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融入青年黑格尔派
梳理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线索，我们看到，他最初所形成的对社会和世界的看法，主要来自他少年时期对文学、历史、哲学、法律等方面经典作品的大量阅读，而不是对现实社会实际情况的悉心了解和体悟。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根据有关材料，对马克思少年时期阅读过的作品有个大致的了解。
在中学学习的六年时间，马克思一直沉浸在欧洲人文经典的熏陶之中，在课程安排和个人自学过程中，拉丁语方面他悉心阅读过西塞罗的《论演说家》、塔西佗的《编年史》和《阿格里科拉传》、贺拉斯的《颂词》和《讽刺诗集》，希腊语方面研读过柏拉图的《斐多篇》、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荷马史诗》、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法语方面阅读过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拉辛的《阿塔里》，等等。更不用说母语德语方面的名著了，像歌德、席勒和克洛普什托克的诗以及17世纪以来的德意志文学史更是他下功夫研修过的重点科目。[1]
如果说中学阶段的阅读还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的话，那么到上大学之后，自主性、计划性就大大加强了。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期间，马克思根据所学专业阅读了不少法学方面的著作，诸如约·哥·海奈克齐乌斯的《按照〈罗马法全书〉次序叙述的民法原理便览》、安·弗·尤·蒂博的《〈罗马法全书〉的体系》、萨维尼的《占有法》、殷根海姆的《法规大全》，他还翻译了《罗马法全书》的前两卷。除此而外他还选听了道尔顿讲授的“近代艺术史”，浪漫主义理论家奥·威·施勒格尔讲授的“普罗佩尔提乌斯的《哀歌》”“荷马问题”，韦尔克的“希腊罗马神话”，等等。对于莱辛的《拉奥孔》、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佐尔格的《关于美学和艺术的四回答》等，他不仅认真阅读，而且做了许多摘录，而缪斯的舞蹈和萨蒂尔的音乐也是自己决定研修的内容。
大量的经典作品展示给少年马克思极其宽广的视野、丰富的知识和多样化的理解世界的方式，特别是书中所表述的某些内容及其阐发的观点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促使他很早就开始了写作。这样就形成了中学时期的一批作品。诸如最早的短诗《人生》，表达了对时光流逝、生死转换、事业追索、现实困顿、夙愿难遂、命运多舛、意义空泛等永恒的人生议题的困惑和感喟。另一首短诗《查理大帝》则称颂在欧洲古代艺术和文明被“野蛮人无情的摧毁”的情况下，查理大帝“让一切艺术重放光芒”，“他发挥教育的神奇力量”，以及使“可靠的法律成了安全的保障”[2]。而在中学毕业时的宗教作文中，马克思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的有关论述，论证了信徒与基督的同一性问题。他把目光投向“历史”，向“这个人类的伟大导师”请教答案，又考察了人的本性——在两面性、矛盾性的存在中寻求解释，最后求救于“基督本人的道”，综合探讨了信教合一的必要性、含义和作用。另一篇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则考虑得更为成熟，在对人生理想和目标的追索中，探讨了人生目标实现的现实落脚点问题，这就是职业；特别注意到职业选择中充满迷误，即被热情欺骗，被幻想蒙蔽，“由偶然机会和假象去决定”；接着又提出职业选择中的三种相关因素，即父母人生经历的参照、“社会上的关系”的制约和个人“体质”的限制；最后，提出职业选择的标准、责任和目标，体现了一个少年思考者对理想职业的期待和向往。拉丁语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比较幸福的时代？》提出评判历史时代的三种方法，即要把它同其他时代进行比较，要看别人对它的评价和态度，以及这一时代技艺和科学方面的状况；同时马克思把“风尚纯朴、积极进取、官吏和人民公正无私”等作为理解“幸福时代”的重要参数和指标。当然，这些习作不过是以少年之眼看世界的初步尝试，稚嫩之处在所难免。可以看出，这时的马克思对人生有所体悟，但问题、思路和分析基本上都是来自对书本的阅读，来自对少年梦幻的描摹和对理想境界的向往。[3]
上大学之后，马克思的创作力更加旺盛，自己先后整理的诗集便有献给燕妮的《爱之书》和《歌之书》（收集了他1836年至1837年写的诗歌57首）以及《献给父亲的诗册》（收入他1835年至1836年写的诗歌60首），此外马克思还写过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和《乌兰内姆》（第一幕）的剧本。但这些还只能算是“业余创作”，在专业领域，马克思制订了庞大的写作计划，他开始写一部法哲学著作，并仿效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建构了一个法哲学的体系，在前面叙述了若干形而上学的原理作为导言，约有三百印张。
写作的过程也是思考和反省的过程。特别是在写作不顺利甚至不能再进行下去的时候，需要停下来，“用思想的锐利目光去观察今昔，以便认清自己的实际状况”。表面看来，对某一阶段的思想或某部作品的完成而言，这似乎“显得是在倒退和停滞不前”，但实际上却是“过去时光结束的界标，但同时又明确地指出生活的新方向”，是一种“转变时刻”[4]。1837年11月10日，马克思给父亲写了一封深刻剖析自己作品和思想的信，认为过去的作品的一个特点是“纯理想主义的”[5]，在那里“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模糊了，而一切正在模糊的东西都失去了轮廓。对当代的抨击，漫无边际、异常奔放的感情，毫无自然的东西，纯粹的凭空想像，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截然对立，以修辞上的刻意追求来代替充满诗意的构思”[6]。就当时思想实质而言，“出现的严重障碍同样是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对立，这种对立是理想主义所固有的，是随后产生的无可救药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最初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之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7]，最终在理论和现实之间任意规定的矛盾，使得他对法做了形而上学的、抽象的和独断的理解。而抽象的、独断的方法不能从世界的有机的、生动的发展方面去理解世界。这种反思，使马克思认识到“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而决不允许任意划分；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8]。“我看到了整体的虚假，这个整体的基本纲目接近于康德的纲目，而阐述起来却大相径庭。这再次使我明白，没有哲学就无法深入。”[9]
