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一九七八年
致王震[107]
王震副总理：
上次陈明从北京回来告诉我，您身体精神很好，我感到无限安慰。
最近我在重写散文垦区标兵邓婉荣（在宝泉岭写的初稿已散失），十二年垦区生活，如在眼前。垦区成长起来的新型劳动者，垦区建设的宏伟气魄，在在使我留恋不已。我深知这一切，都是您和周围的战友们耗费多年心血的结晶。我曾在几个农场从许多转业干部口里听到过您的故事。可惜，我那时没有条件搜集这些，仅有的一些摘录、日记，也都在运动中失散。
最近这里公社党委开了一个会，宣布为我摘掉右派帽子。同时我收到中组部的来信，说我的申述中央领导同志已经知道了，要我等待处理。并嘱我按照山西省委的安排到太原暂住。我现在正遵照他们的指示，等候省委的安排。当我看到那信封上写着同志两字的时候，我的眼泪不禁夺目而出，多少往事一起涌向心头。首先我不能不想到长期以来您始终对我的关怀、照顾。您最早同意我去东北垦区；是您要农垦局领导同志安排我们生活，政治上对我们严格要求，以便于我的改造；是您嘱咐我埋头在下边，做到默默无闻。您关心我的政治问题的解决；您每次到垦区视察，总是鼓励我不要失望，要相信党，要朝前看。而现在，根据十一号文件的规定，摘掉了右派帽子，二十年来的沉重的政治重担减轻了。我感谢党，也感谢您。我告诉您：十二年的垦区生活，对我大有好处。虽然有时觉得从创作上来看，的确是流逝了一些大好年月，我今年七十四岁了。但我决心认真、努力做好个人的五年计划，多多写作，以不辜负党给我的再生恩德。感谢您和许多关怀我，对我不失去希望的同志们，我决不辜负你们。
只是，虽然我对党，对党中央，对党的政策，充满了信心，但对个人的政治前途，还不免感到有一些阴云、梗阻。因此最近我又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和一部分材料。我特抄一份给您，使您知道一些情况。请指示。
多多问候您，祝福您健康！
丁玲 七月二十四日
致胡耀邦[108]
胡耀邦同志：
您好！
现在向您汇报：
（一）七月十八日，长治市老顶山公社党委在一个小型会议上，宣布了给我摘帽子的决定，并把摘帽通知书给我。我在会上发言，表达了我对党的无限感激：感激党的政策英明伟大，批准我回到人民的行列，使我能继续为人民服务；感激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先烈们生前的教导，指引我在困难中前进；感激农垦部党组领导和农场干部、职工、家属对我的关怀、教育、帮助。当天我即函告子女，要他们辞别忧戚，和我们一起分享欢乐，同庆解放；嘱他们勤勤恳恳，埋头工作，继续为人民服务。在这里，我再一次向党中央和您们表示我衷心的感谢和敬意。我定要加倍努力工作，以不辜负党给我的再生恩德。
（二）七月十八日下午，收到中组部办公室六日写给我的复信。我遵照你们的指示，听候山西省委组织部的安排，到太原暂住。
（三）最近，在《人民文学》第五期，看到林默涵[109]同志的署名文章（本年《人民文学》第一期有该文的摘要），其中提到我的地方，使我十分惊异。为了说明文章中提到的问题，我写了“（壹）从南京到保安的经过”，“（贰）在解放区十三年”两段材料，请组织备查。
同时，我写了“（叁）在东北垦区十二年”，扼要汇报我一九五八年接受处分以后十二年的主要情况，作为党了解我，处理我的政治问题的参考。
专此奉告，并致
敬礼！
丁玲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致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一九六八年冬天，林彪、“四人帮”为害猖獗时，曾遣专人到黑龙江宝泉岭农场，对我通宵审讯，夜以达旦，白天要我写材料，如是整一个月，逼我供认当年“打入延安是中统特务”；并企图陷害胡乔木同志、周扬同志等。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九七七年九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学习毛选五卷辅导材料而写的名词解释中，仍说我“隐瞒历史，混入延安”（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日《解放军报》）。
