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异域体验与晚清留学生文学革新思想的形成
留学生与本土士子，尤其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读书人，差别究竟在何处？海外学者梁燕城曾说：“对西方文化有所真正了解，需要在西方有一定的体验。我自己过去是从书本上，或者听教授介绍，到了西方以后才发现有很大差距。我也跟一些年轻学者谈过，他们说从前跟中国教授念康德，后来到国外知道真正的康德精神与国内所学的不同。故单从书本上不一定能接触到西方文化的实质。”[1]梁燕城所提到的亲身“体验”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种“体验”不仅难以接触到西方文化的实质，更不用说为其濡染而重塑精神世界了。许寿裳在谈鲁迅时曾说：“胡适之的《归国杂感》，说调查上海最通行的英文书籍，‘都是和现在欧美的新思想毫无关系的，怪不得我后来问起一位有名的英文教习，竟连Bernard Shaw的名字也不曾听见过，不要说Tsheckhov和Andrejev了，我想这都是现在一班教会学堂出身的英文教习的罪过’。殊不知周氏兄弟在民七的前十年，早已开始译Tsheckhov和Andrejev的短篇小说了。”[2]这段话无意间道出了留学生与仅在国内接受新式教育的士子之间的根本差别，那就是后者仅是被动地接受书本知识，缺乏前者对异域生活与学习的亲身体验。因此，要想深入了解晚清留学生文学群体倡导文学革新的动机，必须清楚他们的异域体验与文学接受。
第一节 从物质文明的诱惑到精神文化的认同
在晚清出现真正意义的留学生之前，驻外使节与旅西人士虽不乏其人，但皆守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本训，于西方先进科技颇多关注与欣羡，而于其精神文化则甚为鄙薄与漠视。究其原因，虽为时代风气所局限，而根本仍在于对西方文化缺乏深入了解。洋务时期清政府派遣留美幼童，虽然有事前的周密计划与留学期间的严密监督，但却无法阻止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同。时任出洋肄业局委员的吴子登就指责这些留学生有“模仿美国学生的体育运动，游戏的时间多于学习的时间……在宗教方面和政治方面都有秘密结社的行为……不尊师，不服从新任委员……大多数学生都去教堂或参加主日学校，甚至变为基督教徒”[3]等离经叛道的行为。吴的指责虽不免过甚其辞，但留美幼童存在“西化”倾向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在充满西方文明气息的土壤上生活与学习，要想不受其影响简直是不可能的。
由于害怕留美幼童的“西化”与“变质”，清廷嗣后断然下令将其全部撤回，但随着时局发展的愈趋紧迫，又不得不更大规模地向域外派遣留学生，甚至鼓励官绅自费遣子弟留学。大批留学生的出现，加速了对西方文化认同的步伐，这其中就包括向来为中国士大夫所鄙视的西方文学。晚清留学生留下的大量著述，为我们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便利条件。
留法学生陈季同的《巴黎印象记》首先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中国人在面对西方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时，那种好奇、欣羡与落差相互交织的复杂心理反应。全书由27篇随感构成，涉及内容极其广泛，作者对西方的剧院、博物院、热气球、火车、百货公司、出版公司、金融交易所、博物院、图书馆、阅览室、法院、学校、咖啡馆等物质文明作了全景式的扫描，字里行间流露出无法掩饰的惊奇与赞叹。作者从高科技中看到了将要创造出的美好未来，在百货公司中见识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富物质世界，在咖啡馆里领略了法国人富有情调与艺术品位的精神生活。这一切令作者不禁想到遥远东方故土的落后与贫穷，“在那里，生活还保存着原初的方式和自古以来的缓慢、勤劳的人们在田间小作坊里平静度日”，“生活的狂热燃遍欧洲，却尚未触及他们”，这一巨大落差令作者感慨万千。当然，陈季同对待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文化风尚并不像物质文明那样持赞赏态度，他态度明确地批判西方的婚姻与法律制度，认为“欧洲正在经历一切道德和精神的危机”，坚信“与欧洲哲人的著作相比，我们的道德著作毫不逊色”[4]。不过即便如此，陈季同对西方的精神文化显然已不像洋务派那样排斥，甚至在很多方面已被同化，他认同巴黎人富有情调的生活即是显著的一例。当然更重要的是，陈季同已对西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甚至可以说已沉浸其中，他曾这样描述一次在巴黎剧院的观剧感受：
我自己加入到观众的行列中去；我充满敬意地倾听着高乃依的雄浑诗句；卡米耶也使我洗耳恭听，并且跟她一样痛恨罗马的残暴。拉辛的诗句让我听到和谐悦耳的语言，所有微妙的感情以最优美的风格直达我心。我在心中静静地体味着高乃依的人物身上略显理论化的情感，思索着拉辛作品中既亲切又有人情味的英雄主义，最高贵的热忱和最温柔的情感在我心中交替荡漾。
陈季同显然已为如此美妙的戏剧表演所吸引，禁不住“像从前的观众一样鼓起掌来”，并尽力高喊：“好啊，莫里哀！”[5]这种动情的观剧反应，是同时的旅西之士所不可能拥有的。如郭嵩焘记其一次观看西剧的情况，说：“乌叶娄戛真阿里邀至意大里阿拉伯观出（剧）。生平不喜戏局，三十年来未一临观。至伦敦以友朋邀请，五至戏馆。此邦君民相为嬉游，借此酬应，不能相拒，意甚苦之。”[6]再如王韬旅游巴黎时的观剧：
戏馆之尤著名者，曰“提仰达”，联座接席，约可容三万人，非逢庆赏巨典，不能坐客充盈也。其所演剧或称述古事，或作神仙鬼佛形，奇诡恍惚，不可思议。山水楼阁，虽属图绘，而顷刻间千变万状，几于逼真。一班中男女优伶多或二三百人，甚者四五百人，服式之瑰异，文采之新奇，无不璀璨耀目。女优率皆姿首美丽，登台之时袒胸及肩，玉色灯光两相激射。所衣皆轻绡明縠，薄于五铢；加以雪肤花貌之妍，霓裳羽衣之妙；更杂以花雨缤纷，香雾充沛，光怪陆离，难于逼视，几疑步虚仙子离瑶宫贝阙而来人间也。或于汪洋大海中涌现千万朵莲花，一花中立一美人，色相庄严，祥光下注，一时观者莫不抚掌称叹，其奇妙如此。英人之旅于法京者，导余往观，座最居前，视之甚审，目眩神移，叹未曾有。[7]
