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章开沅

市民与市民社会近些年已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讨的热点，人们多以为是由于西方（特别是美国）史学界的影响。其实，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里，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内史学界早已讨论过与此相关的问题。当时可以争鸣的学术问题真是屈指可数，所以有人讥之为“五朵金花”。其中的一朵“金花”，即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许多争论，都涉及市民和市民斗争。后来这一问题的争执又延伸到太平天国史研究，在关于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的讨论中，也涉及有无市民力量参加及其作用如何等。甚至在另一朵“金花”——中国近代史分期的讨论中，不时也出现过有关市民与市民斗争的论述。但是这场讨论为时不久，一是由于缺乏深入的研究作为讨论的基础，二是因为1957年以后政治形势的变迁，泛意识形态化使仅余的“五朵金花”也迅速凋零，以致长期以来人们多少有些回避市民和市民斗争这类提法，而严格保持着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之类的经典言论一致。

其实当年那些或多或少肯定市民和市民斗争的学者，主观上也是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至少是力图用中国历史来印证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正确。但他们（其中也包括少年孟浪的我）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马克思是西方人，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要依据欧洲（特别是西欧和中欧）历史所提炼的某些理论框架，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历史实际。平心而论，“以论带史”以及与此相近的毛病，在争论双方的文章中都找得出来。所以多年以后，有些西方学者还在说我们是“眯着眼睛找资本主义萌芽”，而国内史学界却几乎已将40年前这场不大不小的争论遗忘了。

我很羡慕现今活跃于国内外史坛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基础上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他们再也不会“眯着眼睛找资本主义萌芽”，更不必担心被扣上什么“反对×××思想”之类的政治帽子。他们只要愿意潜心于切实的学术研究，便可以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参加任何新学术领域的讨论。当然，也不应该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那些论著至少可以提供一些资料线索和研究思路，即令是错误也可使现今的研究少走一点弯路。

据我多年的了解，朱英研究清末民初的市民社会与公众领域这一课题，具有相当坚实的基础。十余年来，他从整理卷帙浩繁的苏州商会档案着手，一直坚持从事商会研究，不仅发表有关论文近20篇，而且出版专著两部，已在国内外商会研究领域处于先进行列。这些年西方学者讨论近代中国市民社会和公众领域颇为热烈，有肯定其存在者，也有否定其存在者。但我发现争论双方都很少涉及商会问题，更谈不上认真利用商会资料。这是由于《天津商会档案汇编》（上、下册）和《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出版较迟，他们还来不及认真阅读和充分利用。也有些美国学者，由于感到中国学者（主要是大陆学者）在商会研究方面已处于领先地位，便转而寻找其他有待开发的文献资源（如人事档案、民事诉讼档案等）。然而无论如何，研究近代中国市民社会与公众领域（不论其有无）而忽略商会档案的利用，毕竟是一个重大的缺陷。因此，像朱英这样长期坚持商会研究并且掌握大量商会原始资料的学者参与讨论，一定可以使有关近代中国市民社会与公众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也更加切合中国国情。

反过来说，探索市民社会与公众领域问题又可以拓宽商会研究的思路，使汗牛充栋的商会资料得到更为充分的利用。近代中国商会一经诞生，便极力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渗透，期望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发挥更大的作用。商会档案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甚多，但由于数量既多而且零散，估计已被利用者不过20%～30%而已。记得1982年在美国芝加哥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首次向海外介绍天津和苏州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当即引起不少中外学者的关注。但也有一家报纸以轻蔑的口吻批评我：“对若干商会档案的研究，据以说明全盘结论，那是很大的缺陷。”我相信，当时这位批评者没有也不可能认识这批商会档案的真面目，因为他当时还没有进过天津档案馆和苏州档案馆的大门。当然，我也不认为这批商会档案可以涵盖清末民初社会的全盘，但不能不指出，在研究这一时期社会全盘性问题时，如果不认真研究商会档案，那才是“很大的缺陷”。毋庸置疑，朱英的这部新著，将从新的角度再一次显示商会问题的重要和商会档案的价值。

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是一个过去研究不够而又极为重要的问题。丧权辱国的清朝政府诚然是腐朽而又残暴的，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自救却又不得不采取某些顺应时势的政策措施。在近代商会创办的过程中，清朝政府就曾起过积极的主导作用，因而本书作者从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着眼，采用了“扶植”、“倡导”、“保护”等正面词语。历史表明，当时如果没有清朝商部和各级政府的倡导，各地商会就很难如此迅速建立并且不断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但是，商会势力的增长与活动空间的延展，又必然或多或少冲击固有的统治秩序，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因此，作为旧体制的国家便难免又要对新兴的商会加以种种限制乃至压抑。不过，由于晚清中央政府的腐败和权力日益下移，商会仍能在各种限制中获得生存和发展。

由此便引发出国家（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问题。如果属于良性互动，则国家（政府）和社会两获其利；如果属于恶性互动，则两受其害，将形成对抗、冲突，引起激烈动荡，乃至一方消亡或两方俱亡。历史学家的职业分工，限定他们主要是解释过去而不是预言未来，但只要是把握历史的真实，探索具有终极意义的课题，并且尽量给以合理的诠释，便有可能对现实与未来提供某些借鉴。朱英在本书出版以后，将与他的同事一起继续研究近代中国官、绅、商、学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涵盖面更宽并且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长期以来，我们简单地将国家只视为专政的工具，而忽略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还有其他更为丰富的内容。在近代中国，官、绅、商、学是极为活跃而又影响极大的重要角色，研究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探索其发展流变，检讨其优劣得失，并且给以较为合理的解释，应当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学术工作，希望他们能够取得新的丰硕成果。

历史是已经打上句号的过去，但史学则是永无尽期的远航。真正的历史学家从来不会自满，因为他们的航行永远没有尽头。

鼠年之春于武昌桂子山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