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 敬请注意
下文含本书情节梗概
1848年12月，英国文学评论界享有崇高声望的《评论季刊》（The Quarterly Review）刊登了一篇匿名长文，作者以“我们”的口气，强烈抨击刚结集出版不久的《名利场》，以及上一年10月出版的《简·爱》。执笔者对《简·爱》尤其憎恶，痛恨之情跃然纸上：
总之，简·爱的自传是一部极其反基督的作品……我们毫不犹豫地说，《简·爱》作者的心态和思想，与国外那些打倒一切权威、违背天理人伦的暴民，还有国内那些参与宪章运动、到处造反生事的狂徒，是如出一辙的。
上引文字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恐怕有点费解，毕竟在普遍的印象里，《简·爱》是灰姑娘式的爱情小说，怎么会跟宗教和政治扯上关系呢？然而埋藏在这段话里面的，却是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之所以成为经典、百余年来备受世界各地读者热爱的秘密。要理解它，我们需要从当年欧洲大陆和英国本土的社会状况说起。
无论对欧洲大陆还是英国本土来说，19世纪40年代都是一个让王公大臣及其麾下保守势力提心吊胆的动荡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于18世纪60年代从英国开始以后，逐渐蔓延到欧洲大陆。蒸汽动力的使用、机器生产的普及、化学工业的出现和铸铁技术的革新等客观因素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许多原本依靠土地维生的农民变成了出卖劳力的工人，工厂主、贸易商等资产阶级则从无到有，逐渐壮大。但当时欧洲各国的政治制度没有及时得到调整，仍然实行以地主阶层为核心力量的君主专制。新兴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被排挤在权力体系之外，他们和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逐渐累积。1845年至1846年间欧洲大陆北部土豆歉收造成的大饥荒，和1847年英国、西班牙、法国等因为兴建铁路过度发行债券而引发的经济危机，让这种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1848年春天，法国的二月革命成功推翻路易·菲利普一世的统治，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革命的浪潮席卷欧洲大地，从北边的瑞典到南边的西班牙，从西边的德意志地区到东边的罗马尼亚，曾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纷纷仓皇辞庙，各国起义者短暂地取得了他们想要的胜利。西方的历史学家将这波革命浪潮称为“人民之春”（Springtime of the Peoples）。
这场“打倒一切权威、违背天理人伦”的革命没有让汉诺威王朝轰然倒塌，但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不列颠群岛远非歌舞升平之地。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经济发达程度远远高于欧洲大陆国家，无论城市化水平还是工业产值，均非法、德等国所能望其项背。以煤产量、生铁产量和生棉消耗量为例：1850年，英、法、德三国的煤产量分别为5020万吨、440万吨和510万吨；生铁产量分别为220万吨、40.6万吨和21万吨；生棉消耗量分别为26.7万吨、5.9万吨和2.6万吨。英国同时又是第一个确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自从1688年的光荣革命以降，议会变成最高权力机构，而且牢牢地把控在地主阶层手里。由于这两种因素，英国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比欧洲其他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爆发的时间也更早。
早在19世纪20年代，新兴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便已经再也无法忍受国会下议院议员的选举制度。当时英国仍然沿袭1430年确定的旧制，具备投票权的基本资格是拥有净年租收入超过40先令的土地，因而绝大多数佃农、工人、商人和工厂主没有选举资格。1831年，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三地共有1650万人，能投票的只有49.7万人。此外，按照法律规定，每个选区可选出两名议员。选区的划分是在15世纪确定的，当初每个选区的人口规模大抵相同。但到了19世纪，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口迁徙，原有的选区划分已经变得非常荒唐。比如老萨伦（Old Sarum）只有7个选民，照样能选出2位下议院议员；利兹、曼彻斯特等城市人口众多，但由于大部分城区早先是荒野，在下议院却无代表席位。经过一系列流血事件，托利党掌控的上议院在1832年被迫通过《改革法案》（Reform Act），对选区做出调整，同时扩大了选民基础，中北部工业城市的资产阶级因而得到了参政议政的机会。
