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利益对立的雇佣劳动制度分析
以利益追求为内驱力，资产阶级凭借商品经济开启了人类的现代化之路，其所取得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然而，马克思更多地注意的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成就，而是现代性的“问题”。1856年4月，马克思在伦敦举行的英国宪章派创办的《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指出，现代性的现实充满着矛盾和荒谬，“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1]。
造成上述事实的原因何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与奴役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生产力的束缚，是导致“现代性悖论”的最深刻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比他们同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更早地也更明确地洞察到资产阶级所谓的“理性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资产阶级为了取得统治地位，以理性的眼光，把反映本阶级特殊利益的自由和平等等人权观念说成代表普遍利益的普遍观念，把自己渲染成正义的化身。但是，“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2]。这意味着，现代主义所提倡、推崇的理性已从批判的武器退化为维持秩序的工具，这一切只能表明资产阶级按理性和人道建立的所谓合理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3]。
正因如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展开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从而显示出他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极大关注。他反对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从所谓的理性出发，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他认为，必须从“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一“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4]。这一事实表明：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的现实化、对象化劳动发生了异化，即“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5]。马克思从对异化劳动这一概念的分析中，提出了两个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1）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2）……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6]第一个问题是要求对私有财产的社会结构特性做出更进一步的分析，第二个问题是要求对私有财产和劳动的关系及其未来的走向做进一步的说明。对于前者，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本质具体化为“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表现为劳动与资本，即工资与利润的“敌对性的相互对立”[7]；对于后者，马克思指出，必须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才能使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本质得以完成。当然，同《资本论》相比，马克思此时的认识是相对肤浅的。因为，上述两个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经济学的分析。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在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二重性。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首先区分了两种形式的“物化”：一种是指具体劳动的对象化即劳动产品的生产，另一种是指商品经济中劳动的社会性即抽象劳动的物化。后者是指，在以私有制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社会中，“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8]。马克思关于人们的社会关系物化的思想为他进一步揭露雇佣劳动制度下工人的劳动异化奠定了基础。但是，劳动异化是怎样发生的呢？马克思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这一问题，已经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做了透彻的回答。为此，马克思区分了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这两个概念，认为它们是同一劳动过程的两种不同形式的规定：前者是指劳动的客观方面的规定，是具体的物化劳动；后者是指劳动的主观方面的规定，是活劳动能力的劳动。对象化过程实际上就是活劳动能力的外化过程，而活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能够使资本得到增殖。由此，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对雇佣劳动做出了这样的界定：“雇佣劳动是设定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是这样的活劳动，它不但把它作为活动来实现时所需要的那些对象条件，而且还把它作为劳动能力存在时所需要的那些客观要素，都作为同它自己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生产出来，作为自为存在的、不以它为转移的价值生产出来。”[9]严格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概念的提出，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的异化有了一个科学的分析，也使马克思再次以劳动的异化为主体价值批判向度，完成了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严格的经济学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是奴役劳动的最高形式。而奴役劳动的任何一种形式，都是从劳动者身上榨取剩余劳动的劳动形式。“如果我们现在首先考察已经形成的关系，考察变成资本的价值和作为单纯同资本相对立的使用价值的活劳动，——因而，活劳动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对象化的死的劳动增殖价值，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它自己的灵魂，结果，一方面把已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10]。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把创造资本的劳动称为雇佣劳动。而雇佣劳动制度在发展了资本的同时，却牺牲了个人。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11]这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于异化劳动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的描述，不无一致。其共同的主旨，是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由于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工人没有独立性和个性，所造成的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的那种物化的、异化的社会关系。正是因为如此，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一来，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真相大白：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12]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6.
[3]同①722，723.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67.
[5]同③268.
[6]同③279.
[7]同③288.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
[9]同①455-456.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3.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07-708.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