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經世思想

顾炎武对曹元弼影响最大者，盖莫过於其经世思想。潘耒《日知录序》尝言通儒之学与俗儒之学，云：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勦説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為俗學而已矣。^[11]

顾炎武“於书无所不窥，尤留心经世之学”^[12]，其所从事者正是所谓通儒之学，其目的在於通经致用。其批判王学的空疏误国，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口号，以及研究古音，考证名物、典制、地理、金石等，其目的都在於经世致用。其撰《天下郡国利病书》，乃“感四国之多虞，恥经生之寡术”^[13]，於是历览史志、文集、章奏、文书，有得即录而成。又其《与人书二十五》云：

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為《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絶之傳，而别著《日知録》，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14]

顾炎武自述一生为学著述之志，要以明道救世为归，不论是《音学五书》之续《诗经》久绝之传，还是《日知录》之“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15]，皆以经世致用为宗旨。

曹元弼对顾炎武经世致用之志尤为强调，如前引《复礼堂述学诗序》，又曹元弼《王欣夫松崖读书记序》云：

亭林顧先生身通六藝，抱《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執天下高節，維萬古綱常，以繼往開來，經師人師，接踵蔚興。三百年來，鴻儒巨制，闡明絶學，詁釋聖言，統系相傳，直追兩漢師承。^[16]

又《云间张、钱两徵君集序》云：

故明遺老顧亭林先生執天下高節，究心天下利病，以行己有恥，博學於文，通經崇禮，明體達用，中正無弊之學，為儒林倡。同時張稷若，既而江慎修、惠定宇、戴東原諸先生以及各經大師，接武并起，實事求是，昌明經義，而曾文正、胡文忠、左文襄諸公，達諸政事，削平寇亂，大著儒效。^[17]

从上引材料之中可以看出，曹元弼不仅对顾炎武经世思想颇为强调，而且以乾嘉考据之学与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晚清名臣经世之学皆为顾炎武所开创。生当晚清且经历清亡的曹元弼对顾炎武明道救世、经世致用之学体会尤深，不但对顾炎武屡加称道，而且也以顾炎武为法，以明道救世、通经致用为志。其著述一本明道救世、经世致用之志。如《礼经校释》於误理害道之论，即以“世衰道微，人心日薄，深恐一时过激之论，遂为後世废礼之阶，故据经正之”^[18]。又《经学文钞》以“羽翼圣经、扶持名教、感发人之善心”^[19]为务。又其撰《大学通义》则“将以率天常，闲圣道，正学术，觉人心，沮遏狂澜，胶固王道，待後之君子辅世长民，成大儒之效”^[20]。又《中庸通义》之撰，则“以告天下後世好学力行知恥有道觉斯民之志者”^[21]。《复礼堂述学诗》之著，则期以“大义明则人心正，而反易天常之祸息；源流辩则师承著，而矫诬圣经之奸破”^[22]之志。又《孝经郑氏注笺释》以匹夫之孝、一念之仁推而“至於安上治民，移风易俗，销兵刑而兴礼乐，保四海而庆兆民”，以期使“尧、舜之泽，洋溢中国，施及蛮貊，孔子之教，且遍行於五大洲”^[23]。《周易郑氏注笺释》之作，亦希望“学《易》改过迁善”，“充一念之善，消弥天匝地之患气弑机，而返之元气春生”^[24]。《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以“仁政莫详备於《书》”，从而阐释《书》义，“以俟作天牧、拯民命者采择焉”，以期“剥极则复，否极则泰，未济反即既济，吾民必有重被尧、舜之泽”^[25]。可见，曹元弼著述几乎无一不本於明道救世、经世致用之志，而此通经致用的思想，实有得於顾炎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