今年，一九七八年，中央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同志在《人民文学》第五期《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一文中说：“丁陈小集团和胡风小集团是两个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党和反革命集团。一个隐藏在革命根据地延安，一个隐藏在国统区。他们之间是遥相呼应的”等等。
林副部长这寥寥数语，是要把我定为和胡风一样的暗藏的反革命，便于作为不落实党中央的政策，不解放丁玲的借口和理由。因为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的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因此，遵照党的实事求是的教导，我把当年奔向延安的经过和在解放区前后十三年（一九三六年九月——一九四九年八月入北平）等情况，扼要地向党申述。
目录如下：
（壹）离开南京到保安的经过
（贰）在解放区十三年（一九三六——一九四九）
A.整风审干前八年（一九三六年十月——一九四四年五月）
（一）八年的工作简历
（二）八年的写作情况
（三）综合起来看
（四）附带说明
B.整风审干后五年（一九四四——一九四九）
（一）经历
（二）写作
（三）综合起来看
（叁）在东北垦区十二年（一九五八——一九七〇）
（壹）离开南京到保安的经过
一九三六年五月，我以看望旧友李达夫妇为名，到北平找党，没有着落；辗转找到了曹靖华同志，恳请他给鲁迅先生写信，迫切希望帮助我找到党的组织；并和曹约定仍暂回南京等候消息。六月，张天翼同志持冯雪峰同志信来接头，并帮助我到上海。在上海，冯雪峰同志同意我去陕北，但因路上一时不好走，说可以回南京争取公开到上海工作；或者去香港同李济琛联系，在那里工作。但我始终表示要去陕北。最后冯雪峰同志说，党中央有回电，决定我去陕北。九月初，我从上海到西安，见到潘汉年。潘说我可去法国做救济工作。我没有同意。在西安住七贤庄（即后来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一个外籍牙医处；由刘鼎同志联系。十月，经洛川东北军防地到保安。幸福地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及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这一过程，初到保安时，就向毛主席、周副主席汇报过；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写有书面材料，并经过组织的多次审查（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专案审查）没有发现问题。
这一过程的证明人，除冯雪峰同志近年逝世外，其余人员均健在。
（贰）在解放区十三年（一九三六——一九四九）
A.整风审干前八年（一九三六年十月——一九四四年五月）
（一）工作经历
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中央所在地保安，随红军政治部到前方。
一九三七年一月，陪同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到延安。
同年三月，毛主席手令，委任我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四月，由于我的请求，毛主席批准我离职。
同年七月，毛主席批准我任十八集团军总部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九月徒步入晋，一路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十月，在太原，周副主席指令我兼任党支部书记。
