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脑卒中病因病机析评
对于脑卒中病因病机的认识，在中医学的历史长河中大致可以从三个时期分别论述。唐宋以前医家多以外风立论，主“内虚邪中”之说。唐宋以后，一直到民国时期，医家多以内风立论，如刘完素主“心火暴甚”，李东垣主“本气自虚”，朱丹溪主“痰湿致中”，张景岳主“正衰积损”，王清任主“气虚血瘀”，民国“三张”主“肝阳化风”等。近代以来，中医学的发展迎来了新浪潮，现代医家在整理挖掘古人思想的时候，结合临床提出了一些关于脑卒中病因病机的新观点，如毒损脑络、痰热腑实等。
一、唐宋以前
对于脑卒中病因病机的认识，唐宋以前外风说较为盛行，多持“内虚邪中”的观点。其中以《内经》最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其后医圣张仲景、药王孙思邈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外风说。《内经》首先提出，风邪外袭，民病中风。《素问·风论篇》曰：“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寒中，或为疠风，或为偏枯，或为风也；其病各异，其名不同，或内至五脏六腑……”又曰：“风中五脏六腑之俞，亦为脏腑之风，各入其门户所中，则为偏风”。可见，《内经》认为，风邪侵袭人体的不同俞穴，邪气偏中于其相应的脏腑经络，易引发中风病。《灵枢·刺节真邪》曰：“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内居营卫，营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说明正气先虚，然后风邪偏中于身之半，以致营卫气血受阻，肌肤筋脉失于濡养而发病中风，这就是脑卒中“内虚邪中”的病因［7］。
另外，《内经》也明确指出，脑卒中的发病与体质、饮食、情志等人体内在因素密切相关。内在因素可以致使人体脏腑失和、气血失调，即“正虚”，在“正虚”的基础上人体易受“外风”侵袭而发病脑卒中。《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素问·通评虚实论》曰：“凡治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肥贵人，则高粱之疾也”；《灵枢·百病始生》曰：“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素问·八正神明论》曰：“以身之虚，而逢天之虚，两虚相感，其气至骨，入则伤五脏”，这些都说明脑卒中的发病与人体“正虚”这一内在因素密切相关。“内虚邪中”的病因与唯物辩证法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普遍真理不谋而合。人体内在因素可致中风观念的提出为唐宋以后内风学说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此外，《内经》认识到脑卒中的发病与地理环境、季节气候等外部因素有关，而这些外部因素引起的脑卒中常需要“风”的带动，因“风为百病之长”，常“兼夹他邪”。《灵枢·九宫八风》曰：“风从西北方来，名曰折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小肠，外在于手太阳脉，脉绝则溢，脉闭则结不通，善暴死……三虚相搏，则为暴病卒死……其有三虚而偏中于邪风，则为击骨偏枯矣”。这说明北方风势多疾暴，风邪伤人则善为中风病。《素问·金匮真言论》曰：“冬善病痹厥”，则说明《内经》认识到天气寒冷的冬季容易发病中风病。现代研究发现，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与季节气候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多数人在寒冷季节和寒冷地区更容易发生脑血管意外。如在《风寒气候与中风病因的初步探讨》一文中，作者把4年中356例脑卒中病人作了分析，发现每年12月份至来年2月份发生的有117例，占全年总数的32.8%［8］。这时节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气候比较干燥，人体的血管也比较脆弱，此时寒邪外袭，可致肝阳上逆，而病发脑卒中。这说明现代研究与《内经》的认识基本上一致。
