等多种方式，对部队官兵展开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如在部队干部中，“都能执行党的决定，没有多少价钱讲，将过去说不得、批不得等现象完全消灭”[89]。在普通士兵中，延安时期各部队注重对士兵进行政治考核，“一般的均能达到70分以上，好的甚至达到90分以上的平均分数”[90]。由此可见，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的教育，延安时期广大官兵的思想政治觉悟及其素质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第二，形成了团结向上、互助友爱的革命军队内部的环境和氛围。1943年1月，任弼时在《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一文中，针对党政内部存在的错误倾向予以严厉的批评。他指出，“在领导作风问题上，党也好，政府也好，军队也好，群众团体也好，存在着一个相当普遍的严重缺点，就是党所决定的正确政策，有些地方不能贯彻下去，不能保证这个政策百分之百的实现”。[91]并认为这种现象，在军队中同样存在，因此必须克服之。毛泽东也指出，“如果不进行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党就不能顺利地前进。[92]这在军队中同样如此。因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不能脱离官兵的实际。事实证明，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不仅克服了军队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倾向，而且在人民军队中形成了新型的官兵关系及其和谐的局面。这说明，在延安时期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不仅克服了新老干部间的不协调，使干部之间在思想上团结一致，工作上相互配合，而且改善了干部的领导作风，使官兵之间融洽无间，真正做到了官兵一致。特别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部队干部基本上纠正了讽刺谩骂以及对战士严重体罚等不良作风，树立了爱兵和耐心说服教育的观念及作风。而这也换来了战士对党和干部的真诚的拥护与尊重。如，许多战士发自内心评价道：“我们的干部真好。”[93]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不能不说得益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和普及。
第三，增强了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延安时期，在军队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提升人民军队的战斗力。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后期曾明确指出，在部队内部加强政治工作的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94]。为提高军队的技术和战术，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毛泽东强调更重要的是还在于政治工作的加强。如他指出，“一切军队必须加强政治工作”，[95]实际上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延安时期的实践证明，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展，都极大地提升了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如在抗战时期，朱德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一文中就指出，在抗战中，我们的部队，“形成一种勇往直前的风气，造成一种热火朝天的运动，使人人积极而愉快地为革命战争贡献出更大的力量”[96]。那么，是什么力量使革命军人勇往直前呢？其根本就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军队政治教育的开展。对此，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的评论中，分析了解放战争时期西北大捷的原因时也指出，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力，比之去年是空前地提高了。西北野战军在从前作战中，还只能一次最多歼灭敌人两个旅，而现在能一次歼灭敌人五个旅。认为这次胜利如此显著，原因甚多。“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97]可见，1948年初，在全军开展的以“诉苦三查”为中心内容，以整顿部队作风、提高部队战斗力为目的的“新式整军运动”的威力和贡献。而“诉苦三查”本身也是在军队中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普及的一个重要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军队推进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推进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仅仅依靠革命军队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动员起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投身其中。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军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还离不开人民大众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人民军队，自觉地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形成了前方和后方合力奋斗的生动局面。
首先，人民军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壮大，这是全国人民拥护、支持、参加的结果。人民军队从初到陕北的不足3万人，发展到解放战争初期的120多万人，民兵更是发展到220万人。如以晋冀鲁豫边区为例，“边区的主力部队——八路军129师，抗战初期进驻太行时，兵不满万。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已达30万人。在8年抗战中，边区部队在战争中牺牲和重伤致残的达146600人。但对日反攻的号召一经发出，便立刻有30万青年农民报名参军。”[98]这一成就的取得与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密不可分。因为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宣传党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党的纲领与主张，党的战略与策略，在思想意识上动员全民族与全国人民为革命在一定阶段内的彻底胜利而奋斗”，[99]在抗战阶段，就为“唤起人民的民族觉悟、参加抗战的热情以及对抗战胜利的信心”。[100]更深层的目的在于动员民众为“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而奋斗。[101]
其次，人民大众的革命素质和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在解放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要是通过政治教育以及通过冬学、军教民、民教民等途径来推进和实现的。如陕甘宁边区的冬学课程就有：防毒防空、自卫军训练、防奸自卫、时事政策等项。经过冬学，民众的战斗技能显著提高了，民众了解了作战常识，掌握了一些战争的基本技术，许多民众在冬学里学会了扔手榴弹、埋地雷、游击战术等抗战技能，就连参加冬学的儿童，也把军事政治训练与文化的学习结合起来。掌握了战斗技能的广大民众成为抵御侵略、保卫祖国、保卫根据地、保卫民众的一支重要力量。又如在抗战时期，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解放区民众，响应部队和抗日政权的政治动员，纷纷建立了民兵游击队，除了进行抗日的军事斗争外，还积极进行分化伪军的工作。在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投入有100多个团的兵力，另外还有20多万民众参战，动员如此之多的民众参加到战斗中来，这在人民军队史上亦是空前的。[102]
再者，激发了广大民众支援前线、拥军优属的热情。如前所述，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重要目标就在于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宣传，动员人民大众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斗争。这不仅需要动员民众拿起枪、拿起武器来，还在于动员民众参加到生产、支援前线、拥军优属中来。正如一位在抗日战争时期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员所说：“我们做宣传、发动工作……主要是宣传要进行抗日和共产党的政策，说明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到群众家里去宣传，到家里，人与人之间宣传，就是‘不要怕，我们要有信心，只要我们和共产党一心，支援咱的部队抗日，我们就能够胜利，要有这方面的信心。”[103]经过宣传动员，广大民众支援前线、拥军优属的热情广泛的动员起来。关于这一点，在抗战时期任弼时作了生动的描述，他写到，“在作战时，群众自动替我们搬运伤兵和战利品，修补难走的道路”，“平时则帮助我们运粮食、弹药”。[104]另外，“八路军所到之处，纪律井然，使之逃亡之众皆相率来归，军民关系亲若家人，各村争相慰问八路军，争请八路军去住”，[105]可见人民群众对八路军的爱戴和拥护。解放区的群众不仅平时给予部队生产上的指导，帮助解决军队给养，行军中帮助解决向导和运输，战场上自愿组织担架队、慰劳队，在日常生产中帮助有困难的军烈属家庭。所有这些，既是人民军队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结晶，也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的重要成就。
（三）在经济方面，引领并促进了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夺取抗战乃至全国胜利的物质基础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推进新民主主义理论大众化的普及，特别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大众化，直接促进了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它突出地体现在：