一九三八年三月初，我率西战团到西安市活动，八月返回延安。在西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得到毛主席的赞许。
一九三八年十月，入马列学院学习。
一九三九年底，调文化协会（中宣部领导）任副主任。一九四一年初，到延安川口区下乡。
一九四一年五月初，调《解放日报》主编文艺栏。发表过托派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反动文章。《野百合花》下篇发表时，我已离职。王实味被揭发托派面目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都作过检查。
一九四二年三月，调文艺界抗敌协会分会，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负责“文抗”机关的整风学习。
一九四四年五月，调陕甘宁边区文协写作。
（二）八年写作的情况
1．与左权同志谈山城堡战斗（登在边区油印刊物上）
2．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小说《解放》刊登）
3．东村事件（小说，《解放》刊登）
4．重逢（独幕话剧，一九三七年西战团演出过）
5．冀村之夜（通讯）
6．入伍（小说）
7．新的信念（小说）
8．我在霞村的时候（小说）
9．夜（小说）
10．在医院中（小说）
11．“三八”节有感（杂文）
12．十八个（敌后通讯）
13．二十把板斧（敌后通讯）
14．万队长（反映敌后斗争的多场秧歌剧，在党校和南泥湾演出过）。
（三）综合八年的工作写作来看
1．为革命我投奔到延安，在延安我呆下来了，而且继续呆了下来。我没有因为环境的艰苦或别的什么原因离开延安，离开解放区。在工作中尽管有错误和缺点，但生活和实践锻炼了我，特别是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随之而来的整风学习，深刻地教育了我，使我逐步正确地懂得了革命，懂得了党，也开始正视自己，懂得了自己的缺点、错误，懂得脱胎换骨，彻底改造的必要，而且决心不断地改造，革命到底。
2．文艺整风以前这一段写作，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有的错误很严重，但都还没有超出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即以《“三八”节有感》来看，也是这样。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这样看，这样说过的。文艺座谈会前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对《野百合花》和《“三八”节有感》提出了批评。毛主席在总结时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是不一样的，《‘三八’节有感》还提出一些积极的建议，《野百合花》则没有；王实味是托派。”敬爱的周总理也是这样看的。一九四四年审干结束后，我到杨家岭看望周总理，谈到《“三八”节有感》的错误，总理说，他在重庆时，原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曾让《新华日报》转载，由于邓颖超同志提议，就只转载了后半部。当时延安批判《野百合花》和《“三八”节有感》，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是有着明显的政策区别的。一九五七年，《文艺报》的再批判，只发表此文的前半部，不是全文。以这些作品和我到延安前，在白区发表过的一些作品相比较，其题材、内容以及作品的倾向，是更靠近党，靠近革命，靠近人民呢，还是倒退为反党，反革命，反人民呢？我认为是更靠近党，靠近革命，靠近人民。我从白区到了苏区，这个行动是一次飞跃；表现在作品上，却不可能一次就完成这个飞跃；但作品的总的倾向，也还是追求进步的，不能说是反对党，反对革命，反对人民。〔王震批语：《“三八”有感》是有错误的。〕
（四）附带说明