如果说郭嵩焘是对戏剧本身缺乏兴趣而觉得西剧不值得一提的话，那么王韬的描述确实令人神往，但从他仅专注于布景与道具这些表面的东西来看，他对西剧的了解并不比郭嵩焘胜出多少，与陈季同相比，他仍只能算是一个门外汉，或者说一个随众惊叹的喝彩者。从陈季同、郭嵩焘与王韬三人观看西剧的反应，可以清楚地看出留学生的域外生活与学习体验，对其接受与认同西方精神文化方面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陈季同对西方精神文化尤其是文学的认同，在同期的留欧学生中是有一定共性的。严复归国后毕生从事西学的翻译与传播，同时提倡新文学，1898年与夏曾佑合作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鼓吹翻译域外小说，被称为晚清新小说的倡导者[8]，1906年至1907年又发表译著《美术通诠》，这是晚清唯一一部通论性的美学译著，对晚清的文论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9]。魏瀚曾怂恿林纾翻译小仲马的《茶花女》，王寿昌则是林纾翻译小说的第一个合作者。凡此种种，皆足以说明其时欧美留学生对西方文学的认同是一个普遍现象。
与早期的欧美留学生相比，留日学生对西方精神文化的接受不仅没有心理上的障碍，反而显得有点饥不择食。梁启超就说壬寅癸卯间留日学生“译述之业特盛”，“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又说此种思想输入“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10]。这一说法是符合事实的，留日学生在留学动机上就与早期的欧美留学生存在显著不同，他们“好像唐僧取经一样，怀着圣洁而严肃的心情”挂帆离开故乡，“总觉得中国应该学习日本，走明治维新那样的道路”[11]。由留日学生编撰的《留学生鉴》，对此有更为清晰的描述：“吾人不远万里，乘长风，破巨浪，离家去国，易苦以甘，津津然来留学于日本者，果何为也哉？留学者数千人，问其志，莫不曰：‘朝政之不振也，学问之不修也，社会之腐败也，土地之日狭也，强邻之日薄也，吾之所大惧也。吾宁牺牲目前之逸乐，兢兢业业，以求将来永永无暨之幸福，此则吾之大愿也。”[12]可见，留日学生东渡的目的就是要寻求救国的大道与学问，所以其专业取向与早期欧美留学生清一色的理工科不同，学习法政等文科的学生比例显著上升，这从前文所列表格亦可明显看出。职是之故，留日学生对新知的渴求表现得特别突出，而日本发达的出版业也为他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便利，据黄尊三日记称：“日本神田市，书铺林立，学生多藉为临时图书馆，随意翻阅，店主亦不之禁，穷学生无钱买书，有每晚至书店抄阅者。其新书则日有增加，杂志不下百余种，足见其文化之进步。”[13]所以在留日学生的日记与回忆录中多有购书的记载，以宋教仁为例，1904年9月到1907年4月间，他购书多达二百余部，内容涉及哲学、历史、地理、心理学、文学等诸多领域[14]。此外，留日学生对西学的接受还可通过他们在日本的出版活动得到进一步说明，据不完全统计，1899年至1911年间由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达42种之多[15]，翻译的西学著作更是不计其数[16]。这些统计验证了梁启超的上述说法。
由于救亡图存的紧迫感，与早期欧美留学生相比，西方文学对留日学生有着更为强烈的吸引力。在上述宋教仁购买的书籍中，文学尤其是小说占了很大比重，除了借此学习日语外，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动机：“久欲作一小说，写尽中国社会之现在状态及将来之希望，然必先阅中西各种小说，以比较研究作小说之法，故余久拟多购买或借阅各种小说也。”[17]在当时的日本，像宋教仁这样有创作愿望的留学生是很多的，因为由留学生创办的刊物大都设有小说栏目，稿源的需求自然很大，仅在宋教仁的日记中我们就可摘出如下数例：
（1905年一月初三日）酉初，余复至越州馆，开组织杂志发起会。时到者十余人。余演说此事发起之原因及单简之办法，讫，雷道亨不以为然，倡办小说报之说，与余再三辨难。
（1905年三月八日）申初，偕申锦章至本乡访杨凤生[18]……至末一次乃遇之。遂以特来邀其作报相告，渠允之，作哲学，有暇则间作小说亦可。
（1906年十一月十七日）（宁）仙霞[19]托余以作《洞庭波》文章，并言将改为《中央杂志》云。余答以因病实难应命，或时评、小说等能稍为助力云云。[20]
这无疑加速了留日学生对西方文学的学习与认同，尤其是那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如周氏兄弟。鲁迅留日的同学兼亲密好友许寿裳回忆说他“读书的趣味很浓厚……购书的方面也很广，每从书店归来，钱袋空空”[21]，“在弘文学院时，已经购有不少的日本文书籍，藏在书桌抽屉内，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等”[22]。这在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里也有记载：“我到达东京的时候，下宿里收到丸善书店送来的一包西书，是鲁迅在回国前所订购的，内计美国该莱（Gayley）编的《英文学里的古典神话》，法国戴恩（Daine）的《英国文学史》四册，乃是英译的。”[23]这些书尤其是西方文学史著，使他们对西方文学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对于一些想要但又无处购买的书籍，书店还可代为邮购，如勃阑兑斯的《波兰印象记》是在英国出版的，周作人便通过丸善书店订购了一部[24]。可以说，日本的书店是留日学生获取西方文化与文学知识的重要窗口，也因此给他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鲁迅生前的日本朋友增田涉曾说：“鲁迅先生在世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他，如果能到日本去，他希望上什么地方去看看。鲁迅先生立即回答说，希望上东京的‘丸善’去看看，鲁迅先生青年时代在日本的时候，经常上‘丸善’去，从那里吸收了世界的文学和美术的知识，所以他一直到晚年还从‘丸善’邮购书刊。”[25]周作人事后也说“我在丸善买书前后已有三十年”，虽然在日本留学时“卖买很微小，后来又要买和书与中国旧书，财力更是分散，但是这一点点的洋书却于我有极大的影响……那时我的志趣乃在所谓大陆文学，或是弱小民族文学……（《域外小说集》）这些材料便是都从丸善去得来的”[26]。
总之，由于长期的异域生活与学习体验，留学生对西方的精神文化与文学有了深入了解，而了解的过程实际就是逐渐认同西方的过程，这种认同奠定了晚清留学生文学群体文学革新思想的基础。