第一，促进了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抗战时期，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针对解放区大都处于农村地区的现实，首先在土地政策方面做出了重大调整，就是把土地革命时期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的政策。为保证这一政策得到切实的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人对减租减息的政策展开了广泛的动员和宣传。如在鄂西地区，即是由省政府举办减租工作人员讲习会，并印制减租工作须知、减租工作人员手册、减租人员守则、减租减息等书籍散发各县以广为宣传。通过宣传及政策措施的落实，到1941年底，各解放区的减租减息运动就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削弱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生活，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进了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据晋察冀边区1944年调查，边区一般的租率比原来减少了1/3。而晋冀鲁豫边区黎城一、四两区30个村和平顺区一区40个村，统计数据显示前者的平均租率由35.7％减至16.52％，后者的平均租率由57.69％减至25.24％，都减低1/4以上。[106]在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根据对38个村庄的调查，到1944年，共开垦荒地235796亩，修滩地79598亩，修渠46道，凿井4292眼。到1944年粮食不够吃的农户减少了58.3％，农民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不断发展。[107]
第二，掀起了大生产运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针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扫荡”、封锁，再加之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等，使解放区处于极为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1939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动手”，号召解放区广大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以保障供给。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在典型人物、事迹的示范和鼓舞下，解放区掀起了学习劳动模范发展生产的热潮，如深入开展了吴满有运动。以《解放日报》为例，据统计自1942年4月至1943年底，关于大生产运动情况的报道就有162篇[108]，其中既有对农民的报道，也有对机关、部队、学校方面的报道。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边区军队和党政机关的广大人员热烈响应，开荒种地，纺纱织布，饲猪养羊，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大生产热潮。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解放区都广泛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农业和工商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1942年到1944年的3年中，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200多万亩。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部做到‘耕三余一’，部分做到‘耕一余一’。”[109]大生产运动是自力更生的一曲凯歌。它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促进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确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大众化的探索，也促进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确立。特别是在延安后期，在经济建设方面一个显著的成就就在于动员解放区农民积极参加变革封建土地制度的斗争，实现了由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平分土地，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农村土地所有制的伟大变革。这也标志着在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完成了“耕者有其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任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而这一成就的取得同样是在党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实现的，如为正确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并及时纠正了在土改宣传中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做法，毛泽东亲自批示将《山西嵉县两个区是怎样进行平分土地的》一文“用明码发给新华社，转播全国，在报上发表”，认为该县的做法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得到下手的方法”。[110]为使宣传及时地真实地反映广大农民的心声，宣传新闻机关抽调干部亲自参加土改，许多报纸注重语言的通俗化、大众化。与此同时，也促进了公营工业的发展，其供给量甚至超过了当地群众以租税形式交给政府的供给量，成为解放区财政供给的主要来源。就公营工业而言，在陕甘宁边区从工业生产几乎一片空白发展到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先后建立起了纺织、印刷、造纸、被服、石油、化学、炼铁、煤炭和机械等工业部门，不仅摆脱了工业品对外的严重依赖，而且部分的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111]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展同样密不可分，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并结合对工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的示范和宣传，有利地调动了解放区发展工业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尽管延安时期公营经济的发展规模不是很大，但这一经济形态的创建却意义重大，正如毛泽东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指出的，“过去5年的公营经济事业，有了非常巨大的成绩，这个成绩，对于我们，对于我们的民族，都是值得宝贵的，这就是说，我们建立了一个新式的国家经济的模型。这种模型之所以为新式，就是说，它不是俾斯麦式的旧型的国家经济，也不是苏联式的最新型的国家经济，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或三民主义的国家经济”。[112]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新民主主义理论尤其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大众化，引领和促进了解放区大众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解放区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为推动中国抗战乃至全国胜利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
（四）在文化方面，引领并促进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迈上新台阶，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成为夺取抗战乃至全国胜利的精神力量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这是因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113]。对此张闻天在《党的宣传鼓动提纲》一文中也指出：“文化运动实际上是党对外宣传工作一个有力的武器。党应当经过文化运动来宣传革命的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114]也就是将文化运动与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然而，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与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与中国革命现实、与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在一开始并不是完全吻合的，在文化建设中还存在着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的现象。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尤其是在延安中期，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为标志，特别是在解放区，助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这突出体现在：
一是牢固地认识和把握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主题，这就是坚定地推进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在现阶段革命的基本任务主要地是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在这一主题下，“就整个国民文化来说，还不是完全以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而是以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的”，就是“领导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115]。从延安时期，尤其是从延安中后期的广大文化工作者所创作的作品来看，这一反帝反封建的主题是深深地根植入于其中的。