早在特利尔中学读书时，马克思就接触过哲学史的著作。他在阅读了柏拉图的著作后，还曾写下了“对一种更高本质的深切追求，是柏拉图在哲学上的重要贡献”[10]的批注。1837年4—8月钻研过黑格尔哲学。在上述反省之后，阅读哲学更成为他一种自觉的行为。从1839年起，马克思把研究领域专注于古希腊罗马哲学，阅读了大量有关著作，写了7本笔记，摘录了第欧根尼·拉尔修、塞克斯都·恩皮里克、普卢塔克、卢克莱修、约翰·斯托贝、鲁齐乌斯·安涅乌斯·塞涅卡、西塞罗等有关伊壁鸠鲁哲学的评述以及亚里士多德、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等人的观点。不仅如此，马克思在1841年离开柏林之前，还对近代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如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休谟、康德、罗森克兰等人的著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写下了8本笔记、摘录。这些笔记和摘录涉及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宗教和本体论等有关问题。此外，马克思还参阅了欧塞比乌斯·培尔、霍尔巴赫、奥古斯丁、费尔巴哈、西姆普利乌斯、斐洛波努斯等人的著述。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准备联系整个古希腊思想来详细地分析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论派哲学体系的相互关系，写一部哲学史专著。
这时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读书和自己独立思考。生活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处在德国文化中心的柏林，不能不受到流行思潮的影响和触动。19世纪30年代正是黑格尔主义在德国获得了“胜利进军”的时期，“黑格尔的观点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大量渗入了各种科学，也渗透了通俗读物和日报”[11]。一批充溢着理想、激情的知识分子都为黑格尔哲学所吸引。1837年，高度重视黑格尔思想中的主体性思想和自我意识观念的青年黑格尔派激进分子在柏林组织“博士俱乐部”，主要成员包括神学讲师布鲁诺·鲍威尔、历史学教员卡尔·弗里德里希·科布、地理学教员阿道夫·鲁滕堡等人，马克思也积极参加了俱乐部的活动。在柏林法兰西街上的咖啡馆里，他们定期聚会，交流思想，抨击时弊，蔚然成一时之气候。
马克思首次登上了德国学术论坛的亮相之作是作为其博士论文的《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他计划中的关于古希腊哲学断代史论著的“先导”[12]。在这本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作品中，马克思比较了作为古希腊“原子论”代表的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和“具体差别”。由于有比较长时间的哲学史训练，更在此前写过“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7本笔记，马克思的思想视界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自然哲学”的范围，而深刻地论述了自我意识哲学的能动性原则和意志自由的观点，探求了“存在”“限有”“定在”“自为存在”等关系，以及“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的互动关系。这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起步阶段，然而就其议题及其思考而言，又是一个多么高的起点！
马克思以澎湃的激情指出：“只要哲学还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颗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的自白‘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就是哲学自己的自白，是哲学自己的格言。”[13]在马克思看来，哲学自我意识是“在本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它在同“尘世的现实”发生关系的时候必然“成为实践力量”。当然，这里所说的“实践”只是一种批判，而批判的意义则在于：“根据本质来衡量个别的存在，根据观念来衡量特殊的现实。”[14]哲学改造世界的过程是复杂的、辩证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关系。一种是哲学同外部现象世界的关系。当哲学作为意志面向现象世界的时候，哲学体系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总体。作为实体与观念的统一的世界分裂为哲学体系和现象世界，哲学体系成了世界的一个方面即观念方面，与世界的另一个方面即现象世界相对立。哲学体系同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思的关系，它要通过对方表现自己。这样哲学体系不是自我满足的东西了，它要把自己的内在本质表现于外，在现象世界表现出来，其结果是世界哲学化，与此同时，实现了哲学的世界化，哲学不再是脱离现象世界的抽象的精神了。另一种关系是哲学体系同它的精神承担者，同哲学家的自我意识的关系。正是由于哲学实现的进程是世界哲学化和哲学世界化的进程，因而这样的精神承担者，“这些个别的自我意识始终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这些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把它们自己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来”[15]。