揪出“四人帮”后，《人民日报》发表一篇一位作者的文章，揭批张春桥的《韩复渠》一文，说张的文章在叛徒丁玲主编的《战地》上发表。事实是，当时我根本不在武汉，也没有看过张的文章。一九三七年冬，我在山西，舒群和我商定，把西战团的油印小报《战地》拿到西安铅印出版，由我主编，舒群副主编，并呈请总部任弼时同志批准。此后舒群从山西到延安，到武汉，并未征得我的同意，也没有再度请示任弼时同志批准，擅自改在武汉出版《战地》月刊，其中没有一篇西战团反映前方的稿件，全是舒群一手组稿。张春桥的《韩复渠》一稿，也是他从延安带走的。我在西安看到《战地》创刊号，极为不满，当向林老[110]汇报，并写信给舒群，说我难于负责，请一定在《战地》上取消我这挂名主编，后来，舒群为此写信到西安向我解释，说《战地》改在武汉出版，是他到延安和周扬商量，由周扬同志等决定的。
B.整风审干后五年（一九四四年五月——一九四九年夏）
（一）一九四四年整风审干结束后，夏天，组织上调我到边区文化协会，专职写作。这年六月，参加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会议，根据靖边县新城区五乡合作社主任田保霖的事迹，写了《田保霖》一文，在《解放日报》发表。当天晚上，毛主席派通讯员送来一封亲笔信给我。信是写给我和欧阳山同志两个人的（欧阳山当时也写了一篇文章）。毛主席在信中说，《田保霖》是我写工农兵的开始，为我的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并且约我们去吃了饭。稍后，我又写了《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这是在刘伯承同志亲自领导和帮助下写成的，曾印成小册子在部队散发。毛主席的鼓励和领导同志这样的大力支持，三十余年来，一直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
一九四五年间，受周总理指示，主持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文艺界代表筹选工作，同时担任新成立的“文抗”分会负责人。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组成延安文艺通讯团，计划到东北。九月徒步出陕入晋，年底到张家口，因交通中断，滞留张家口。在华北局[111]领导支持下，一九四六年到宣化采访材料，与逯斐、陈明合写三幕话剧《窑工》，同时在华北局领导下，协助筹组华北文联和主编文艺刊物《长城》。这时周扬在北平开展工作，曾致电华北局，商调我去北平主编报纸副刊。我向负责同志申述我愿意留在老根据地和农村的志愿和理由，华北局同意我不去。
一九四六年夏，“五四”指示下达，我主动向华北局提出，先后参加了怀来和涿鹿两县农村的土改。十月张家口失陷，我到阜平红土山，开始写反映土改的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一九四七年冬，随华北联大土改工作队到石家庄郊区负责一个大村的土改。
一九四八年四月，返回正定华北联大，写作完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一九四八年夏，中央妇委决定，随蔡畅同志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去匈牙利参加世界妇女联合会代表大会，年底返国，留在沈阳。一九四九年四月，随代表团去捷克，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回国不久，即被调北京，参与筹备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会后留京工作。
（二）这五年间的写作
1．在延安后期，大部分时间是在工厂、农村，写了一些报告文学，全国解放后，大都收入《延安集》一书。
2．在张家口时，除与逯斐、陈明合写砖窑工人的生活斗争的三幕话剧《窑工》外，还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写了一些散文，其中一部分编入了《跨到新的时代来》一书。