第二节 屈辱感、国民性与文学救国
如果说晚清留学生对西方精神文化的认同奠定了其文学革新思想的基础的话，那么他们在异域所受的各种刺激无疑是这一思想形成的直接原因。陈天华在《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一文中将学生尤其是留学生视为一国之主人，原因是“留居东京多生无穷之感情，多受外界之刺激，故苟非凉血类之动物，殆无不有‘国家’二字浮于脑海者。而内地则毫无闻见，懵焉瞆焉，故尔不如留学生之感觉灵而发达早也”[27]。陈天华因有亲身之体验，所言自较一般泛论者沉痛而真切。他所说的外界刺激是促使留学生奋发，而思改革现状的关键原因。为避免泛论与枝蔓，下面拟从留学生所普遍感受到的屈辱感切入，由此分析留学生对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并进而通过文学改造之，以此种思路来谈这个问题庶几不离其要。
中国向以文化之邦自诩，对于文学尤其自信，直到清末樊增祥仍说：“吾中国事事不如外人，独伦理词章历劫不磨，环球无两。”[28]然而正是这令中国士子引以为自豪的中国文学，在晚清留学生跨出国门之后，首先遭遇了冷眼。在欧洲留居15年并游历过各处的陈季同，最无法忍受的就是每到一处就听见有人对他说：“用你们的表意文字和包含四万多个词的单音节语言，你们永远也无法表达我们这里日新月异的现代世界。难道你们不能将它改为拉丁字母，以便让你们的全体国民更容易学会认字吗？”[29]他曾跟曾朴说，在法国待久了，“听到他们对中国的论调，活活把你气死”，在他们的文学统系里，“就没有拿我们算在数内，比日本都不如哩”。他们虽也翻译中国文学，如小说戏曲等，但态度不是赏玩，便是轻蔑与厌恶，现代文豪佛郞士甚至带着谩骂的口吻批评我们的小说，说：“不论散文或是韵文，总归是满面礼文满腹凶恶一种可恶民族的思想；批评神话又道：大半叫人读了不喜欢，笨重而不像真，描写悲惨，使我们觉到是一种扮鬼脸，总而言之，支那的文学是不堪的”，“这种话，都是在报纸上公表的”。这种毫不掩饰地轻视，使陈季同备感侮辱，不仅激起了他的愤怒，也促使他反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我们太不注意宣传，文学的作品，译出去的很少，译的又未必是好的，好的或译得不好，因此生出重重隔膜；二是我们文学注重的范围，和他们不同，我们只守定诗古文词几种体格，做发抒思想情绪的正鹄，领域很狭，而他们重视的如小说戏曲，我们又鄙夷不屑，所以彼此易生误会。”[30]对此，他建议采取“送出去”（宣传中国文学）与“拿进来”（翻译西方文学）同时并行的做法，最终达到中西文学的合璧。不过，与大多数留学生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不同，陈季同终身所做的事业是“送出去”，而他“送出去”的法文文学创作也确实做到了中西文学的合璧，文学观念与创作具有明显的超前意识。
陈季同的遭遇折射出西方人在骨子里对中国思想文化乃至民族的鄙夷与歧视，虽然辩护是必要的，但根本的做法则是要改变自己。其实，从留学生跨出国门见识西方文明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意识到“其文明程度高于吾”[31]，尤其是在国民素质上，西方人的折辱只不过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感受而已。也正因此，留学生在归国后对教育都特别热衷，如果综合评价这一群体对近代中国所作出的贡献的话，教育应该是最大的。容闳从美国留学回来，一生至死不渝的目标就是推行其教育计划。严复从欧洲归国也是一生与教育相始终，他在《原强》中明确指出：“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而反是以观，中国之“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圣神用事，非数十百年薄海知亡，君臣同德，痛锄治而鼓舞之，将不足以自立”，因此他认为面对甲午之战后的危局其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32]“开民智”除了学堂教育外，就是通过通俗文学进行启蒙，这是严复当然也是所有留学生提倡新文学的直接原因。
相比而言，留日学生在日本所受到的民族歧视要比欧美留学生强烈得多。甲午之战，清朝以泱泱大国败钮于日本，从而使日本人的野心与自负心得到极度膨胀，对中国一直以来所存有的敬仰之情也因此顿然消失，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使他们对中国人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以致“藐视中国人，骂中国人软弱无能，还痛恨中国人。而且这些不只是用言辞来表达，从白发老人直到幼童都对这四亿人满怀着血腥的敌意”[33]。在此种环境中求学，留日学生心灵所遭受的屈辱与创痛是可以想见的，鲁迅在仙台学医所经历的一幕为此作了生动的注解。他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回忆说，他在一次学期考试中获得及格成绩，在同学一百余人中排在中间，学生会干事怀疑教员泄漏了题，便突击到他的寓所翻检讲义，虽然没有查出什么，但在他们走后邮差送到一封很厚的信，第一句就是“你改悔罢”！鲁迅因此感慨：“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34]这句看似自慰的话比任何怒骂都更能表达作者内心的屈辱与创痛，竹内好在《藤野先生》一文的“解说”中指出：“作者对藤野先生所以表现如此敬爱之情，大概是忘不了周围的黑暗吧！”可谓知言。竹内好虽未明言“周围的黑暗”指的是什么，但实藤惠秀肯定它就是指“一般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轻蔑与歧视，正是它才使得藤野先生的“一两钱幽光”显得“份外引人注目”[35]。为验证这“一片黑暗”的真实存在，实藤惠秀举出了大量例证，即使今天读来仍不免令人感慨万千。
在异域遭受到的这种无处不在的屈辱感，是留学生民族意识产生的直接动因，也因此引起了他们对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深入反思。以鲁迅为例，增田涉说“‘弱国’而产生的屈辱感”，进一步促进了他要“摆脱‘弱国’的侮蔑，增添了改革的热情……在外国亲身体验的屈辱感，是难以磨灭的刺激”[36]。这是符合事实的判断，许寿裳就称他和鲁迅在日本“因为身在异国，刺激多端”，常常“谈着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并称鲁迅“后来所以决心学医以及毅然弃医而学文学，都是由此出发的”[37]。鲁迅的《呐喊·自序》也称他在仙台因看幻灯片感觉到“学医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38]。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周氏兄弟在日本何以会热心于翻译与出版“被压迫的民族之文学”了，实在是同病相怜的缘故[39]。