但《改革法案》无损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废除人数不足选区多出来的142个席位，绝大多数重新分配给了乡村地区，只有31个划归各个工业城市。由于选举资格的认定依旧以不动产为基础，选民人数虽然增长到81.1万人，但仅占成年男子人口的18%。各种既有的法律，也都以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为目标，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谷物法》。
1815年颁布的《谷物法》禁止从国外进口粮食，除非本国生产粮食价格超过每夸脱80先令。这是非常离谱的标准，按购买力算，当时80先令约等于现在260英镑，所以每夸脱80先令约等于每吨1100英镑——即便在2019年8月底，国际市场上每吨小麦售价也只有145英镑。这项法律保护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但问题在于，自从19世纪20年代起，英国从事制造业的人口已经超过从事农业的人口，城镇居民也渐渐多于农村居民，限制粮食进口损害了占人口比例多数的工人，他们愤怒地认为自己被政府变相收取了食物税。
除了《谷物法》,1832年的《解剖法案》和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也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前者允许无人认领的贫民尸体被用于医学研究，造成极大的恐慌；后者削减了对贫民的资助，要求他们必须卖命劳动才能领取救济。这些法律催生了一个坚定的信念：有产者选出来的政府，只会替有产者谋福利，推行的政策对普通人越来越不公平。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让无产者也拥有投票权。于是宪章运动应运而生。
宪章运动得名于1838年伦敦工人协会发布的《人民宪章》。这份宣言模仿13世纪英格兰贵族为限制王权制定的《大宪章》，提出六大诉求：实现成年男子普选权、采取无记名投票、取消参选财产限制、向下议院议员支付薪俸、选区人口规模必须大致相同、每年举行一次选举。《人民宪章》引起广大工人的共鸣，他们在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等城市举行了支援宪章运动的集会；1839年6月，代表工业重镇伯明翰的议员托马斯·阿特伍德（Thomas Attwood）向下议院提交了一封超过120万人联署的请愿信，要求启动修改相关选举法律的程序。这封请愿信被下议院拒绝，群情激昂的无产者在英国各地掀起此起彼伏的暴动和罢工。他们的抗争持续多年，但遭到英国政府残酷镇压，那些工人领袖有的锒铛入狱，有的被流放到澳大利亚，有的甚至惨遭车裂。
整个动荡的19世纪40年代，工人阶级最大的收获可能是《谷物法》的废除。1845年爱尔兰土豆歉收造成大饥荒，导致当地饿死了上百万人。这部恶法的弊端显露无遗，时任英国首相的罗伯特·皮尔良心未泯，不顾其保守党同僚的反对，坚决废止了《谷物法》。至于宪章运动的六大诉求，则无一得到回应，部分运动领袖开始寻找新的办法。爱尔兰政治家菲尔古斯·奥康纳（Feargus O'Connor）倡议成立土地合作社，由工人集资，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土地，然后再将土地分配给出资者，从而让他们获得投票权。1845年4月召开的宪章大会批准这项提议，随即成立民族土地公司（National Land Company）。但由于产权和分配存在诸多法律问题，先后只买下不到两千英亩土地，所以这条路显然也是走不通的。
1848年初，法国二月革命的成功让英国无产者生出了新希望。已于前一年在诺丁汉当选议员的奥康纳决定向下议院递交请愿信，消息传开后应者云集，短短几周内，超过500万人在请愿信上签名。在此期间，部分激进派准备发起暴力革命，积极进行军事操练。英国政府当局如临大敌，纠集8.5万名临时警察试图保卫伦敦。军方则声明参加请愿的人群不得接近议会大厦，否则将出兵弹压，甚至连维多利亚女王也逃到莱特岛暂避风头，以便局势不妙能够及时溜之乎也。当年4月10日，菲尔古斯·奥康纳在少数同袍的陪伴下，将请愿信送进威斯敏斯特宫，不出意料地再次遭到拒绝，史称“四月溃败”（April Fiasco）。《谷物法》废除以后，英国粮食价格逐渐下降，部分地纾解了艰难的民生。1849年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淘金潮增加了黄金供应量，前两年横扫欧洲的金融危机幸运地得到化解，作为当时世界上的头号殖民帝国，英国从新一轮经济繁荣中获益极大，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基于这些和其他原因，一度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从此风流云散，慢慢淡化成一段模糊遥远的历史记忆。