张仲景继承了《内经》对中风的病因认识，以脉象阐述中风的病因病机。“脉微而数，中风使然”，“微”指正气不足，“数”指邪气有余；“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浮”指气血亏虚，“紧”指阴寒邪盛。仲景认为，脑卒中的病因为内有正气亏虚，外为风邪侵袭，即强调“正虚邪中”。“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仲景再一次强调了“正虚邪中”的病因病机，即若人体正气不足，无力抗邪，则一旦受外邪，邪气可由经络直中脏腑；若人体正气虽有不足，但仍能抗邪于外，则邪气只能侵袭人体外表的经脉，导致血脉痹阻，但不能深入脏腑［9］。
汉·华佗《中藏经·风中有五生五死》曰：“风之厥，皆由中于四时不从之气，故为病焉”，仍遵从《内经》时期的“外风说”。隋·巢元方认为，“人体有偏虚者，风邪乘虚而伤之”，“风偏枯者，由血气偏虚，则腠理开，受于风湿”。唐·孙思邈亦认为，“邪客半身入深，真气去则偏枯。夫诸急卒病，多是风”。宋·严用和《济生方》曰：“真气先虚，营卫失度，腠理空疏，邪气乘虚而入”。可见，多数唐宋以前的医家认为中风乃“内虚邪中”所致。
近年来，大量临床研究发现，急性脑血管病患者具有卒然而中的发病特点；脑血管疾病与感染，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脑膜炎、脑炎、脑血管的炎性疾病导致的脑血管病不乏其人［10］。时至今日，“外风说”仍然不能被截然排除，有其学术研究价值和临床意义。
二、唐宋以后
唐宋以后，过度使用祛风药治疗中风病所引起的不良反应逐渐被众多医家所认识，这促使了医家对中风病因病机的再认识。医家们积极从内因入手，提出了诸多病因病机理论，如刘完素的“心火暴甚”，李东垣的“本气自虚”，朱丹溪的“痰湿致中”，张景岳的“正衰积损”，王清任的“气虚血瘀”，民国“三张”的“肝阳化风”等。
（一）心火暴甚
刘完素为金元四大家之首，被后世称为“寒凉派”，其学术主张概括为“火热论”，认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他认为六气之中，火与暑占居其二，而风、湿、燥、寒诸气在一定病理条件下都可以化热生火。《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的病机19条中属于火者有10种之多、属于热者亦有7种，刘完素将其扩大到50多种［11］。脑卒中以发病急骤为特征，如矢石之中的，古代名之为“中风”，刘氏认为“暴病暴死，火性疾速故也”。脑卒中发病急疾，这与火邪的特性相似，刘氏认为脑卒中是火热为患。
刘完素认为脑卒中源于肾水不足，心火暴甚，“五志过极”郁而化火。《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风论》曰：“风本生于热，以热为本，风为标。”《素问玄机原病式·火类》曰：“俗云风者，言末而忘其本也，所以中风瘫痪者，非谓肝木之风实甚而卒中之也，亦非外中于风尔。由乎将息失宜，而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不能制之，则阴虚阳实，而热气怫郁，心神冒昏，筋骨不用，而卒倒无所知也。多因喜怒思悲恐之五志有所过极而卒中者，由五志过极，皆为热甚故也……或即不死而偏枯者，由经络左右双行，而热甚郁结，气血不得宣通，郁极而乃发，若一侧得通，则痞者痹，而瘫痪也。”刘氏提出心火暴亢、热甚动风的观点。大量的症候学研究表明，在中风病的急性期，尤其是一周以内，火热证占有相当的比例，火热导致脑卒中的学术观点与脑卒中的临床所见相符［12］。