3．在阜平阶段，写长篇《桑干河上》。
4．在东北阶段，时间较短，只写了几篇旅外的散文，连同建国以后写的同类文章，都编入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欧行散记》散文集中。
（三）从这五年的工作、生活、写作来看，我以为是：
1．比较自觉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坚持在革命根据地，努力深入生活，和工农结合，比过去稍有进步，但和党的要求，和当时根据地，国统区的群众的火热斗争相比较，和解放区军民舍生忘死所创造的英雄业绩相比较，我的工作是很不够，很不相称的。
2．一九四八年夏天我出国前夕，在西北坡一天黄昏，伟大领袖毛主席见到我，肯定了我这几年的努力的方向和工作，谈到决定派我出国的理由，并恳切地对我说：“看一个人不是看几年，而是要看几十年。”又说：“党对你希望很大，信心不足。”最后又说到：“以后可以到工厂，写工人……。”我认为，毛主席的这些话，是对我当时工作、写作的最好的总结，是三十余年来鞭策我不断前进的动力，也是帮助我承担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的源泉。
（叁）在东北垦区十二年（一九五八——一九七〇）
（一）下去以前
一九五八年以前，我是作协党组成员，作协副主席，文联主席团委员，我的级别经国务院评定为行政七级。
我被批判以后，开除了我的党籍，撤消作协副主席职务，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作为右派分子第六类处理。
在北京听候分配期间，我主动请示农垦部领导同志〔王震批语：我记得周扬同志先同我谈丁玲问题，可到垦区农场考验锻炼。王震注〕，作协党组同意，介绍到了农垦部，由农垦部分配到合江农垦局汤原农场。当时中宣部出具的介绍信中，规定我去农场体验生活，如工作，可重新评级、评薪。
（二）在汤原农场
一九五八年七月到汤原农场。鉴于当时的处境和我向来对体验生活的理解，我请求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工资问题我没有提。因为从全国改薪以后不久，我响应作协党组（当时是邵荃麟主事）作家自给的号召，就没有领过工资。那时在京我还有银行存款约两万元（稿费和陈明工资节余）。农场分配我到鸡队孵化室，后来又筹办和饲养良种鸡。
一九五九年，王震部长到垦区视察，指示我当生产队文化教员，政治、文化、业务都可以教。这样，我在鸡队任文化教员，开展扫盲运动，总结评比时，鸡队是全场两个红旗队之一。此后一直任教员，宣传党的总路线，辅导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展文体活动，鸡队一直是全场较好的队；我也还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三年困难时期，我主动向党支部提出饲养弱雏（即饲养员从孵化室领剩下来的，认为不值得饲养，准备淘汰的幼雏），成活率有时还略高于饲养员饲养的强雏。
一九六〇年，曾以理事资格到北京出席文联第三次代表大会，我主动作了书面检查，表示我争取归队的决心。会后，我失去了理事的名义。
一九六三年，周扬同志曾决定调我回北京，调令都已送到农垦部，最后，由于我的请求，领导才同意我继续留在垦区。
（三）关于摘帽
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农场基层党组织、农垦局、部党组曾先后几次建议或同意摘掉我的右派帽子。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作协党组为此曾两次派专人到农场，调查了解第一手材料。
一九六二年作协严文井同志在北京曾面告陈明：“丁玲的右派帽子，农场、农垦部党组、作协党组都同意摘，中宣部也点了头，只是到了上面——什么上面，你就不要问了——全国平衡，搁下来了。”
一九六六年初，宝泉岭农场也为此开过会，作过结论。
（四）改调宝泉岭农场