鲁迅说：“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了几个同志了。”[40]如果仅仅从办纯文艺杂志一方面言，这话无疑是正确的，但若说其时日本缺乏从事文艺的留学生，恐怕只能说鲁迅是孤陋寡闻了，上引宋教仁日记已提供了几条这方面的材料。
实际上，在日本文明进步的映衬以及民族歧视的促动下，留日学生对中国的国民性问题都有思考，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其时由留日学生发表的文章，揭露与批判中国民风积弊的内容随处可见。另外，由留日学生创办的大量刊物，其办刊主旨亦足以说明这一点，如《国民报》是“破中国之积弊，振国民之精神”[41]，《二十世纪大舞台》是“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42]，《民报》第2期发表的汪东文章《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则鼓吹“举凡从前之陋俗弊政，悉掀翻而摧拉之”[43]，都提到了重新塑造国民性问题。这些杂志大都登载小说等文艺作品，其主旨与杂志自然是一致的。如果对这些作品稍加考察不难发现，它们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宣传西方的文明与新思想，一是暴露与批判中国国民性之弱点。
综上可见，晚清留学生异国求学所遭受的种种刺激与歧视，以及由此所激发的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入思考，是促动他们发起文学救国运动的重要原因。
第三节 异域启蒙文学的催化
晚清留学生提倡文学改良，除受留学期间种种刺激的促动外，异域启蒙文学的催化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严复在被称为晚清提倡“新小说”的第一篇雄文《本馆附印说部缘起》[44]中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45]夏志清认为严复“显然是指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但‘开化’一词用来讲欧美，则不知所云”，因为“只有在明治维新的日本，小说才可以说是扮演了一个明显的角色，唤起了民众，帮助了政府现代化和进步”[46]。这只是就实际情况言之，欧、美真的没有类似的启迪吗？下面再看杨度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九月撰写的《游学译编叙》，其中关于小说的文字：
凡一国之语言文字，岐而为二者，其国家之教育，人民之进化，必不能普遍于全国上下。而学人以为经世著书之具，务求为高雅闳博之词，则文学反以阻国民之进步。故不独词章家之以雕琢为诗文，取悦一己而不求人知者之不足厕于一国之文学界也；即有心于当世者，亦以此计其功用之大小，而分其品次之高下焉。俄国学者特儿斯特之论艺术也，分广义与狭义，而小说与诗歌、美术等，同在狭义之中。其总论曰：“艺术者，使作者之感情传染于人之最捷之具也，作者之主题当如何，则必以直接或间接向于人类同腔（胞）的结合，而求其好果，以为感情之用也。”彼斯脱洛之为世界大教育家也，以读路索之《也米儿》小说一书而成者也；亲蔑翁之以女子称雄于哲学界也，以有小说十余种之传播也。为其有利于国民，即为有用之文字，岂以体裁之大小而为之区别乎？日本笹川种郎之言曰：“欧洲及我国历史，无不有小说戏曲之记载，而支那独否。自宋以前，并无完美之书，至元时始有特异之精彩。其前此之寂寥者何哉？盖以此方思想，纯在儒教势力范围之中，自儒者观之，以为文章者，经国之伟事；小说戏曲，败坏风俗，何足算也。然如孔云亭之《桃花扇》，亦何尝不本三百篇之旨，而断以春秋之大义哉？”由此论之，则我国民之不进化，文字障其亦一大原因也。夫小说文字之所以优者，为其近于语言而能唤起国民之精神故耳。意大利之诗人当的（但丁）编国语以教民族；日本维新之名儒福泽谕吉著书教人，必先令其妻读之，有不解者，辄复更易，以求人人能读，此皆小说之意也。岂非以作一字而非为国民之全体谋公益者，则必不为之乎？然今日竟有意大利统一、日本振兴之实效，则有谓二君不能列于文学界而称为名儒者，其国民能听之否耶？我中国于前者已矣，自今以往，吾诚不知后事之如何，吾亦不知下回之当作何分解也。国民乎！其有以《西游记》活泼不羁之自由主义，《水浒传》慷慨义侠之平等主义，而为《三国演义》竞争剧烈之独立主义者乎？吾知他日小说家之为新中国者，必以为第一回之人物矣，是我民族之幸也。[47]
杨度此文与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同时发表，若从写作时间上看，杨文或有可能早于梁文。就内容而言，此文对认识晚清“小说界革命”发生之重要丝毫不亚于梁文，惜长期埋没，以致其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彰显[48]。与梁文相比，杨文可以使人更清晰地看到西方启蒙文学资源在晚清“小说界革命”发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杨度首先提到了特儿斯特（托尔斯泰）的《艺术论》，强调他论艺术将小说与诗歌、美术等同看待的观点，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里，小说是不被列入文学之列的，而域外文学中的这种观点为他提倡小说提供了理论依据。接下来，杨度又引用了该书的主要观点，说“艺术者，使作者之感情传染于人之最捷之具也”，“最捷”当为杨度所加。“作者之主题当如何，则必以直接或间接向于人类同腔（胞）的结合，而求其好果，以为感情之用也”，这里的“作者之主题”指的是作者的命意或者说目的，“人类同腔（胞）的结合”则应指的是人类共有的感情或者说兄弟般团结的感情，“好果”则是指人类生活的最崇高的目的——幸福[49]。杨度之所以运用托尔斯泰《艺术论》中的这一观点，是因为这正好与其提倡小说的命意直接相通。既然以“国民教育”、“人民进化”为唯一宗旨，那么文学的价值自然是以是否实现此一目标为品次衡定之标准。从此一立场出发，文字自然是首先需要注意的问题，因为“小说文字之所以优者，为其近于语言而能唤起国民之精神故耳”。