《素问玄机原病式·火类》曰：“所谓肥人多中风者，盖人之肥瘦，由血气虚实使之然也……或言肥人多中风由于虚，非也。所谓腠理致密而多郁滞，气血难于通利，若阳热又甚而郁结，故卒中也。”可见，刘氏认为“肥人多中风”的原因是胖人“腠理致密而多郁闭”，容易导致气血运行不畅，郁结而使阳热内盛，易诱发脑卒中。
其实，中风因于火热的思想孙思邈早已提出，《千金翼方》认为，“凡中风多由热起”。后世一直没有重视“中风热起”的思想，直到刘完素才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
（二）本气自虚
本气自虚的学术观点源于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其学术观点可以提炼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传世的方剂有“补中益气汤”等，后世医家称其为“补土派”。东垣将“内伤积损”之说运用于临床，主张“中风者，非外来风邪，乃本气自病也”。本气自病者，本气自虚也，而“虚”应当有气血阴阳之别。中风病气虚之说便始于东垣，《医学发明·中风有三》曰：“中风者，非外来风邪，乃本气病也。凡人年逾四十，气衰之际，或因忧喜忿怒，伤其气者，多有此疾，壮岁之时无有之也。若肥盛则间有之，亦是形盛气衰而如此。”东垣指出“形盛气衰”发生中风病，乃因其“本气病也”。
东垣的脑卒中“本气自病”说对后世“因虚致病说”影响深远。明·张景岳《景岳全书·非风》指出，中风病“非外感风邪，总由内伤气血也……非风一证，即时人所谓中风证也。此证多见卒倒，卒倒多由昏愦，本皆内伤积损颓败而然，原非外感风寒所致”。景岳认为，“凡病此者，多以素不能慎，或七情内伤，或酒色过度，先伤五脏之真阴……阴亏于前而阳损于后，阴陷于下而阳乏于上，以致阴阳相失，精气不交，所以忽尔昏愦，卒然仆倒”。“非风眩运，掉摇惑乱者，总由气虚于上而然”，并认为“盖气虚则麻，血虚则木，麻木不已，则偏枯痿废，渐至日增”。张景岳在东垣“本气自病”的基础上，提出了“内伤积损”的观点，认为除气虚之外，血虚、阴虚、阳虚等内伤亦可引发中风病。
清·沈金鳌认为，“虚为，中风之根也，惟中风病由于虚”。朱丹溪《丹溪心法·论中风》曰：“中风大率主血虚”，认为中风病以血虚为患。明·缪希雍继承先贤的理论，并基于此提出了“内虚暗风”的学术观点，认为“此即内虚暗风，确系阴阳两虚，而阴虚者为多，与外来风邪迥别”，亦对后世医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清·周学海在《读医随笔》中提出中风病有阴虚阳虚两大纲，认为实在上焦而虚在下焦。清·喻昌《医门法律·中风绪论》曰：“阳虚邪害空窍为本，而风从外入者必挟身中素有之邪，或火，或气，或痰而为标……内经谓天明则日月不明，邪害空窍。可见风性善走空窍，渐入脏腑。”喻昌认为中风病以阳虚为本。
山东中医药大学的常富业［13］发挥了张景岳对于脑卒中“正衰积损”的学说。对于“正衰积损”的病理机转，常氏认为导致脑卒中的病机因素有虚、火、风、痰、气、血六端，其中“虚”是中风最根本的病机因素。常氏认为，在虚的基础上，可使气滞而不行，气滞又可致血瘀、湿停，湿停可生痰，痰湿瘀久而化火、动风。换言之，常氏认为，“虚”是其他病机因素产生的先决条件，而后各种病机因素互交杂影响，最终诱发为脑卒中。可见，东垣“本气自虚”观点影响深远，“虚”也发展成了气血阴阳之不同。
（三）痰湿致中
痰湿致中的相关论述在《内经》时代已有所涉及，但没有引起后世医家的重视。《素问·通评虚实论》曰：“凡治仆击偏枯……肥贵人则膏粱之疾也。”《素问·奇病论》曰：“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指出由于饮食失宜，嗜食肥甘，脾运失健，痰湿内生，久则痰瘀互结，脉络受阻，蒙蔽清窍，以致中风。金元时期，医家朱丹溪首先提出脑卒中痰湿为患的学术观点，丹溪论述痰湿致中的学术思想应当源于《内经》，同时也受了刘完素的启发。《丹溪心法》曰：“《内经》以下，皆谓外中风邪，然地有南北，不可一途而取，惟刘河间作将息失宜，水不制火，极是。”丹溪在《局方发挥》中对此做了详细的阐释，“虽然岐伯、仲景、孙思邈之言风，大意似指外邪之感；刘河间之言风，明指内伤热证。”丹溪虽然推崇先贤，但并不盲从，他认为“地有南北，不可一途而取”，根据自己的临床所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丹溪心法·论中风》曰：“中风大率主血虚有痰……东南之人，多是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金匮钩玄》曰：“半身不遂，大率多痰”。在朱丹溪的著作中，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脑卒中痰湿致中的学术观点。