二是牢固地树立了推进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必须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116]。关于如何树立和坚定这一立场，毛泽东强调要学习革命的理论、向大众学习，强调要在思想上来一番改造，从而改造自己的作品，创作出符合时代、符合人民大众需要的优秀的作品。在此之后，广大的文化文艺工作者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南，自觉地深入到工农兵大众之中，与他们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创作出了一大批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如作家丁玲回忆道：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整风学习以后，在延安和敌后各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工农兵之中，“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文艺面貌，焕然一新”[117]。这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入推进，尤其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大众化的推进是紧密关联的，这是历史性的转变。
三是牢固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推进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中的指导地位。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关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118]。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是强调文艺创作要有正确的方向，并且指出只有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及其实质，才能使文艺有正确的方向。也正是在此指导下，延安时期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文艺创作之中，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其文艺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总之，正是有了反帝反封建的主题，有了服务于工农兵大众的阶级立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并坚定地走入人民大众之中，才使得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仅从1942年5月至1947年2月仅刊载在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的各类文艺文化艺术作品就有2400余件，[119]可见延安时期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发展盛况。而这与广大的文艺工作者纷纷走进农村、工厂、部队，深入社会、深入生活，与工农兵大众打成一片，真切感受人民群众对抗战、对革命、对解放区、对中国共产党所怀有的那么一种真挚感情，从创作思想上根本的转向“为抗战建国服务”、“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观念是密不可分的。也正因为如此，延安时期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作了大量歌颂和抒发革命乐观情怀、歌颂抗战英雄、鼓舞战斗士气、坚定民众信心、反映大众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广泛传播在人民大众之中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为老百姓所喜爱、所欢迎，而且转化成了人民群众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精神动力。
（五）在党建方面，引领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成为夺取抗战乃至全国革命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
延安时期的探索证明，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是加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前文已述，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党的自身建设也在不断加强。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产生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这样的国度里，虽然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很强，可是人数毕竟很少，是一个“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120]。特别是全国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队伍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由于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大量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进入党内，这壮大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和力量，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复杂问题。因为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其革命性会带有某种局限性。如在思想方法上，常常带有主观性和片面性；在政治倾向上，容易产生“左”右摇摆；在组织生活上，常常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特殊党情，由此决定了“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与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121]。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教育和改造中国革命的先进分子，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党内推进的根本任务。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主要是因为：两者的目的相同。无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是加强党的建设，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乃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两者理论基础相同。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的；两者的指导原则相同。在其实践中，都必须坚持走进群众、融入生活、深入实际的基本原则。此外，两者实现的路径也基本相同。即都要通过学习、教育、宣传等路径方能达到目的。正因为如此，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首先促进了党的思想建设。如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重要体现的“延安整风”，就是如此。因为这一整风运动，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及其能力的重要路径。它是“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一种形式”[122]。其着力点在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此其一。
其二，促进了党的组织建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一种“运动”，不仅与党的组织建设密切关联，而且也直接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它突出地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高了中国共产党人践行民主集中制的能力。实践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离不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引领和规范。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若要实现大众化，离不开党内民主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的根本方式是民主的。因为要使全体党员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充分发挥党内的民主。就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强调的，“要广开言路”[123]。惟其如此，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一种“运动”，要深入推进也离不开“集中”，即没有正确的集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也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要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124]。惟其如此，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真正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因而延安时期的探索证明，坚持和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的根本保证，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入探索，锻炼和提高了中国共产党人践行民主集中制的能力。