在传达作者之感情方面，杨度显然认为小说具有先天的优势，而托尔斯泰“艺术是感情传达之工具”的观点正好支持了他的这一看法。而且杨度提倡小说以求“国民教育”、“人民进化”，其最终目的则在以此培养新的“国民性”，以与世界其他强盛民族角逐，从而达到国富民强的理想境地，托尔斯泰有关艺术使命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杨度有相同之处，从而成为杨度提倡小说的一个重要依据。为了说明小说的这种感染与教育作用，杨度举了两个例子：一是瑞士教育家彼斯脱洛受路索（即卢梭）小说《也米儿》（即《爱弥儿》）影响而成就事业之事，彼斯脱洛即裴斯泰洛齐（J.H.Pestalozzi，1746—1827）。二是亲蔑翁之以有十余种小说之传播而称雄于哲学界事。亲蔑翁之，未详何人，从“为其有利于国民，即为有用之文字”来看，当亦与民众启蒙有关。杨度以此说明小说在“移情”方面的优势，即“近于语言而能唤起国民之精神”，此点亦颇类似于梁启超看中并提倡小说的原因——“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在晚清小说的理论文字中，就引用域外文艺理论方面而言，杨度可以说是第一人[50]，从此点来讲，他也应该受到治晚清小说者的足够重视。
更重要的是，杨度直接提到了意大利诗人当的（但丁）编国语以教民族及日本维新名儒福泽渝吉著书教人的事，并认为“今日意大利统一”及“日本振兴之实效”与他们的努力有关，这说明他提倡小说直接受到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及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启蒙文学的诱发和影响。这里有必要对“当的（但丁）编国语以教民族”加以说明，因为在此前的小说理论文字里，此点无人涉及。但丁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为对平民百姓进行知识普及教育，他提倡用“俗语”写作。而在当时，拉丁语是文学创作的通用语言，也就是当时的“文言”，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文言。但丁不仅写了《飨宴》《论俗语》这样提倡俗语写作的论文，而且还用近代方言俗语创作出了内容严肃、结构恢弘的伟大诗篇《神曲》，这在当时均具开创意义。但丁此举不仅对意大利民族语言及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西方文学自此以后，“国语文学”渐成文学主流，戏剧与小说也才享受到崇高的地位。杨度正是从西方文学的传统中找到了这个例证，所以他才颇有信心地看重并提倡白话语体小说，并大胆地预言对于未来“新中国”的构建，小说家必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严复说欧、美“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并非空穴来风，通过杨度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也应该受到了西方类似启蒙文学资源的启示与影响，毕竟严复在欧洲留学多年，对此不可能毫无所知。黄锦珠说“《黑奴吁天录》一书影响美国的黑奴制度以及南北战争之产生，是大家所承认的；卢梭《爱弥儿》对教育思想的冲击；以及托尔斯泰对俄国青年思想的影响等等，小说在欧、美扮演过思想或文化启蒙，乃至具体改变过政治、社会的某些状况，都是不宜抹杀的事实”，所以他并不完全赞同夏志清的观点，这是颇富眼光的，但她仍怀疑严复对西方文学是否真正的了解——因为没有文献可征[51]。事实上，在迄今为止仍为学界所忽视的严复译著《美术通诠》里，通过按语可以看出严复对西方文学相当熟悉，绝非泛泛之辈，后文将予详论，此不赘言。
杨度写作此文离他到东仅有数月，竟能如此丰富而娴熟地运用西方启蒙文学资源，实在要归功于当时日本的文学环境。明治时期的日本正是学习西方全面铺开，西学输入日新月异的时代，对于介绍外国文学，增田涉说当时是“拚命地介绍英、美、德、法等先进国家的第一流的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作品”[52]。由于自由民权运动，日本从西方输入了“政治小说”，并在“这种有意无意政治化的翻译文学刺激下，政治小说的创作一时大为兴盛，并赢得了广大读者群”[53]。日本小说改良的机运亦从此开始，据《日本维新三十年史》第九编《文学史》的作者所作的评述称：
比及十五六年，民权自由之说，盛行于世。新闻纸上，有载西洋小说者，如《绘入自由》、《自由之灯》，皆传法兰西、罗马革命之事者也。自是翻译泰西小说者，源源不绝，则当日人心之渴望新文学，即此可见一斑；而他日小说之推陈出新，亦于兹伏线矣。今试举其例，则织田纯一郎之《花柳春话》，最先问世，他如关直彦之《春莺啭》、藤田鸣鹤之《系思谈》，及《春窗绮话》、《梅蕾余薰》、《经世伟观》等。其原书多为英国近代历史小说家之作。译本既出，人皆悦之，遂不知不觉，竟成小说革新之媒。柴东海之《佳人奇遇》，第一破格而出，继而未广铁肠著《雪中梅》、《花间莺》，又有别为一体，不纯乎小说者，则藤田鸣鹤之《文明东渐史》、视野龙溪之《经国美谈》等是也。[54]
杨度留学日本正是“政治小说待望论被推出之时”[55]，也就是说其余威尚在。日本这种轰轰烈烈的文学启蒙与改良运动，与中国“文以载道”的观念相通，加之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所以很容易感染并引起留日学生的注意。日本启蒙文学运动所产生的实际效果，留日学生也能亲眼目睹——日本人民的文明进步以及昂扬的精神状态至少可以激起他们这方面的联想，所以落脚于日本的西方文学资源便能很快为他们所利用。托尔斯泰的《艺术论》成书于1897年，1898年始正式出版，而杨度竟能及时运用该书观点，于此可见留日学生对日本文学输入关注的及时。
无独有偶，鲁迅1908年发表于《河南》杂志的《摩罗诗力说》也是以但丁为范例，该文说：“意大利分崩矣，然实一统也，彼生但丁（Dante Alighieri），彼有意语。大俄罗斯之札尔，有兵刃炮火，政治之上，能辖大区，行大业。然奈何无声？中或有大物，而其为大也喑。（中略）迨兵刃炮火，无不腐蚀，而但丁之声依然。有但丁者统一，而无声兆之俄人，终支离而已”，也强调了但丁提倡国语对意大利统一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过，鲁迅虽批评“俄之无声”，但认为其并非“喑人”，乃“孺子”与“伏流”，故“十九世纪前叶，果有鄂戈理（N.Gogol）者起，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或以拟英之狭斯丕尔（W.Shakespeare）”。顾瞻寰宇，鲁迅发现“新声争起，无不以殊特雄丽之言，自振其精神而绍介其伟美于世界”，“若渊默而无动者”，独“天竺以下数古国而已”，因此他呼吁“别求新声于异邦”。由此可见，鲁迅也从域外启蒙文学中悟到了文学在振起人心与精神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才有针对与选择性地提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56]的摩罗诗派，以打破中国这一“喑人”般的渊默。