丹溪以后的诸多医家，认为脾胃不能运化水湿是痰湿致病的根本原因。明·王纶《明医杂著》曰：“若血浊气滞，则凝聚而为痰，痰乃津液之变，如天之露也。故云：痰遍身上下，无处不到，盖即津液之在周身者，津液生于脾胃，水谷所乘，浊则为痰，故痰生于脾土也。所以古人论中风、偏枯、麻木、酸痛不举诸证，以气虚死血痰饮为言，是论其致病之根源。”明·张介宾《景岳全书·杂症谟》曰：“凡非风之多痰，悉由中虚而然。”明·戴思恭《证治要诀》曰：“中风之证，卒然晕倒……成口眼歪斜或半身不遂，或舌强不语，皆痰也”。清·（日本）丹波元坚《杂病广要》曰：“中风证，卒然晕倒，昏不知人，或痰涎壅盛，咽喉作声，或口眼斜，手足瘫痪，或半身不遂，或舌强不语……昏乱晕倒，皆痰为之。”民国·张山雷《中风斠诠》曰：“卒中之证，肝阳上扰，气升火升，无不挟其胸中痰浊，陡然泛滥，壅塞气道，以致性灵蒙蔽，昏瞀无知”。由此可见，痰在脑卒中的发病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气虚血瘀
朱丹溪首先将血瘀概念引入中风病机的讨论。《丹溪心法·论中风》“治风之法，初得之即当顺气，及日久则当活血，此万古不变之理也……筋枯者，举动则痛，是无血不能滋养其筋。在左属死血瘀。”同时，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曰：“人卒中则气血不通而偏枯也。”明代张景岳又提出了“中风非风”和“虚为根本”的思想。之后，王清任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气血理论。《医林改错》曰：“无论外感、内伤……所伤者无非气血……治病之要诀，在明白气血。”他认为气血是人体的两个重要物质，百病生于气血不调，因此调和气血是治病的根本。而他对于中风病气虚血瘀的观点也正是在他的气血理论上发展出来的。
气虚和血瘀在病理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此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专门进行了阐述。王氏认为中风病是“以一亏损五成元气之病”，他认为“半身不遂，亏损元气，是其本源”。“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王氏明确指出元气亏虚是导致血瘀的重要原因。王氏大胆推想，用量化假说［14］来阐明中风病的病因病机，他说：“……分布周身，左右各得其半……若亏损五成，剩五成，每半身只剩二成半……经络自然空虚……难免其气向一边归并……无气则不能动，不能动，名曰半身不遂。”可见，王清任认为元气亏损是中风半身不遂的本源。王氏认为元气充沛，则能充斥周身经络而运行不息，一旦元气亏损，则经络因不能被完全充满而出现空隙，此时周身之元气会向空隙处聚集。当元气日渐亏损，只剩五成元气时，所剩下的元气将归于一侧，而另一侧肢体则会因为没有元气而出现半身不遂、口眼斜等病症。此外，王氏还指出诸多中风伴随症，如口角流涎、舌强语謇、大便干燥、小便频数等都和元气亏虚有关。王氏认为脑卒中的主要病机是气虚血瘀，基于此，他创立了补阳还五汤，现今仍然广泛用于临床。民国·张锡纯也有“气血虚者，其经络多瘀滞，此与偏枯痿废亦颇有关系”的论述。