一九六四年底，在获准继续留在垦区以后，为了反映垦区建设的新创作，我请求到另一个历史较久、规模较大、生产较好的宝泉岭农场。为了深入生活，宝泉岭农场党委同意，我负责组织辅导总场家属区（共八个委）学习毛主席著作，并协助她们自力更生组织邻里缝补站、托儿所等，并举办献肥、学文化、唱歌、演剧等文体活动。一九六六年初，其中的第六委被评为黑龙江省级职工家属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单位。一九六五年下半年起，还主动带课，担任总场职工夜校教员。
（五）“文化大革命”期间
“文化大革命”初起，我回忆在农场八年的工作、生活，写成书面检查总结，分别呈交农场党委和农垦部党组，然后就到生产队参加麦收，以后又到养鸡队劳动。
我恪守公安六条的规定，没有介入运动。先后挂牌游街，揪到各生产队批斗、游斗、陪斗。少数打砸抢分子，经常深夜临门，以查黑材料为名，反复多次抄家，抢偷衣物、书报资料，常使我夜不能眠；还多次拳打脚踢，皮带杆杖乱打一气，头被打破，腰被踢伤，脚被摔肿，以致不思饮食，步履维艰，引起夜盲、高血压，但仍须坚持劳动。
一九六八年夏天起，被隔离一室，日夜专人看守，年底，“上级”派专人到农场，逼我供认“打入延安是中统特务”（这一段以后当专文揭露，供组织清查参考）。
一九六九年，农场“牛棚”分散，我被送到生产队看管劳动。锄草、刈麦、喂猪、摘菜、淘厕所、打扫环境卫生、生炉子、倒尿盆，经常每日劳动十二——十四小时。
一九七〇年五月初，我被北京市公安局去人从农场逮捕。
在这段时间里，个人虽然受到难以忍受的折磨，但使自己受到了平常难以受到的锻炼。同时，我始终相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正确的，她的党员绝大部分是好的，她的领导骨干、核心力量是坚强的；群众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正是这种信念支持了我，在困难中没有倒下来，在黑暗中憧憬光明。
（六）十二年来的写作
一九六三年以前，我没有计划写作，但为了避免笔里荒疏，我坚持记日记，写读书心得，经常练习写点散文，如《雷锋活在我们身边》，《看电影〈普通一兵〉》，《我的排长》，《任广荣学文化》，《一个生产队长的家史》（此文约万余字）等。
一九六四年底到宝泉岭农场后，开始续写一九五六年停笔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约三万字。同时为反映垦区新人新貌而写的《垦区标兵邓婉荣》（万余字），参观八五二、八五三、五九七、友谊等四个农场的散文（近二万字）。
这些习作、写作全都是业余和料理家务之外，挤出时间断续完成的。大部分的习作，是我准备新创作的素材。现在这些稿件及笔记、资料，都早已荡然无存了。
……
致洛兰、马寅[112]
洛兰、马寅：
多少年不见了。不管你现在多么老态龙钟，儿孙满堂，但在我脑子中的洛兰，始终是在西战团时的洛兰。想当初你第一次见我时，是一个多么坚强又多么嫩弱的小闺女呵！我不能忘记你分担过我的忧戚。你告诉我，康生在党校怎么说我是自首过的，我在那以后写信给陈云同志；任弼时同志来文协我的小窑洞里，像谈心似地和我谈我在南京一段时间的历史，做出了结论。我现在仍然认为那个结论是正确的。你曾经多么痛苦的叫我不要再爱老陈了，你又曾把我的痛苦去向陈明讲述。只有你是我们、我和陈明相识生活了四十年的知心人。得到你的消息，又知道你想来我们这里，怎能不叫我心动，把几十年的往事都在心里翻腾？（我昨夜又失眠了。一点钟时服了安眠药，也无效，直到三点多钟才仿佛入睡）何况在一九五七年后，我们蒙受了天大的冤枉，为世人所鄙弃和诟骂时，你们没有抛弃我们。这种知遇，这种老同志式的温暖，是曾经给了我们多大的安慰和鼓舞，使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还不都是那样冷酷、凶残，还有向阳之处，还有使人生出人类总是要向前的，要相信人的想法，不要因为世界上有少数丑类就悲观失望。因此，当我现在还不能自由行动，不能去北京的时候，听说你要来，怎末能不热烈欢迎呢？