虽然在早期的文献中，像杨度与鲁迅这样能为我们提供如此直接而丰富材料的文章并不多，但零星的史料仍有不少，透过这些跃动着激情的文字，我们不难感受到异域启蒙文学在其中所产生的强烈催化作用。
第四节 留欧美与留日学生文学革新思想之差异及其成因
梁启超说晚清西洋思想运动的最大不幸是“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这话虽然说得有点绝对，但却道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西洋留学生并不是晚清思想输入的中坚。对于文学而言，亦复如是，这从前文所列晚清留学生文学群体的表格中，欧美留学生所占比例之小即可看出。除此之外，二者在参与晚清文学变革的态度与取向上也存在不小的差异。欧美留学生显得保守而温和，而留日学生则表现得相当激进。这种差别几乎一直持续到现代文学，并为治现代文学的学者所关注，他们的研究对本节的论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夏志清在论及现代中国的文学潮流时说：“当时较具吸引力的作家，几乎清一色的是留学生。他们的文章和见解，难免受到留学所在地时髦的思想或偏见所感染。说真的，我们即使把自由派与激进派的纷争看作留美、留英学生与留日学生的纷争也不为过。”[57]说现代较具吸引力的作家是清一色的留学生不免有点夸大，但夏氏对留英美与留日学生的区别比较却颇为学界所赞赏。由于体例所限，关于这种差别产生的原因，夏氏只是点到为止，没有充分展开。贾植芳在夏氏的基础上对此一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他说“留学英国的作家，基本上都崇尚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他们身处保守的英国文化环境中，对于新崛起的现代艺术几乎没有什么感受”，美国虽有新崛起的文学思潮，如意象派诗歌等，但“还未得到美国正统文学的认可”，从诸多现代文学留英、美作家的个案分析中，他认为“留英美的学生确实受到他们所在国的文化环境影响，在对外来文学的选择上，态度是保守的，或者是暧昧的”。而留日学生却不同，当时的日本文坛流行着各种欧洲文艺思潮及世纪末的各种现代思潮，所以“留日学生在吸收外来影响方面是相当庞杂的、混乱的，也可以说是多元的，但比起留学英美的学生来看，他们比较不保守，多吸取了与二十世纪精神相通的现代哲学和文学思潮”[58]。
上述研究对本节的论述很有启示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相通的，因为本节论述的内容正是他们所谈问题的直接源头。在晚清，欧美留学生在对待文学改革的态度上是相对保守与暧昧的，这一点与他们留学所在地存在密切关系。如被视为极端保守的辜鸿铭，论者已指出他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与其欧洲留学存在一定关系，“当时的欧洲，正是以浪漫主义思潮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保守主义盛行之时。该思潮以道德和古典价值为核心，就根本取向而言，同儒家传统文化有相通之处……这些西方浪漫主义学者的理论与著作造就了辜鸿铭一生的思想倾向，对他日后的文化选择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再加上“西方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下的种种弊端”，这一切促使辜鸿铭“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渴慕”[59]。这一判断对同一时期的欧美留学生几乎是通用的，如陈季同在游历欧洲各地，见识了西方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后，虽然也有惊异与赞叹，但最后竟说“我无法理解，或者不如说，我开始更清楚地看到已经预感到的事实：那就是欧洲正在经历一切道德和精神的危机。尽管欧洲有着发达的文明，尽管它的科学、文学和艺术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它还在摸索中寻找自己的道路；它在相互对立的信仰和不同的哲学体系之间摇摆，尚未找到自己的最终的方向”[60]，所以陈季同不认为西方的精神文化高于中土，他宁愿相信二者各有偏胜，中国如需改革，其取向自然是兼取二者之长。
正是因为欧美留学生恰好遭遇了西方文明的危机，所以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是审慎而有选择的，当然也是保守的。而日本恰恰相反，甲午之战日本以“蕞尔岛国”击败泱泱大国清朝，“这件事产生了影响日本社会和思想意识等一切方面的沙文主义。民间的印刷品、传说和诗歌以及狂热的歌曲，都被用来灌输和加强突然爆发的廉价和哗众取宠的爱国主义”[61]。除了爱国主义情绪高涨外，甲午之战还进一步激起了日本学习西方的信心与热情，诚如梁启超所说是“一颦一笑，惟欧洲是效”[62]，可谓是顶礼膜拜深信不疑。所以，与欧美留学生见到的安宁、富裕与充满西方民主气息的社会环境不同，留日学生首先感到的就是日本人昂扬奋进与除旧布新的豪迈精神，梁启超晚年曾讲到他初到日本时的感受说：
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一新邦之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亲见彼邦朝野卿士大夫以至百工，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之朝气，居然使千古无闻之小国，献身于新世纪文明之舞台。回视祖国满清政府之老大腐朽，疲癃残疾，肮脏躐蹋，相形之下，愈觉日人之可爱。[63]