再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促进了各级党组织的组织能力的提高。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的推进，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向前发展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指导者、推动者和实践者。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的目标、任务和要求，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指导、参加和推动实现的。延安时期的探索证明，从中共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都把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普及置于重要的地位，并采取得力措施予以落实和推进。如194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就有特别要求，该“提纲”强调，“宣传鼓动工作的发展，有赖于宣传鼓动组织机构的健全。在各级党的组织内建立强有力的宣传鼓动部门，集中宣传鼓动的人材，统一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这是非常必要的”[125]。正是在党的各级组织的精心指导和带领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系统工程才得以不断深入发展。因而从这一视角看，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为各级党组织的组织能力的锻炼和提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发展平台，由此也使各级党组织的组织能力得以不断提高，从而“为中国人民创造了巨大的力量”[126]。
其三，促进了党的作风建设。在中共七大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深入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27]。这一“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重要创造，也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深入推进的重要成果。这是因为：一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促进了理论联系实际优良学风的发展。就是在学风建设上，“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128]克服主观主义，做到了“实事求是”。二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促进了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的发展。延安时期的探索证明：“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129]事实的确如此。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的深入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事业发展的根本，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的根本目的。三是促进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的发展。1939年7月，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指出：“我们要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高贵的无产阶级品质，并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运用到自己的生活、言论、行动和工作去，不断地改正清洗自己思想中的一切与此相反的东西，增强自己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意识和品质。”[130]这里刘少奇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意“改正清洗”自己身上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敢于和善于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从而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是对共产党人的根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党内实现的根本任务。延安时期的探索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131]。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共产党内推进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探索充分证明：“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132]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巨大威力，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卓越贡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页。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页。
[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3页。
[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0页。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09页。
[6]《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6页。
[7]《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1页。
[9]《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2页。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8页。
[1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13]《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8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865页。
[1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页。
[1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2页。
[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页。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21]同上书，第857页。
[22]《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页。
[2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3—864页。
[24]《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页。
[2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26]《胡乔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7页。
[27]《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页。
[28]尼姆·威尔斯著：《续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页。
[29]尼姆·威尔斯著：《续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页。
[30]参见《辞海》（下），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53页。
[31]参见叶青《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及其特征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5期。
[32]《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0页。
[3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3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35]《延安整风50年——纪念延安整风50周年文集》，党建读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36]《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
[37]同上书，第47—48页。
[38]同上书，第52页。
[3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
[4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6页。
[41]尼姆·威尔斯著：《续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页。
[42]同上书，第180—181页。
[4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页。
[44]参见王金铻著《抗战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页。
[45]同上书，第209页。
[4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页。
[4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2页。
[48]《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页。
