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战略文化传统是怎样深刻影响军事的？

军事不仅与社会经济、政治有着本质的联系，而且与社会文化，特别是战略文化有着密切而重要的关系。世界上每一种文化传统都包含着关于战争的思想；每一种战略思想又都与一定的思想文化相联系。广义的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然环境、社会形态、经济水平等作用下，长期形成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总和。思想文化以人对自然、人对人的态度，人的生存方式及其生命意义为主要内容。它的发展虽然总体上与历史的发展是并存的，但是，思想文化有时是可逆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畸变或倒退。

郑和下西洋（1405—1433）

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当时的国家政治，但战略又深刻地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差异，决定其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的区别，从而也影响到战略文化的不同特点。所谓战略文化，是指一定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赖以形成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这种思想和理论一旦形成又可以指导战略行动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简单地讲战略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或政治共同体的世界观、战争观与价值观中带有长期性和根本性的理念。战略文化作为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作为根植于社会中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会持久地以无形的方式影响着战争战略决策，影响着军事活动的每一个方面。

任何人都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和教养中进行认识和实践创造活动，而战略文化就是战略制定者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它具有观念形态、历史继承性、国家与区域特征等属性。战略制定者的个人风格，是其文化底蕴的外在表现。任何战争战略决策都可以从战略文化的角度挖掘其深层次的思想文化与哲学的背景。

山东银雀山出土汉代竹简《孙子兵法》

同时，军事活动又为战略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天然的养分。首先，军事活动为战略文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战略文化的发展和进化总体上来说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但是军事活动，特别是战争活动，往往对战略文化的发展和进化起到激进的变革与推动作用。战争中你死我活的严酷对抗，激发了人们的科技创新、哲学思考与战略创新，历史上许多具有划时代进步意义的思想成果大都源于战争实践，大都是对战争的深沉思考，大量的战略理论创新，源于重大军事活动的激发。其次，军事活动为战略文化发展提供了土壤。战略文化离开了人类生存与生活的土壤就无法传承和发展。历史上，虽然无数的人类文明湮灭在战火之中，无数的灿烂文化被战乱蹂躏得只留下点点遗迹。但也有众多的文化成果在强大的军事力量保护下，得以流传，特别是一些深邃的军事哲理对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与辐射，对人类文明的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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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的战略文化特色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兵法中的代表性著作，反映了中国战略文化的精华，其主要思想是：

重“道胜”。《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地指出，战争是国家大事，其胜负取决于“道、天、地、将、法”等“五事”“七计”，而“道”为“五事”之首，“主孰有道”为“七计”中最重要的问题。

孙子强调，“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也。”这里的“道”就是政治。孙子从朴素的民本思想出发，强调只有政治清明，为正义而战，才能上下一心，调动起千百万军民奋勇参战，这才是制胜之本。孙子朴素地看到了政治的重要作用，看到了战争与政治的本质联系。

重“先胜”。“先胜而后求战”，就是事先形成不可战胜的态势，而后进行战争。孙子曰：“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也就是说，只有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形成壁立千仞、无懈可击之势，才能进入战争，只有机动灵活，不浪打，不轻举妄动，才能赢得战争。所谓“先”，既包括军事上“先天”“先机”“先手”“先声”，更包括政治上修道保法，士气高昂，万众一心，正如孙子所说的，“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重“全胜”。孙子认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强调，“必以全争于天下”，“兵不顿而利可全”，这才是善于用兵的最高境界和最完美的胜利。孙子的“全胜”思想包括全国、全军、全旅、全卒、全伍等五个层次，其最核心思想是以实力为后盾，通过“谋战”“计战”“心战”彻底动摇和摧毁敌人的信念，瓦解和剥夺敌人的抵抗意志，以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重“知胜”。《孙子兵法》中共用了79个“知”字。这些“知”构筑了我国兵家独树一帜的战争认识论。这79个“知”可以用“先知”和“尽知”这两个“知”来概括。“先知”讲的是“知”的时间性问题，即要先事、先敌而知；“尽知”指的是“知”的空间性问题，要求全面了解情况，主要是指“知道”和“知情”。“知道”是指掌握战争一般规律；“知情”是指了解具体现实情况，包括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等。“知道”和“知情”二者缺一不可，只了解战争一般规律而不掌握具体现实情况，或虽了解现实情况而不懂战争一般规律，都会吃败仗。“先知”和“尽知”相互交织。《孙子兵法》首篇将“先知”作为从事战争的前提条件，指出在做出战争决策之前，要先将决定战争胜负的“道、天、地、将、法”五大因素，也就是“五事”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充分掌握敌我双方的“五事”的基础上，进行“七计”的综合比较，以判断战争的胜负。也就是要充分了解敌我双方政治情况、气候天象、地理条件和将帅素质。在战前搞清楚，哪一方君主更能得到民众拥护？哪一方将帅才能更高？哪一方军队更顺应天时地利？哪一方的法规制度更加完善？哪一方的军事实力更加强大？哪一方的士卒更加训练有素？哪一方的赏罚更为严明？战争的胜利就建立在对这些情况的预先掌握之上。

孙子所代表的中国战略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悠久的

历史传统之中。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对中国战略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都有过重要贡献。在战争观上，“自古知兵非好战”几成共识，儒家主张仁义安天下，墨家主张“非攻”，道家追求建立一种“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的理想社会，其传递的思想都是相通的。从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形成源远流长的“和合”战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