从来信看，你的确还是一个安琪儿，你还是有一颗赤子之心。很好！很好！你怎么知道我们就是用赤子之心，一辈子崇拜过人，相信人家的笑脸、握手、好听的话，总是将心比心（十足的唯心主义！）幻想以心换心，让人，团结人，原谅人。真正做到基督耶稣说的，人家打了你的左脸还要将右脸送上去。二十多年来，我只是安徒生童话集里的披着一张难看的青蛙皮，成天只能哇哇哇的难听的叫，什么“我是有罪的，我是罪人，我反党、反毛主席、反领导（不知是谁），我永不翻案。我是大右派，是反党集团头子，我鼓吹一本书主义，闹独立王国，分裂文艺界……”难看的青蛙就这样叫了二十多年，还怕不够，报纸上，杂志上，注释，花样翻新的今天说叛徒，明天说变节，全世界宣扬。又说鲁迅骂过我，又说毛主席讽刺我。二十多年了，我的最好的年代消逝的无踪无影了。只落得一颗遭过千刀万剐的心和病残老迈的躯壳。幸得党中央英明摘掉了我的右派帽子。我本应感激，奋起微弱的余力，以报答党的恩典，谁知道有人不愿落实党的政策，不肯解放丁玲，在风闻要摘掉所有右派帽子之际，放出“丁玲的集团是同胡风的反革命集团一样的，一个是隐藏在国统区的，一个是隐藏在延安的，而且他们是互相配合的……”，十一大的报告中，分明提到“对作家要团结，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非是隐藏的反革命……”（大意）这样，丁玲既是隐藏的反革命，自然属于团结之外，应永世不得翻身了。……
洛兰，你看我一口气写了这末多的“怨言”，你一定以为我窄狭、疑心……不，洛兰，这是有文可查的。不过你只用一张绯色的细纱，笼罩着你自己，你大约不大看报，更不看其它杂志，只抱着你的一颗安琪儿的心，把一切事想得很美，就像你自己说的想的简单。你看，我倒好像在责备你了。不是的，我毫无责备你的心思。不过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对面看人，常常是看不清人的，如同在君子国，只见对面的那张温文尔雅的笑脸，看不见后面藏在披巾里的狰狞的青面獠牙！人只有在被打倒之后，经历了十八层地狱的各种磨难，从下边往上看，才能看见他的后面，和他的肺腑，才能悟出点名堂来了！洛兰！我可能说得太多了。其实你是不容易懂得这世界的，可能马寅吃的苦多些，会从我的话中得到一些同感。好了，好了。说点使人高兴的事吧。
第一，我总算活过来了，住在嶂头村[113]三年多，群众中总有好人的，因此也有几个虽然相知不深、却还是关心我们常常帮我们一点忙的人。这种人，既不为权势，又不为名利，而且甘冒一点危险，（以前）或不顾旁人误解，（现在）来接近我们，看来也无非对一个被损害了的作家的一点同情。另外一些老百姓，总还是如你们知道的喜欢我们，他们既不因我戴了帽子而歧视，也不为摘了帽子而放心。他们就是从他们简单的直观来评判一个人的好坏。是好人就对你好，是坏人就远远离开你。我是喜欢在下层的人们的。所以我们虽然远离热闹的城市，但并不寂寞。我们住的地方很宽，除了有五间房子外，还有约四分地的院子，有果树、柏树。我们自己种得有菜、瓜，整个夏天就吃自己种的新鲜菜。老陈在东北农场就是一个好劳动（力），现在虽然也年老了，但还是喜欢劳动。前两年我还能爬上村东的太行山顶，今年只好服输了，每天就在院子里散步，偶尔在外边走走。这里气候夏天比北京凉，冬天比北京暖。山西煤多，生活很方便。闭塞一些，对外间消息几乎隔绝，但也有好处，少知道，少烦心。我们虽然九死一生，但我们总还是竭力继续在死亡线上挣扎，愿意为后人子孙留一点东西，虽然力比纸薄，但心仍比天高。惟愿多活几年，了此心愿。儿女虽被株连，受害，受压，但也总算过来了。他们也很快要接近老年了，除了勉励他们要继续埋头，没没（默默）无闻为党尽力以外也没有什么别的希望了。好在新的一代又出来了，大的还争气，小的很可爱。惟一希望他们有所成就。不要再因为祖母而浪费一生。
心情总离不开沉重的样子，本来么！二十多年了，积压在心头的话，因为老熟人，老知己，就不觉的如泉涌似的倾泻了出来。想必因理解我而能原谅我的。
来我们这里坐北京晚上开的（不知是几次车）火车，天明到新乡。换来长治的车，下午两点到。车站离我们村约十七八里。一般都有三轮车，约四、五、六元钱就到了。只要进了村，问老丁陈明住处就能问到。如果前三天来一电报，陈明就能找到一部汽车去车站接你。邮差不一定每天来，星期天是准不来，故电报有时比信还慢。打电报一定要早三四天，说明动身日期。万一你打了电报，到车站仍不见人，就是电报误期，那就只好乘三轮了。