[49]《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50]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
[51]参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
[52]转引自曹国辉《延安时期的印刷事业》，《新文化史料》1998年第6期。
[53]《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
[5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56页。
[55]张香山、张铭：《外国记者看延安》，《群众》第13卷，新华出版社1946年版，第77页。
[56]林之达：《中国共产党宣传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页。
[57]参见樊宪雷《〈大众哲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范例》，《党的文献》2011年5期。
[58]《延安整风50年——纪念延安整风50周年文集》党建读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5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2页。
[6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页。
[6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5页。
[62]《艾思奇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78页。
[6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
[64]同上书，第106页。
[65]《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
[66]《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578页。
[67]《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
[68]《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页。
[69]《宋庆龄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70]陈国昌主编：《辉煌13年——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若干重要问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2页。
[71]《胡乔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72]《艾思奇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73]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
[74]白晖华：《温州人的海洋性》，《传承》2010年第3期。
[75]《艾思奇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5页。
[76]艾思奇：《抗战以来的几种主要哲学思想评述》，《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20日。
[77]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
[78]同上。
[79]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
[80]同上。
[81]艾思奇：《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20日。
[82]同上。
[83]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
[8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85]王丹一：《我的点滴回忆》，《怀念与思考——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86]参见林之达《中国共产党宣传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页。
[87]参见林之达《中国共产党宣传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4页。
[8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8页。
[89]《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6册，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90]同上书，第697页。
[91]《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5页。
[9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8页。
[93]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室：《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第3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9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5页。
[95]同上书，第1208页。
[96]《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8页。
[9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4页。
[98]齐武：《晋冀鲁豫边区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86页。
[99]《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页。
[100]同上书，第307页。
[10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102]潘泽庆：《说不尽的百团大战》，《党史纵横》2007年第7期。
[103]潘泽庆：《说不尽的百团大战》，《党史纵横》2007年第7期。
[104]《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页。
[105]《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5册，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745页。
[106]李占才、张黎：《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页。
[107]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篇），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0—230页。
[108]郭文静：《延安〈解放日报〉在大生产运动中的社会动员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24页。
[109]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7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页。
[110]《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146页。
[111]参见魏鹏娟《延安时期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与理论创新的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9页。
[112]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229页。
[1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页。
[114]《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8页。
[11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5页。
[11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848页。
[117]《丁玲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66页。
[11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119]陈国昌主编：《辉煌13年——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若干重要问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页。
[120]《〈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12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7页。
[122]《延安整风50周年——纪念延安整风50周年文集》，党建读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123]《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9页。
[124]同上书，第398页。
[125]《中共中央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259页。
[12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页。
[12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1094页。
[128]同上书。第801页。
[129]《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0页。
[130]《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0页。
[13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13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