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世界历史语境下的民族精神
（一）民族史的隔绝及其向世界史的生成
1492年哥伦布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对于欧洲人而言，新大陆绝不只是意味着地理版图的扩大，而且是欧洲人生活和势力范围的扩大。随后，欧洲人通过技术、工业和资本主义打开了美洲市场，美洲在殖民化的过程中强大起来，并逐步摆脱殖民化地位，融入西方，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当代体系。资本主义以种种方式开拓世界市场，进而推进全球化进程的时代，即世界历史时代。自近代以来，各民族性的境遇、身份与自觉问题，都是与这一总体的时代及其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世界历史时代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实践的不断扩展、分工的扩大化以及交往普遍化的结果。欧洲中世纪后期，劳动者之间以及行会内部，基本上没有什么分工，城市中各行会之间的分工还非常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自然有限。但生产力的发展也会促进生产和消费的分离，并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活动领域及阶层，即消费领域及商人，并且由此形成将生产和消费结为一体的资产阶级，通过资产阶级这种特殊的阶级，整个社会群体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利益关系以及社会结构模式，由此破除了中世纪后期的区域局限性。“随着交往集中在一个特殊阶级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城市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在生产和交往之间也立即发生了相互作用。城市彼此建立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往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1]地域局限性的消失，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失去早先与土地、农业以及整个封建制度的依附关系，处于无所依靠、居无定所的流浪状态。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手工业经济以及殖民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流浪者”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流程中，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被集中到一定地域与国家。在这种境况中，先前那种区域的或民族的认同渐渐淡化，代之而起的是对自己的劳动领域的认同，实质上是对日益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流程或秩序的认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发生了变化，行会式帮工与师傅的宗法式关系被工厂手工业式的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所取代，帮工与师傅的宗法式关系其实还基于种种传统的、区域的、民族的、族群的认同，但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则抹去了早先那种传统人际关系与族群依赖性。在这里，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其个体性与民族性，都要服从于商业上的交往关系，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集中的区域与国家，其区域的或民族的认同也要服从于日益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活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从手工业向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区域性与民族性则被直接排除掉，“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2]世界历史的形成即大工业及超越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模式的形成，经济活动、商业活动直接地表现为政治活动，“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3]正是在大工业化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将民族性与自己的身份分割开来，并要求一种世界性的精神取代早期片面性的民族精神，资产阶级因为“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4]当然，大工业在创造现代资产阶级的同时，还创造了将自己的个体性与整个人类性融合起来的新的阶级——无产阶级。“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5]
世界历史时代的特征是普遍交往或交往的普遍化，这也是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生产力水平的落后、低下，反映出民族性的自足、封闭，同时也反映出人的发展的状态，这是处于自然的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个体性被湮没于群体组织之中，这是人的发展的群体本位阶段。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则把人的发展带入一种新的状况中，资本主义生产所扩展开来的交往活动破除了早先“狭隘地域性”的限制，同时也改变了个人的表现特征，狭隘的地域性也造就了狭隘的个人性。这种狭隘的个人性就表现在将自己的个性完全局限于传统，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整个民族与个体都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则使得个人摆脱了其与狭隘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的联系，人与人之间基于物与物的联系建立起一种新的总体性的联系，打破了以前那种源于地域性及民族性的群体依赖关系。但以物与物之间的联系代替先前的地域的及民族的联系，仍然还只是人的片面发展。
（二）地缘文化向世界文化的转换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各个民族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关系加强，国家原有的最高和不受限制的神圣性大打折扣。经济全球化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再闭关自守，民族国家间的交往成为必然。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6]与此同时，共同规则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又是必不可少的，接受或遵守共同规则就意味着各国政府在进行抉择时要受到规则的制约，并根据共同规则放弃或让渡传统上为一国独享的一部分权利。在开放的情况下，各国的利益或目标往往相互冲突，一国的联系性权力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国民的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感逐渐淡化，从而严重影响了民族精神的凝聚功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现代文明的示范影响早已突破商品生产和贸易往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接受的已不仅仅是本国、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而且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和信息。这种文化交流有许多积极的正面的意义，但伴随文化交流而来的文化渗透，必然产生对民族文化的冲击，对于各民族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伦理观念、国民品性以及审美情趣都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化将直接导致对内在文化的认同危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变成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冲击社会理想和信念，扭曲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导致民族成员对自身命运的曲解，对民族和个人生存价值的曲解，从而对民族成员的亲和力和向心力产生负面影响。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个人主体意识的凸显是必然的，如果这种意识发展成个人主义的膨胀，它必然滋生见利忘义和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想，直接冲击维系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文化根基。伴随着资本、信息、技术、生产要素的流动，各种观念层出不穷，导致精神世界庸俗化、道德堕落以及信仰危机。特别是民族虚无主义和拜金主义的滋生，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没落，带来的是“物质巨人，精神侏儒”的畸形社会发展状态。全球化使得各个民族都不得不接受一种原本不属于本土社会的、与本民族文化传统不属于一条逻辑线索的模式和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本土的文化传统被置于西方的文化霸权之下，从而逐渐被扭曲、削弱和淡化，进而对我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历史延续与传承构成了严重威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的强大优势，极力推广西方文明，宣扬西方的价值观念，力图把西方意识形态变成世界的普遍选择，这对东方国家的民族意识和精神世界造成了重大冲击。