（五）肝阳化风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如此风、木、肝、筋便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关联，《内经》把六气与五脏联系了起来。《素问·宣明五气》曰：“五脏所恶，……肝恶风”，《素问·五运行大论》云：“风伤肝，燥胜风”，《素问·至真要大论》云：“风木受邪，肝病生焉”。由此可见，《内经》认为肝脏最易受到风邪的侵犯［1］。另外，《内经》把具有“风性主动”特征的病症，如眩晕、肢体震颤等一类病归纳属于肝系病。《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暴强直，皆属于风。”《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木郁之发，耳鸣眩转，目不识人，善暴僵仆。”《素问·脉解篇》曰：“肝气当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可见，《内经》早已认识到了“肝风”的存在，把肝与春、风、木等联系在一起，认为肝为风木之脏，因其藏血故而“体阴”，因其性主升主动故为“用阳”。若肝阴渐耗，肝阳偏亢，久而化风，身体震颤，则为掉眩；甚者肝阳暴张，气逆于上，血亦随之，清窍被蒙，发为中风，基于此，后世逐渐发明了肝阳化风学说。
后世对于“肝风”的认识有所发挥。元·戴思恭《证治要诀》曰：“五脏虽皆有风，而犯肝经为多。盖肝属木，风易入之，各从其类”，他认为“肝经受风，虚热生成”。明·张景岳从“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的观点出发，认识到“诸风掉眩，皆肝之类，是皆属风，而实非外中之风也”。清·叶天士对此有所发挥，明确提出“内风，乃身中阳气之变动”的观点，认为“精血衰耗，水不涵木，木少滋荣，故肝阳偏亢，内风时起”。叶氏认为，肾藏精而主封藏，肝藏血而主疏泄，肝肾亏虚，则精血不足，水不涵木而肝阳偏亢，以致肝风内动，最终引发中风病。
近代“三张”主张中医汇通，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同时，把现代医学知识结合进去，认识到脑卒中发生的关键在于肝阴亏虚，肝阳偏亢，化风内动，血随气逆，直冲犯脑所致，提出了脑卒中“肝阳化风”的学术观点。张伯龙认为，脑卒中“由木火内动，肝风上扬，以致血并走于上，冲激前后脑筋”所致，“其虚者，则真水不充，不能涵木，肝阳内动，生风上扬，激犯脑经”，提出“当用潜阳滋降，镇摄肝肾之法”。张山雷继承了张伯龙的学术观点，认为“内风昏仆谓是阴虚阳扰，水不涵木，木旺生风而气升、火升、痰升，冲激脑经所致……五脏之性肝为暴，肝木横逆则风自生，五志之极皆生火，火焰升腾则风亦动，推之而阴虚于下，阳浮于上，则风以虚而暗煽，津伤液耗，营血不充则风以燥而猖狂”，临证主张“镇肝息风，潜阳降逆”之法。张锡纯秉承前法，创制了沿用至今的镇肝息风汤，重用怀牛膝以引血下行，用代赭石镇肝潜阳、降胃平冲，实为切中病机之举。自此脑卒中“肝阳化风”的病因病机理论日益得到重视。
自金元起，对于脑卒中的病因病机，虽然医家大多以“内风”立论，但并没有完全摒弃“外风说”［15］。元·王履《医经溯洄集》曰：“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因于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也”。他肯定了内因导致中风病的理论，但同时并没有排斥外风致病的学术观点。明清时期，虽多数医家接受了中风内风致病的学说，但仍有不少医家持内虚邪中导致中风的学说。明·虞抟《医学正传·中风》曰：“夫中风之证，盖因先伤于内而后感于外之候也……古人论中风者，言其证也……其所谓真中风邪者，未必不由气血虚弱，荣卫失调，然后感于外邪……若无外邪侵侮，则因气、因火、因湿，自为他证，岂有僻、瘫痪、暴仆、暴瘴之候乎？”可见，虞氏认为，内外相引才能诱发中风，缺一不可。明·王纶认为“古人论中风、偏枯、麻木、酸痛不举诸证，以气虚死血痰饮为言，是论其致病之根源。至其得病，则必有所感触，或因风，或因寒……或因七情，或因劳力劳心、房劳汗出……遂成此病。是血病痰病为本，而外邪为标”。由此可见，唐宋以后的医家亦有不少认同“正虚邪中”的“外风说”，并且有所发挥。