恩格斯的思想起点与马克思是有差别的。他最初对世界的看法更多地来自对实际生活的了解和体察。他那纺织厂主的家庭出身，作为长子所拥有的条件及其肩负的责任，父亲在生意上对他抱有的很大的希望，使恩格斯过早地接触到了社会、市场和各个阶层。当然，他也受过比较好的中学教育。在爱北斐特中学读书期间，他也以极大的兴趣钻研了很多欧洲文学名著，阅读了李维、西塞罗、维吉尔、贺拉西的散文与诗歌，还深为《荷马史诗》、欧里庇得斯的作品等所陶醉，而以莱辛、伏尔泰、莫里哀、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和德国启蒙思想家的文学作品更给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以巨大推动力。但中学毕业后，恩格斯中断了学业，先到巴门的商行实习，之后又被送到不来梅继续学习商业。
一个人的思想、性格的形成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现实的社会环境。不来梅的社会环境就给恩格斯以深刻的影响。所幸的是，这时的恩格斯也开始形成用笔墨来表达自己看法的习惯。1939年他在《不来梅杂谈》上发表了的第一首长诗《贝都英人》，表述了他对自由的看法。他把自由与奴役的矛盾归结为自然与文化（或社会）的对立，按照卢梭“返回自然”的观点，劝告贝都英人返回故乡——荒凉的原野。在此后发表的《佛罗里达》中，恩格斯又按照歌德提出的坚持“进步的生活”的要求，把实现自由、解放的美好愿望同反对殖民主义者的压迫和奴役的正义斗争结合起来。这些可以看出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潮对恩格斯的影响。他在不来梅时期的代表作是1939年3月匿名发表在谷兹科夫编辑的《德意志电讯》上的《伍珀河谷来信》，这是恩格斯根据青少年时期在家乡的亲身经历与观察而写成的，揭露了当时社会众多的黑暗面，抨击了宗教虔诚主义和荒谬的先定学说，还尝试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制度做不同的评价与批判。
恩格斯青少年时期，也正值黑格尔哲学在德国的鼎盛时期。因此，他也自觉把黑格尔哲学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根据自己当时的文化水平、哲学素养、思考取向，恩格斯首先钻研了黑格尔著作中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法哲学》等更通俗易懂的《历史哲学》。黑格尔的历史观集中体现在这本书中，在他看来，世界历史不是个别人随心所欲的创造，也不是杂乱无章的现象和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理性发展的必然过程，是绝对观念发展的过程。尽管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有许多东西十分古怪，但他毕竟是第一个证明历史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恩格斯说《历史哲学》是“一部巨著；这本书我每晚必读，它的宏伟思想完全把我吸引住了”[16]。
除了在哲学上崇信黑格尔，这时的恩格斯在现实生活中还十分崇拜德国政治家白尔尼。赞赏这位勇敢的政治实践家是以刚毅的性格在革命烈火中发出了自己全部光和热的伟大的战士，他的许多著作是“争取自由的行动”[17]，他的“理论是从实践中奋斗出来的并证明是实践的一朵奇葩”[18]。恩格斯感到，要实现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能靠哲学自身，而应该通过政治斗争，使哲学与政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由于他终日接触社会现实、经济关系和广大群众，因而对实践的理解更深一层。他从时代需要和理论与实践相互制约出发，认为只有把先进的哲学与革命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才能把崇高的理想变为现实。在恩格斯的心目中，黑格尔是当时先进哲学的代表，这种哲学正“从理论的风平浪静的港湾驶向事件的波涛汹涌的海洋……这种哲学正是为了抨击现存事物的实际状况而已经剑拔弩张”[19]。自1840年起，恩格斯就深切地感到要完成时代赋予的任务，就不但要掌握先进的理论，而且要有革命的行动。1840年2月在《时代倒退的征兆》一文中，就提出期待“科学和生活、哲学和现代倾向、白尔尼和黑格尔的相互渗透”[20]。12月他在《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时代的任务就在于完成黑格尔思想和白尔尼思想的相互渗透。”[21]1842年夏，他又在《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一文中，强调白尔尼与黑格尔的结合已在德国的现实斗争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他说：“如果没有白尔尼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从黑格尔学派中产生出来的自由派的形成就会更加困难。现在的问题只在廓清黑格尔和白尔尼之间被掩埋的思想道路，而且这并不困难。这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比表面上所看到的要近一些。”[22]不仅如此，在当时恩格斯的许多书信和诗篇里，还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彩。他在《黄昏》《夜行》，以及他译的诗《咏（印刷术的发明）》中，把诗歌与哲理融在一起，表达了他所向往的未来社会的图景：在那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争与贫穷，人人自由、平等、友爱，世界永远幸福、和平。