世界一体化使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便于我们学习和吸收各国的优秀文化，推动人们改变民族陈旧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使得更多先进的价值观、文化观和制度具有超民族国家的普遍性，日益获得各国人民的认可，开始出现一种全球化认同。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各民族理应更加注重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以构成丰富多彩的、多元共存的世界文化图景。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文化多元化，为借鉴世界各国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丰富和拓展民族精神的内涵提供了新的契机。在与世界的交往过程中，人们增强了个人意识，却削弱了个人对集体的依赖。在当今社会，国家作为一种组织形式，民族国家的利益是人们利益中最基本的利益，也是对外表现的一种形式。在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民族情结会因为各个国家间的激烈竞争变得越来越浓厚，在政治多元化的驱动下，文化多元化也在变革当中，过往的单一民族、单一文化传承也不再担负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在生活中、交往中开始要求文化的多样性，这样才有可能带来更多的创新、创意。西方国家的优秀文化中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要敢于大胆地借鉴并自信地运用，如感恩节被我国大多数人所接受，学会感恩，学会满足，怀一颗感恩之心。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等，也陆续传入其他国家，并得到大家的认可与推崇，这也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是将中华文化传播到海外的一种表现形式。各个国家的文化也在传承与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了细微的变化，随着由对宿命论、宗教的热诚追崇转向对知识、理性化的追求，科技知识等对现实生活有益的各方面将会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认可。一个民族的文化不再是局限于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将在文化激荡与竞争中溢出国界。在海外建设孔子学院，有利于传播中华文化，使其为世界所了解；《汉语桥》节目的开办、华文教育的创立等都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方式，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韩剧、美剧、泰剧的热播，好莱坞经典影片的播放，都是地缘文化走向世界的表征。一个民族的文化外化成为电视剧或电影，其内在的精神实质还是文化，还是那个民族的精神。但须切记，不是电视剧或者电影里的所有东西都是真实社会生活的写照，也不是每部电视剧或电影都能深刻地反映文化实质，它们或许只是片面地诠释或辅助人们简单地了解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文化。因此，对于千变万化的电影世界，尤其是对于那些过于夸张的影视作品，必须理性地对待。
（三）民族精神的现代性旨趣
民族精神就是直接寓于民族意识中的具有最高的自觉性、整体性、普遍性和超越性的意识和信念，是民族意识的真理与核心所在，是民族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结晶。从民族意识到民族精神，是一个在民族实践中激发和凝聚的过程，现代的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中经验感性思维的特点和“公”本位的观点不同。现代民族精神提倡将个人与集体、国家紧密地联系起来以促进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单一地强调感性的爱国主义情怀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沼，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起不到积极的作用。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包括：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追求崇高的价值理想，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和国家民族的富强而奉献。民族精神的现代旨趣，突破了传统民族精神的局限，其意蕴是指一个民族在发扬传统民族精神的同时，积极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具有时代特征和精神特质的现代思维方式。
随着时代的变迁，民族精神也逐渐吸收更多积极向上的东西来补充。现代民族精神除了早期的民族认同和归属外，还具有民族自身的凝聚性、激励性和群众性，能够紧密结合时代和凸显时代特征。中华民族精神既要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前目标和长远目标相适应，也要与社会发展的时代趋势相一致，更要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另外，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任何一种民族精神都不能游离于其他民族之外而单独存在。现代民族精神一定要适应自身发展趋势，同时又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发展前进的特点。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民族精神已不再是简单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识，它必须与国家的综合实力相适应。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伟大的文明，虽然近代中国饱受欺凌压迫，但这并没有削弱中华民族的精神。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来列强，这些都是民族精神在历史上的最好诠释。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与民族精神有着莫大的关系。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的世界地位和影响力发生了巨大变化，华侨华人的生活状况逐渐改善，民族精神的实际内涵更加丰富多彩。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逐渐成为一个地球村。中华民族也不断地与其他民族特别是西方民族相遇，其中有冲突，也有交融。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如生活、思想和语言等。正是在这种中西民族精神接触碰撞的时候，许多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而对问题的回答则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应该说，解决问题的路径或方法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单向度选择，而是应基于对中华民族精神自身本性的深思，以更宽广的视野探寻求解之道。
民族是一个历史性的民众概念，因此不能把民族狭隘地理解为自然性的，如同人们所说的被“大地”和“鲜血”所规定那样，而应当从文化视域去理解民族，坚持任何民族都具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在根本上是被思想和精神所铸造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重在弘扬”“重在培育”，但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尤其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继承是前提，创新才是根本，唯有创新才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不竭动力。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民族精神仅有历史的传承是远远不够的。唯有创新，才能发展；唯有创新，才能辉煌；唯有创新，才能不朽。历史没有止步，创新就不应该停止，民族精神也就不会终结。中华民族精神是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因而它始终是发展的、前进的。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都会孕育出新的民族精神。正是这种闪烁着时代光辉的民族精神，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和顽强奋斗精神的杰出人物。他们为振兴中华而上下求索、矢志不渝，推动了历史发展和民族进步，深刻地改变着时代的面貌；他们高扬鲜明的时代精神，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力量。说起中华民族精神，人们一般会想到爱国主义，从屈原、岳飞到抗日战争的英雄等都是广义的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无疑是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但它并不为中华民族所独有，事实上，美洲和欧洲的国家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甚至极端化为一种白人中心主义。我们之所以将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特征，是因为19世纪中叶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外来民族的欺凌、压迫和剥削，客观上需要用爱国主义来凝聚人心、鼓舞士气，以坚韧奋斗求得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除了爱国主义之外，人们还认为勤劳勇敢、热爱和平、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等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在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的确展现了这些美德。但也必须承认，世界上其他优秀的民族也拥有这些美德。这就是说，它们不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独特本性，而是人类文明所共有的属性，甚至可以说是普遍人性。因此我们必须揭示出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不同的精神。民族精神不仅表现在这个民族的人的一般的日常生活和伟大的历史事件中，而且呈现为该民族独特的智慧，并主要包含在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等文化典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