祖慧的爱人最近被小汽车撞伤，睡在家里，动弹不得。祖慧正在排一个舞剧，日夜忙。我要他们带孩子去看你，可能一时半刻不行了。祖慧已经好久连孩子都不能去接了。陈明的五妹在西城锦什坊街华嘉胡同华嘉幼儿园工作。她答应替我们找一个保姆，我们要她在“十一”前后送来。你如果来，那就正好把保姆带来，沿路还有人照顾。陈明已给她去信，要她去看你，商量这件事。如果可能，你们最好一道来，如果她还没有找到，你就只好一个人来，或者，马寅能送你来？陈明妹妹来过这里几次，她会告你一路走的情况。五妹的名字叫陈舜芸。幼儿园的电话是：66、1409。她住在前泥洼11号。不过你不用去找她，我们叫她找你好了。一切面谈吧，等着见面。
丁玲 九月二十八日
陈明在信旁附言：
北京→新乡→长治。买通票十多元。最好买一卧铺，晚上九点来钟开车，天亮到新乡（河南）下车，可不出站，等候从新乡开长治，或是郑州经新乡开长治的车。上车后找车长，换乘软席，多花三元钱，可是舒服多了，免得受挤。
车站在长治市西郊。嶂头村在长治北郊。行期确定后，提前三天，打电报来，我可去站接你。星期日邮递员不下乡。你打电报，最好选在星期日，这样，至迟星期二可以收到。
车站—长治市—几个小时—关村（大）—嶂头（大）。
大：是大村的意思。
致洛兰
洛兰：
今日同时收到你的五、六日来的两封信及照片。（为什么不是全家的？）照片很好嘛。不过好像有点浮肿。我近日不写什么东西，拼命睡，失眠少了，也有点胖了。你来后，我们自然都要好好休息，而且注意彼此都要尽量不激动。你来时，我认为你应带点随时预防救急的药，有个氧气包更好。家里没有，就去设法买一个（西单药房有卖的），我听说并不大。我已写信叫周良鹏[114]送你来，如果他能在长治住一时就还可陪你回去。如果他不能陪你回去，就请马寅来接你。也许那时他有时间，或事先安排出时间。我这里院子是够大的，可惜秋天来了。许多果子、蔬菜、花都完了。如果来得早还可吃到西红柿。不过大辣椒、丝瓜、扁豆是仍有的；鸡不下蛋了，但可以吃鸡。还是快来吧。只是千万千万注意。我真不知道你有那末一个冠心病，常常心绞痛吗？
不说了，不说了，一切面谈。
马寅均此。
丁玲 十月九日
马沙[115]是谁？也不说明，是外孙吗？或是马寅的爱称，有如苏联人的什么沙、什么沙……
致洛兰
洛兰：
十月二十日来信，早已收到。只因近日常有客来，占去了一些时间，扰乱了一些心情，懒于执笔，所以许久未复。对你的病情，我们是很为挂念的。所谓客多，是因为此地大搞农田建设，嶂头村每天有上万人来劳动，包括市革委以及各厂矿、机关，于是络绎不绝，都来看稀罕。实际我的名声也是不好的，来的人也是抱着各种不同的兴趣。我们是过惯清静日子的人，对于人来人往，无话可说，却又要找几句话的这种极无趣的生活，实在厌烦，却又有点难于推卸，享之以闭门羹。今天下雨，稍微安静，我烧了一炉火（今天才生火），屋子里暖和和的，坐下来，我们谈几句吧。只是话从何说起呢？要是你在这里，那就不同了，我们可以什么话都谈。只是现在，我们相隔千里，有些对事物的看法，又不是一句、两句、稍稍说几句可以谈好的。那就只好还是等我们再见时仔细说吧。
山西省委没有信来，长治市市革委会也只说，什么时候房子准备好了，什么时候通知我们搬家[116]。中组部对我们去北京看病一事也没有信来。你要我收拾东西，我的确很早就收拾了一部分，现在又把收好了的东西拿出来，因为天气变了，过冬的衣服等，又都翻了出来；而且又要订明年的报纸了。又要买过冬的菜，过冬的煤了。好在二十多年都过去了，多等一年半年也不在乎。反正我们相信党总会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落实政策的。不管有人到现在还怕承认错误，还在步步为营，四处放风，遮遮掩掩，不愿改正，不愿解放丁玲，但事情总要搞清楚的。
昨天有人说到旁的事时，说：你说不对人，不追究责任，可是如果被解放的人是好人，那末过去说好人是坏人的人的那些家伙，现在可能就有人要说他是坏人了。因此有些问题就不容易解决，就有阻碍，好人就不易得到昭雪……。说这话的人是一个老红军干部，他是说别人的，可是我听起来好像他是说我似的。他实在并不是说我，他一点也不知道我的事。但这个人却的确懂得一些东西。一切事旁观者清，天下还是有好人的。我不悲观。等着吧。以后再谈。衷心祝你健康，马寅均此。
丁玲 十一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