1841年9月，恩格斯来到柏林服兵役，利用业余时间到柏林大学旁听了哲学、文学、宗教史研究等课程，并且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活动。这年秋天，谢林应聘到柏林大学讲学，对黑格尔哲学提出批评，以期在黑格尔哲学的中心——柏林大学消除黑格尔哲学的影响，“降伏黑格尔哲学这条喷吐不信神的火焰和把一切投入昏暗的烟雾的凶龙”[23]。恩格斯认为谢林的哲学是“为普鲁士国王的需要”的，因此必须批判这种“扼杀自由哲学的最新企图”。于是他写了一篇文章《谢林论黑格尔》和两本小册子《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教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予以抨击，捍卫黑格尔哲学。
《谢林论黑格尔》一开头就指明，与谢林这场争论的实质，不是单纯的学术之争，而是“在政治和宗教方面争夺对德国舆论的统治地位即争夺对德国本身的统治地位”[24]的问题。接着，恩格斯具体地、历史地考察了谢林与黑格尔分歧的由来，指出：“两个青年时代的老友，蒂宾根神学院的同窗，40年后竟作为对手重逢了。一个，在10年前已经离开人世，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生气地活在他的学生中间；另一个，在这些学生看来，30年来精神上早已死亡，如今却突如其来地自认为有旺盛的生命力，要求得到公认。”[25]恩格斯根据自己的听课记录，剖析了谢林哲学的基本特征。在《谢林和启示》中，恩格斯借助费尔巴哈的无神论，坚持在合理的形态上运用和发挥黑格尔的辩证法，继续对谢林的启示哲学展开更加深入的批判。针对谢林的攻击，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黑格尔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强调了谢林和黑格尔曾经互相影响、共同论证过“同一哲学”，但是后来发生了分歧，不久就分道扬镳了，“黑格尔的深邃的不安定的辩证法只是在这时，即谢林的影响退去以后，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发展”[26]。恩格斯进一步揭露了谢林在对待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一哲学基本问题上的谬论，指出：“如果说在任何存在之前的思维是否定哲学的本原，那么，在任何思维之前的存在就是实证哲学的本原。”[27]恩格斯还捍卫了黑格尔哲学的理性原则，集中从谢林贬低理性作用和宣扬宗教神秘主义方面，批判启示哲学的实质——绝对同一性。1842年初，恩格斯又匿名发表了《谢林——基督教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这本小册子。他不仅从哲学上逐一批判了谢林的实证哲学的种种观点，指出其实质是比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神秘主义更加复杂的东西，而且从政治上揭露了“谢林恢复了美好的旧时代，当时理性为信仰所左右，世俗智慧像奴仆一样听命于神学，听命于上帝智慧，从而变为上帝智慧”[28]。这些论文和小册子一经发表，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德国年鉴》的编辑、政论家卢格称赞说：“这个有希望的青年正在超过柏林的一切老蠢材。”[29]他写信给恩格斯称其为博士，恩格斯回信说：“我不是博士，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博士；我只是一个商人和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炮兵。”[30]
马克思、恩格斯就是以这样的思想姿态融入青年黑格尔派这一个团体的。
注释
[1]曼弗雷德·克利姆.马克思文献传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35.
[2]马克思.查理大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17.
[3]对马克思这批材料的详尽分析，参看拙文《神性背景下的人生向往与历史观照——马克思中学文献解读》［求是学刊，2004(2)］。
[4]马克思致亨利希·马克思（1837年11月10—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
[5]同②6.
[6]马克思致亨利希·马克思（1837年11月10—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
[7]同①.
[8]同①8.
[9]同①11.
[10]格尔德·伊尔尼兹，狄特·吕布克.马克思恩格斯论哲学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18.
[1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3.
[12]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
[13]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
[14]同①75.
[15]同①76.
[16]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1840年1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30.
[17]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72.
[18]恩格斯.北德意志自由主义和南德意志自由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422.
[19]同①.
[20]恩格斯.时代倒退的征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10.
[21]同①274.
[22]恩格斯.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450.
[23]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35.
[24]恩格斯.谢林论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23.
[25]同②.
[26]同①341.
[27]同①368.
[28]恩格斯.谢林——基督教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402.
[29]弗·梅林.马克思传.北京：三联书店，1956：105.
[30]恩格斯致阿尔诺德·卢格（1842年6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