跨入日本国土的中国留学生无不受此种风气濡染，思想不难为之奋发。加之日本又是当时中国维新革命人士逃亡避难的大本营，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等著名人士皆聚于此，并积极在留学生中运动宣传，留日学生的思想因此日趋激进。同时，留日学生所受到的歧视要比欧美留学生强烈得多，这就更容易激起他们的民族意识，强化同乡与国家观念，生发革命意识与反抗精神。所以留日学生奔走革命者多，而专心学业者明显不如欧美留学生，王国维就说在日本留学时“诸生骛于血气，结党奔走，如燎方扬，不可遏止”[64]。这种激进的革命思潮，表现在文学上便是大胆的改良与创新。
[1] 王元化等：《崩离与整合：当代智者对话》，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07—108页。
[2]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3页。
[3] 容闳：《西学东渐记》，王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116页。
[4] 陈季同：《巴黎印象记》，段映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153、166页。
[5] 陈季同：《中国人的戏剧》，李华川、凌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6]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卷（光绪时期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5页。
[7] 王韬等：《漫游随录·环游地球新录·西洋杂志·欧游杂录》，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88页。
[8] [美]夏志清：《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夏志清：《人的文学》，台湾纯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9] 该译著以传统的诗学概念“意境”翻译西方美学的核心概念，对“意境”意义的现代转换起到了直接影响，参见拙作《王国维“意境”新义源出西学“格义”考》（《学术月刊》2011年7月号）、《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概念形成考》（《浙江学刊》2012年第3期）、《两种“意境”的并存与交融——“意境”现代意义生成的历史考察》（《人文杂志》2012年第6期）等论文的相关论述。
[10]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夏晓虹点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页。
[11] 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7页。
[12] 转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4页。
[13] 转引自范铁权《黄尊三留日史事述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14] 参见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5] 刘集林等撰：《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51、252页。
[16] 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五章“留日学生的翻译活动”的相关统计材料，谭汝谦、林启彦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17]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7页。
[18] 杨凤生，原名杨子玉，字凤笙，也作凤生，湖南芷江人。戊戌变法时，为湖南时务学堂学生，常为《湘报》撰稿。1904年1月，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参见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页。
[19] 宁仙霞（1873—1913），原名宁调元，别号太一，湖南醴陵人。1905年留学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1906年春夏间，回湘与禹之谟等倡议公葬陈天华，事毕至上海，主编《洞庭波》杂志，该杂志仅出一期，宁亦不久赴东京。参见杨天石、曾景忠编《宁调元集·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0]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44、296页。
[21]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1页。
[22]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23]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
[24] 同上书，第146页。
[25] [日]增田涉：《与鲁迅先生相处的日子》，卞立强译，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中文系图书馆编：《鲁迅在日本》，《鲁迅生平资料丛抄》第5辑（1978年12月），第189—190页。
[26] 周作人：《东京的书店》，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2—343页。
[27] 刘晴波、彭国兴编：《陈天华集》，饶怀民补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28] 樊增祥：《秦中官报序》，樊增祥：《樊山政书》卷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9页。
[29] 陈季同：《巴黎印象记》，段映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30] 曾朴：《曾先生答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6—618页。