三、近代以来
近代以来，中医学的发展迎来了新浪潮，现代医家在整理挖掘古人思想的时候，结合临床提出了一些关于脑卒中病因病机的新观点，如毒损脑络、痰热腑实等。
（一）毒损脑络
毒损脑络这一病机假说，是王永炎院士基于传统的脑卒中发病理论，针对脑卒中临床治疗中的难点与疑惑，把“毒邪”和“络病”作为切入点提出的［16］。这一假说认为，人体内的毒邪逐渐积累，脑络受损，或瘀毒痹阻脑络，脑络中气血不和，失其常度，脑神失养，神机失守，发病脑卒中。
总结历代中医大家的理论得出脑卒中的病因病机为风、火、痰、虚、瘀。王永炎院士认为，脏腑虚损、本气自病为本，风、火、痰、瘀为标，可化火成毒而损伤脑络。脏腑功能不和、气血运行失常，导致人体不能及时排出体内的生理或病理产物，日积月累，终成毒邪。引起阴阳失衡，内风丛起，风火上扰，鼓荡气血，气逆血乱，上冲于脑，或风火夹内生瘀血、痰浊上犯于脑，交结阻于脑络等，终致营卫失和而壅滞，则毒邪内生［17］。《素问·六微旨大论》曰：“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又，刘完素认为“气有余，便是火”，“五志化火”。可见，古代医家已经认识到机体“气机”运行失常导致“毒邪”内生。我们可以认为“毒邪”是由于脏腑功能和气血运行失常使体内的生理或病理产物不能及时排出，蕴积体内过多而成。脑卒中患者，多属脏腑功能失调之人，其人或为气虚不运，水湿停聚，痰湿内生；或为血行无力，留而成瘀；或为肾水亏虚，水不涵木，肝阳偏亢化风，诸如此类，日久邪积成毒，壅塞脑络，发为脑卒中。
络脉有大小，清·喻嘉言《医门法律·络脉论》曰：“十二经生十二络，十二络生一百八十系络，系络生一百八十缠络，缠络生三万四千孙络”。缠络和孙络遍布人体全身，是沟通腠理、组织，进行气血交换的场所。《素问·气穴论》认为孙络有溢奇邪、通荣卫的作用，有沟通、协调营气和卫气的作用。王院士认为，头窍之脑络属于缠络、孙络，而逆乱之气血或风火夹内生之瘀血、痰浊上犯，壅塞于脑之缠络、孙络，必然导致阻滞而胶结难通，从而使营卫不得贯通而失和［17］。脑卒中的发病先以毒邪损伤脑络，后毒邪留滞、络损难通、营卫不和互为因果，脑络不通、毒邪不去，日久络损神伤。
（二）痰热腑实
王永炎院士等通过临床观察158例脑卒中急性期患者，发现舌质红、苔黄厚而腻、口气臭秽、大便秘结或不通、脉弦滑而大等症为脑卒中急性期患者的突出表现［18］。王院士认为，中风急性期的主要病机为痰热腑实，在此基础上首先提出了以通腑化痰治疗脑卒中，在临床上取得了良好的疗效。在这一思想影响下，通腑化痰泄热理论与实践在临床和基础研究中广泛开展。临床研究发现，脑卒中急性期患者的证候转归和腑气不通有着密切的关系，当腑气不通程度加重时，病程也随之延长，病情不断加重，临床疗效也逐渐降低，这一发现为通腑法治疗脑卒中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另外，痰热腑实是热毒、痰浊蕴结不散之象，这为王永炎院士的毒损脑络病理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实践依据［17］。
对于痰热腑实这一病机理论的成因是有争议的。以王永炎为代表的医家多认为痰热腑实是由于中焦脾胃升降失调所致。因脾胃为人体升降之枢纽，脾胃升降失调会导致中焦痰热内蕴。然而这一成因遭到了质疑，有学者提出痰热腑实不过是中风过程中的一个现象，中风病的本质是气机病［19］。中风病痰热腑实这一病机本质上是由于肝肾阴虚、肝阳上亢决定的。肝升太过以致肺降不及，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失于肃降，导致大便不通才是中风痰热腑实的真正病机所在。中风病的气机逆乱根源在于肝肺，肝肺气机的逆乱可进一步影响脾胃。
总之，中医学对中风病的认识，从秦汉到唐宋、明清，再到目前，其理论和治法方药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中医学对中风病病因病机的认识是多元化的，可以用风、火、痰、虚、瘀、毒概而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