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怀疑意识和权力分立

神话叙事所带来的安慰和亲近感使我们宛如在家中，但是，由于距离神话的疏离感，我们又培育了一种怀疑意识。海涅曾为怀疑意识描绘过这样一幅神话图景：地球行星是一大块岩石，人类是真正的普罗米修斯，怀疑意识就像一只兀鹰，人类在历史上由于偷窃光明而被这只兀鹰撕扯得体无完肤、疼痛难当。

在人类意识发展史上，怀疑意识可能是希腊哲学得以产生的一个动因。“智慧产生于惊异。”惊异的心理暗含了怀疑意识的种子。我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于主体形而上学和同一性辩证法，却轻易地忽略了其他思想意识的存在。怀疑意识暗暗地渗透于主流思想的传统背景中，并强劲有力地调校着主流思潮的流向。

这是一个终末神话。它是终极怀疑意识所造成的结果。我们时代教父笛卡儿一手把“最后的妖怪”（怀疑意识）这匹狼引入现代世界，任它又撕又咬；一手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方式，用“我思故我在”的模型塑造了一个“最完美的存在”。莱布尼茨对这匹狼也是束手无策。这引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大施“空手套白狼”的绝技：“认知主体只有使自身成为权威并为他的认知客体负责，才有可能把这个最后的妖魔驱逐出世界。”现代主义式的怀疑导致新的“绝对主义”——理性主体的自我捍卫的威胁乘虚而入。在布鲁门贝格看来，德国唯心主义的“终末神话”乃是建立距离、疏远恐惧的一种方式。它就是这样的故事——讲述世界的故事，讲述它的客体关于主体的故事，它强烈地排除“现实绝对主义”。现代主体在驱逐这个最后妖怪的过程中自我权威化，正是布鲁门贝格着意强调的神话创作由“怀疑向安慰突变”的地方。在主体确立全部经验中，神话创作克服怀疑意识的功能起到理论构造作用的那种必要性论证，依然是凄风苦雨中人类命运的保护神。

这种怀疑意识像裸露的刀锋继续其颠覆性存在。它颠覆各种外在现实权力，同时也在颠覆自身的内在认知权威。一方面，认知主体的权威化是神话创作的一种自我安慰，怀疑意识因此成为认知主体神话创作所克服的对象；另一方面，怀疑意识对既有的权力和权威的颠覆作用造成了神话叙事中权力分立的现象。正如距离可以成为神话一样，怀疑意识也使自身神话化。

神话的安慰作用一方面凭借故事所具有的熟悉感、亲近感而带来了慰藉，另一方面解脱了现实绝对主义所造成的焦虑感而使心理有所缓解。我们在神话叙事中寻找的不仅有温暖的感觉，而且还有解脱了焦虑的轻松感。神话的安慰作用与权力分立的神话功能有关：

这不是上帝与自己纷争作为绝对的临界状态而被构想出来的；毋宁是，人面临他不能理解的所有权力时，作为这个原初方案，从焦虑中得到解脱。在这个程度上，这些权力似乎反对人，因而人被它们间的相互反对挤在一边。当存在许多神时，诸神拥有了他们各自的权力——这个体系既存在他们的力量，也存在他们的弱点。既然原初上他们都是力量和权力，那么就像力量和权力，他们在本性上是不受限制的，除非另外的力量和权力限制他们。因为一位神受另一位神约束的，否则，他是无拘无束的，这也是神的统治者忌妒所产生的缘由。

“力量”和“权力”“在本性上是不受限制的”，它们给人带来了压迫，产生了生存性焦虑。面对各种人类自身所不能理解的权力，为了从现实绝对主义所产生的恐惧和焦虑中解脱出来，人类开始创作一种“原初方案”，在该体系中，诸神既拥有权力，也存在各自的弱点，形成了神反对神的均衡状态。因此，这份诸神战争的“原初方案”是人类神话创作中权力分立原则所导致的结果，也是一份诸神之争所送来的希腊福音。

在神话时代的高明秩序中，关键的东西不再是存在、总体和终结，而是“权力”“优先”“优势”和“位置”。当一切事物都是神时，权力分立达到了最完善的形式。“宙斯没有亲自行使权力，而是规定程序，这个程序之于大地上上演的生命和历史的可靠性是决定性的。”通过权力分立这个程序，我们排除了全能存在，为生命和历史提供一份可靠性的保障。权力之间事事纠缠和竞争，以及对它们之间每每妒忌、虚荣与其他精神方面的分门别类等等，都是神话叙事的削权技巧在发挥作用。这同时意味着：诸神的每一种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本领只能是特殊的。在时间进程中，在历史长河中，神话创作的权力分立程序促动诸神发挥各种技艺和才能，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或者，生命（生活）从一种才能向另一种才能移动。于是，神话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创作，获得了一种不绝如缕的历史化存在。“这个世界作为一个‘宇宙’所能达到的安慰状态和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每一种对绝对主义的限制。这两者作为对立的动机在神话中互相缠绕。”权力分立程序为神话叙事带来安慰，同时对绝对主义有所限制，于是，孤苦无依的人类凭借着“鸡鸣不已”的神话创作，游走于这个“风雨如晦”的世界。所谓的“游于艺”正是孔夫子神话创作的写照。

奥维德的诗行体现了神话学中权力分立的结构原则。“权力的多元化必须要恢复，它使讲故事处于运动之中。”作为多神论的表达形式，权力分立原则在审美上使一切事物成为可能。诗行中纯粹的变形原则就是以权力分立方式持续不断地召唤“神反对神”的方式，从而使罗马帝国粗粝朴实的文治武功成为一段金粉往事、绚烂传奇。如果我们以斯宾诺莎主义的方式，把歌德的诙诡之论解读为一种“反事实”的建构，那么，它现在就是神话形象塑造的基本公式——多神论是神话思维的一个特征。接下来，布鲁门贝格坚持通过反转、坚定的否定来揭示这困难重重的神话创作的基本模式。因此，我们必须考察神话变形之于神话讲述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