[31] 邹容：《革命军》，张梅编注：《邹容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32]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27页。
[33]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1页。
[34] 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6、317页。
[35]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8页。
[36] [日]增田涉：《与鲁迅相处的日子》，卞立强译，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中文系图书馆编：《鲁迅在日本》，《鲁迅生平资料丛抄》第5辑（1978年12月），第188页。
[37]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9、60页。
[38] 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页。
[39] 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页。
[40]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页。
[41] 《倡办国民报简明章程》，《国民报》第1期，1901年。
[42] 《二十世纪大舞台丛报招股启并简章》，《二十世纪大舞台》第1期，1904年。
[43] 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2页。
[44] 严复是否参与了此文的创作，目前学界尚有质疑，研究严复的专家王栻认为不是严复，可能出于夏曾佑的手笔（参见《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了哪些论文》，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0页）。皮后锋、杨琥坚持此一观点，并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论证，但没有提供直接的证据，结论仍说“严复可能审阅修改或提供过某些材料”（参见皮后锋、杨琥《〈国闻报〉所刊〈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之作者考辨》，《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3期）。因此，在没有确切证据否定严复是该文作者之一的情况下，本书仍持保留意见。
[45] 参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46] [美]夏志清：《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夏志清：《人的文学》，台湾纯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0页。
[47] 《游学译编》第1期，1902年11月14日。
[48] 详参拙作《一篇被忽略的早期小说革新宣言——论杨度〈游学译编叙〉中的小说思想及其价值》，《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4辑，2010年。
[49] [俄]列夫·托尔斯泰：《艺术是什么》，《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4卷（文论），丰陈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7—324页。
[50] 陆扬、张祯在《托尔斯泰〈艺术论〉在中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一文中称“1907年2月至3月，王国维在其主编的《教育世界》上发表《脱尔斯泰传》，最早提及《艺术论》一书”，是未见杨度此文。
[51] 黄锦珠：《晚清时期小说观念之转变》，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52] [日]增田涉：《与鲁迅相处的日子》，卞立强译，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中文系图书馆编：《鲁迅在日本》，《鲁迅生平资料丛抄》第5辑（1978年12月），第182页。
[53]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7页。
[54] 同上书，第198页。原载《日本维新三十年史》，罗普译，广智书局1902年刊。
[55] [日]斋藤希史：《近代文学观念形成期的日本》，[日]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02页。
[56]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68页。
[57]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台湾传记文学社1979年版，第52页。
[58] 贾植芳：《中国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比较文学》1991年第1期。
[59] 刘集林等撰：《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08页。
[60] 陈季同：《巴黎印象记》，段映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
[61]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1页。
[62] 吴其昌：《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
[63] 同上书，第142、143页。
[64] 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初集弁言》，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