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国内外产业组织研究前沿与现状评述

1.2.1　国外研究现状评述

国外学者就经济全球化对产业组织形态、企业行为及经济绩效的多方面影响的前沿问题做出了较深入的探讨。

（1）市场范围影响产业组织。全球技术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进步不断加快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谋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市场范围不断拓展，既包括地域范围的拓展，也包括商品范围的拓展。地域范围拓展主要是指原来局限于一国之内的产品生产和销售延伸到该产品可以到达的其他各国，经过许多国家市场的叠加，形成全球化市场范围。萨缪尔森（Samuelson，2003）认为：“市场的扩大是垄断和寡占的敌人”，企业进入壁垒在税收、法律、政策等很多方面降低了。[16]但也有学者认为，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一国市场更易受到外来产品和企业的冲击，这将导致国内企业数量的减少及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商品范围拓展主要是市场中具有紧密替代关系的商品增多，可以表现为市场成长进程中企业进入以及在位企业不断开发所带来的大量相似产品，这导致商品市场竞争性增强；也可以表现为近些年由技术进步所推动的产业融合。产业融合就是通过技术革新和放宽限制来降低产业间的壁垒，加强不同产业企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植草益，2001）。[17]

（2）全球化导致国际产业分工调整和业务外包。全球化条件下分工与专业化的广度与深度都得到新拓展，各国无一例外地被卷入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协作中。芬恩斯特（Feenstra，1998）认为经济全球化中贸易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是一种共生关系，随着产业内贸易量的激增，中间投入品贸易占贸易总量的比重上升，生产非一体化程度也在上升。[18]安特和赫尔普曼（Antràand Helpman，2004）建立了一个南北国际贸易模型，借以分析具有不同生产率的企业如何在“内部化”中间投入品的生产或将其外包之间进行选择，其结果将直接影响一国的产业组织形态。[19]中间品生产者的市场厚度可以影响外包发展水平，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2005）的研究表明：中间产品生产者的市场厚度主要通过影响中间产品生产者的定制化投资成本、中间产品生产者的期望收益和最终产品生产者的搜索成本等影响外包。[20]

（3）并购向纵深化发展。当突破一国的疆域限制时，并购首先需要在国内和跨国间做出选择；“象吞蛇”、“象吞象”、“蛇吞象”的并购并存，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企业的并购与某些新兴市场国家对发达国家企业的并购并存。

（4）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各国开始更多地强调报酬递增、规模经济以及产品差异对新时代国际贸易的重要作用（Helpman&Krugman，1987；Eaton&Kortum，2002）[21]，产业内贸易额大幅增加；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鼓励FDI流入的主要原因不再仅仅是为了获得资金，而是为了获得技术上的“溢出效应”（Aitken&Harrison，1999；Lu，2007）。[22]

（5）金融一体化促进了国与国之间收益率的收敛。霍克西哈等人（Hoxhaetal.，2009）的测算表明，当一国与外部世界实现金融一体化后，其生产率是“封闭”状态下的数倍，在同时考虑FDI的作用时，该数字将进一步增大。[23]

（6）科技创新的全球网络逐步形成。研发上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快速实现技术进步；科技成果的全球共享，促进了全球经济绩效的提高。

上述研究对判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组织及其发展新趋势具有启发性，其理论与方法对提出新形势下中国产业组织与发展的对策具有借鉴性。但是，这些研究主要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或某些国家的特定情况的。

1.2.2　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国内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企业规模、工业化的战略选择、外包、企业价值链优化、政府政策等有较多研究。

（1）企业规模。刘世锦、冯飞（2002）分析了汽车产业全球化的特征问题及其原因，汽车产业链的全球化配置和巨型汽车企业之间的大规模重组改变了国际汽车产业的竞争格局，使得汽车企业数量越来越少，规模则越来越大[24]；还有学者从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角度剖析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企业规模的变化趋势。

（2）工业化的战略选择。金碚（2001）认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工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以全球资源为基点，要致力于国际合作并培育具有全球化经营实力的企业群体[25]；黄如金（2001）从经济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竞争非对称性出发，指出中国应理性地选择战略，充分地利用和挖掘“复杂性动态优势”，增强综合竞争力。[26]

（3）业务外包。国内学者对外包的起源、性质及其对产业组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此外，鉴于近年来服务外包的重要性，江小涓（2008）从合约理论的角度解释了外包的意义，对服务业中人力资本的特殊性及其对服务业合约性质的影响进行了分析。[27]

（4）企业价值链优化。吕政等人（2006）认为中国逐步融入了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最重要的国家，这正是中国企业进行价值链优化的大好契机。[28]

（5）政府政策。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产业组织政策要做适当调整以应对来自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政府对产业组织的作用有显著的新变化，要在反垄断与竞争政策方面考虑到国家产业安全。卢中原（2007）从世界产业结构调整趋势出发，提出了中国“产业链条全球配置，产业转移层次提高”的一系列对策建议。[29]

这些研究基本代表了新世纪中国产业组织研究的最高水平，与国外研究相比还存在不足：一是研究尚待成体系。目前以“点”上的研究居多，缺乏“点”之间关系及“点”、“面”之间的系统研究。二是理论创新略显薄弱。受中国加入WTO时间不长、统计数据不多的限制，实证研究相对缺乏，未能对新形势下中国产业组织及其发展新趋势给予足够重视。三是受理论和方法的限制，对策建议上的分歧较大，政府决策部门较难获得可直接采用的一致性结论与建议。四是缺乏结合当前刚刚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和中国国情、具有时代感的对策研究。从当前形势看，经济全球化凸显“双刃剑”作用，亟须加强新形势下中国产业组织与发展的对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