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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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治病之术与“医国”之道

传统中国社会中,人的名字比较复杂,既有族名、又名、曾用名,还有字、号、又号,以及化名、笔名、室名等多个称谓,不一而足,让现代人很难厘清。孙中山亦是如此,他幼名“帝象”,谱名“德明”,稍长取名“文”,字“载之”。从事革命活动后,又曾化名“中山樵”等,“中山”之名即由此而来。很长一段时间,身处海外的孙中山,其英文签名都用Sun Yat-sen(孙逸仙),故此名为国际所熟知。而国人多称他为“孙中山”。日本人则呼之为“孙文”,他自己在公文、函电中亦多署该名。俗话说“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但为了革命需要,以及迫于复杂的情势,孙中山曾多次改换姓名,如“高野长雄”等。据考证,已知他行世的名号,多达62个,其中最著名和传世的当属“中山”。

从上可以看出,孙中山当时处世维艰,在那个黑暗如长夜的专制时代,革命与自戕,几为一语,造反是要杀头的。但孙中山信念坚定,披荆斩棘,不言放弃。

在孙中山的一生中,他的兄长孙眉值得一提。由于家贫,16岁的他只读了4年书就跟随舅父杨文纳去了檀香山打工,后转到夏威夷垦荒耕种。由于孙眉经营有方,积累了丰裕的资财,不仅对整个家庭帮助很大,对胞弟的革命活动,其支持尤为突出。

在兄长的帮助下,孙中山入私塾识字,眼界渐开,充满好奇的他不愿做“井底之蛙”。1879年他随母亲远赴美国檀香山,此行对孙中山触动不小,曾言“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他的心智终被开启,从此一发不可收。

孙中山不满足在兄长店中做帮手,他提出要去读书,同年9月,少年孙中山进入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意奥兰学校。学校的课程新颖,方式方法也与中国传统的死记硬背有别,诚如他所说,“新法之善,远胜吾乡”,这对于一个从广东农村走出的少年而言,无疑有着相当的吸引力和冲击力。

孙中山在日期间署名中山樵,孙中山因此得名。图为他致平山周之函

1879年秋至1883年夏,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意奥兰和欧瓦胡书院学习。图为意奥兰书院旧址

3年的刻苦学习,孙中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其后,孙眉因业务扩大需要帮手,原打算继续深造的孙中山只好暂时先为其兄打理店铺。到了秋季,他入欧瓦胡书院学习。

孙眉虽然去美多年,却始终坚守中国传统的信仰和社会习俗,而入教会学校读书的孙中山,则深受基督教的浸淫,被引入了“歧途”。因此,中西冲突,便不时在兄弟之间发生。弟弟的激烈言论,与传统礼俗有悖,孙眉原本希望他学成之后能为自己分担家业,现在看来几无可能,遂决定送其回国。见兄长态度坚决,孙中山只能从命。

孙眉在檀香山茂宜岛的住所。孙中山在檀香山读书期间就住在此。

孙中山之兄孙眉

1883年仲夏,孙中山回到了阔别5年的家乡。这年11月,他前往香港,入拔萃书院求学。是年冬,他和好友陆皓东正式受洗入教,登记册上署名“孙日新”,其后,道济会堂长区凤墀依他名字之粤语谐音,改为“逸仙”。次年4月,他又转入香港中央书院读书。11月,奉兄长之命,再赴檀香山协助他经营。1885年4月返国,8月前往香港复学。这一次他选择了从医,并非是一改救国之初衷,而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当年夏,孙中山返乡与同邑卢耀显之女卢慕贞成婚。

1886年秋,孙中山入广州南华医学堂学习,一年后又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在两地求学期间,孙中山结识了不少有志之士,他常与好友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三人议论时政,抨击朝廷,阐述革新抱负,被时人视为大逆不道,称之为“四大寇”。不过,他们当时还仅仅处在谈论如何使国家富强的萌发阶段,并无明确的思路。

在港读书期间,通过与西医书院创始人何启等人的接触,孙中山对改良主义有了较多了解,这对他思想的形成多有影响,他对清政府也抱有若干幻想,期望统治者能够自我革命,摒弃旧制,推陈出新。

1889年,孙中山小试牛刀,写就了一份《致郑藻如书》。郑氏为香山籍学者和官吏,善办洋务,曾以三品衔大臣出使美国。他认为郑藻如“一邑物望所归,闻于乡间,无善不举”,而致书向其建议兴农桑、禁鸦片、办教育。该文虽无多少创见,但言之有物,初见改良思想端倪,显现了孙中山丰富的精神世界和良好的救世愿景。不过,“改良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固然重要,但对腐朽没落的中华帝国和顽固守旧的统治者而言,非革命不足以推动历史进程,对此,当时的孙中山尚未形成定识。

区凤墀

何启

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卢慕贞(1867—1952)

“四大寇”(左起):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摄于1911年)

伍廷芳

郑藻如

孙中山最初悬壶济世的澳门镜湖医院正门外景

1892年9月,孙中山毕业后即于澳门、广州悬壶济世。他医术精到,一时“病家趋之若鹜”。但孙中山心存高远,有“鸿鹄之志”,不满足只做一个医治疾病的良医,他更关心国家民族的“痼疾”。匡时救世,显然比“医人”更重要,他的一生正是从医人始而“医国”终。诸葛亮曾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之遗训,而孙中山正好从另一面做出了很好的诠释。在他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寻求救国之道的志士。

1894年1月,孙中山又跃跃欲试,草就了《上李鸿章书》,并亲往“津门”力陈“救国大计”。选择李鸿章,不仅因为他是权倾一时的朝廷重臣,更因他以兴办洋务闻名,主张变革,力主强国。“投其所好”是为了引起他的共鸣,若能采纳,或许将出现自上而下的中枢变革。该书长8000余言,他提出了自己的灼见,也是问题的核心:“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孙中山最后表示:“伏维我中堂(指李鸿章)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犹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生民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之难,又有行之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用敢不辞冒昧,侃侃而谈,为生民请命,伏祈采择施行,天下幸甚。”

在外求学的经历以及耳濡目染,令孙中山眼界大开,学识渐丰。国运兴衰之因,他深有洞察,乃“旁观者清”,而朝廷如坠云雾般混沌不辨,是“当局者迷”,他希望自己能够指点迷津,改变危局。上书显现了孙中山的治国之道,但客观地说,他的这些想法并非原创,而是受到他人的影响和启发。不唯如此,此时孙中山的基本思想并不是革命,而是改革,希冀通过汲取西方发展优良之道,让大清帝国提升造血功能,恢复元气。至于他本人,或许也能为人所识,得以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救国宏愿。

《上李鸿章书》递上去之际,正值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李鸿章忙于外交斡旋和军事部署,全无遐日。他是否看过,不得而知,但据说他丢了这样一句话:“等打完仗以后再说吧。”当然,这或许就是一托词,此事乃“肉食者谋之”,一个平头百姓何以懂得治国之道?岂不是贻笑大方!

孙中山得到这样的反馈后,知道报国无门。投书的失败,极大地刺激了孙中山,让试图从改良入手的他猛醒:既然“此路不通”,何不另寻他途。上书“遭拒”的机缘,成为孙中山思想转折的节点和分野。“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从此,他心中充溢着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热望,一举转向“革命”。

但孙中山的革命不唯武力,还有理论上的宣传战,以开启民智。针对保皇派人士所主张的君主立宪,他提出创建民主共和制度。他后来发动的多次起义,并未能动摇清政府的根基,百足之虫,未及要害,死而不僵;而他的思想启蒙,则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大众意识的觉醒与观念的转变。从武装实力而言,孙中山与洪秀全相比差了许多,而偌大的清帝国不亡于洪、杨,却被孙中山“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口号所击垮,何哉?宣传的作用和魅力也。一朝觉醒,便势不可挡。

就在上书李鸿章这一年的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兴中会,在《兴中会盟书》中,我们看到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这样的政治目标,显现出兴中会作为近代资本主义革命小团体的面目。另外制定的《章程》,其字里行间充满救国大义,主要针对处于危局中的国家,力避被“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厄运。

李鸿章

刊于《万国公报》的《上李鸿章书》部分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图为会员秘密宣誓地点——李昌宅

孙中山具有强烈的进取心,不断寻求和探索救国之道。但客观地说,对于建立什么样的政府,采用何种社会制度,最初,他心里还是没谱,“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只是在接触到西方社会政治体制以后大有触动,这才明确提出了创立“合众政府”的设想。

陈少白

杨衢云

1895年1月,孙中山应好友宋耀如之邀归国。抵达香港后,旋即召集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杨鹤龄等人商议联络各地同志,扩大兴中会组织。2月21日,香港兴中会召开成立大会,并通过新章程。原香港辅仁文社的领导人杨衢云等欣然加入。

新章程的内容更具体,措辞更激烈,但究其内容,改良色彩依然浓厚,无反清之危言。探求深层动因,或许这是一种应对策略,打着改良的旗号,行反清革命之实。迫于当时的情势,反清只能处于地下状态,具体行事是以秘密的入会《盟书》为指导,而公开的《章程》只是宣传文字,以掩人耳目。在未唤醒民众之前,公开对抗并非是一种明智之举;而以爱国为宗旨,则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且避免了清政府和港英当局指责的口实。

还在1894年下半年,孙中山就同陈少白商谈举义之事,这次回港期间,他在与日本友人梅屋庄吉会面时又谈及:“为了拯救中国,我和同志们正准备发动革命,推翻清朝,发誓创立我们汉民族的真正的国家。”

香港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即全力以赴筹备广州起义,他与杨衢云等人开会,议决于10月26日即农历重阳节发动起义。具体分工是: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军事,杨衢云在香港负责后方接济,包括筹款、购械、招募壮士等。陆皓东提议用青天白日旗代替清廷的黄龙旗,获得通过,青天白日旗从此闻世。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孙中山以为起义一定能准时发动。

黄龙旗

陆皓东

10月26日清晨,各起义军、会党和民团首领聚集在起义总机关候命。就在此时,孙中山不断收到西江、汕头两方面义军领导人发来的电报,由于两路军队受到清军阻击,无法前进,孙中山便临时决定起义延期。当杨衢云接到延期的来电时为时已晚,7箱军械已装上“保安”轮船待运,若是起回极易败露,于是仍命人于27日晚带400义军随船入粤,并复电:“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

其时,杨衢云等人的活动已为港英当局获悉并函电广州,两广总督立即下令全城戒严,派兵搜查农学会总机关,致使陆皓东等6人被捕。“保安”轮甫抵省河,即被官府截获。孙中山获悉后赶紧离开,于29日抵达香港。陆皓东等人遭到严刑威逼,英勇就义。

广州起义是孙中山及其兴中会发动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惜乎,功亏一篑。11月2日,孙中山等人乘船离港赴日。不久,中日甲午战事结束,清政府驻日公使即将复任,外界风传日方有可能要引渡革命党人。此地不宜久留,孙中山遂于1896年1月去了美国檀香山,他先去看望兄长孙眉。其时,孙母杨夫人、妻卢慕贞、儿子孙科、女儿孙娗已先期到达。一家人难得团聚,相见甚欢。小住一段后,孙中山便展开革命活动,由西向东横跨美国大陆,三个月的奔波宣传,他费尽口舌,但收效甚微。

孙中山与孙眉两家在檀香山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