但对19世纪上半叶那些生活在英国——尤其是英国中北部——的人来说，宪章运动及其背后的社会矛盾，却是真真切切的现实，非但密不可分地嵌入他们的生活，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思想。这正是《评论季刊》那篇长文认为夏洛蒂·勃朗特的心态和思想类似于宪章运动者的根本原因。
夏洛蒂·勃朗特，1816年4月21日出生于约克郡布拉德福德市索恩村。其父帕特里克·勃朗特原是爱尔兰农家子弟，聪颖过人，品行端正，得到本地牧师赏识，21岁那年获荐入读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由于家境贫寒，他只能半工半读，但四年中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因而1806年毕业后顺利加入了英格兰圣公会，辗转于各地教堂。夏洛蒂出生时，他已经荣任索恩村教堂主任司铎，年薪140英镑。他和妻子玛丽亚·布兰威尔之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在小女儿安妮出世后不久，也就是1820年4月，他获得擢升，当上了离索恩村不远的哈沃斯教堂的终身主任司铎，薪俸涨到每年200英镑，另有一座两层楼的牧师公馆供他免费居住。
帕特里克·勃朗特这份收入不低，但养六个孩子难免有点捉襟见肘。全家搬到哈沃斯未满一年，玛丽亚·布兰威尔不幸罹患重病，最终在1821年9月不治身亡，年仅38岁。对帕特里克来说，玛丽亚的逝世带来的不仅是痛失爱侣的情感创伤，还有工作生活无法兼顾的失衡。当年哈沃斯教堂管辖的教民多达4668人，这些人的洗礼、葬礼、婚礼全靠他主持。而且身为主任司铎，他平时还得访病问贫，工作不可谓不繁重，剩余的时间和精力不足以照顾六个年纪尚幼的子女。正在他一筹莫展、哀叹自己是无助的“他乡异客”（a 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之际，他的大姨子伊丽莎白·布兰威尔，从温煦的家乡康沃尔郡来到寒冷的约克郡，主动承担起照顾妹妹遗孤的重任。她对夏洛蒂等人关怀备至，而他们也满怀感激，亲切地称呼她为“布兰威尔姨妈”。
大姨子的到来缓解了帕特里克·勃朗特的燃眉之急，但五个女儿仍然前途未卜。当时出身勃朗特这种中等阶级家庭的女性，成年后可以选择的人生道路不多。上上之选无疑是嫁得金龟婿，只是这对夏洛蒂姐妹来说几乎绝无可能。因为古代英国社会等级森严，上等阶层势利至极，婚恋嫁娶讲求门当户对。若想嫁入豪门，先决条件是自带丰厚妆奁，而这显然是她们的父亲无法提供的。婚姻之路不通，必然要走职业一途。这也是一条狭路，18世纪可供女性选择的行业极少，不外去商铺当销售员，去纺织厂当打工妹，去医院当护士，或者给富人当保姆。然而这些是专属于工人阶级女性的职位，帕特里克·勃朗特好歹是捧着铁饭碗的神职人员，自然不愿女儿们从事这些职业，所以留给夏洛蒂姐妹的选择其实只剩一个：当学校老师或者家庭老师。
当学校老师，尤其是给豪门巨富当家庭老师，必备资格可不只是能读会写，任职者的言行举止还得循规蹈矩，毕竟当时英国上流社会的繁文缛节多不胜数，男性甚至不能在女性面前提起“腿”这个词，就连桌腿也不能提，因为那样会显得太过粗鲁无礼。此外，一些女性才艺也是必需的，包括绘画、弹琴和女红，能讲法语、意大利语甚至德语则是加分项。至于希腊语、拉丁语和数学，女性想学也没机会，那些是专门留给男性的。因而尽早将夏洛蒂姐妹几个送到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是她们父亲的当务之急。
1823年12月4日，《利兹信使报》（Leeds Intelligencer）刊登了一则广告，言明科恩桥将于翌年春开设一所专招本郡神职人员女儿的学校。帕特里克·勃朗特看到广告应该是欣喜的，虽然科恩桥和哈沃斯相隔四十五英里，坐马车需要两天才能到，但该校学杂费每年15英镑，只有普通学校的一半。况且伊丽莎白·布兰威尔来约克郡已经两年有余，思乡情切的她开始有返回康沃尔郡的想法。因而在1824年，他先后将四个女儿送去了教会女子学校（Clergy Daughters' School）。但此举变成惨痛的错误：该校卫生条件和伙食非常糟糕，到了阴冷多雨的冬天，许多饥寒交迫的学生染上感冒，甚至肺炎。夏洛蒂的姐姐玛丽亚和伊丽莎白不幸患上肺结核，分别在1825年5月和6月去世，年仅11岁和10岁。后悔莫及的帕特里克·勃朗特立刻将幸存的夏洛蒂和艾米丽接回了哈沃斯。两个外甥女的夭折让布兰威尔姨妈彻底打消重返故乡的念头，决定留下来继续照顾和教育夏洛蒂等人。
哈沃斯的居民多数是工人或贫农，与神职人员分属不同阶层，彼此间没有来往的社会基础。帕特里克·勃朗特原籍爱尔兰，其妻子的故乡远在数百英里外的康沃尔郡，两人在约克郡举目无亲。基于这两个原因，牧师公馆的生活是平静的。但当年只有9岁的夏洛蒂并不缺少玩伴，因为她弟弟布兰威尔8岁，两个妹妹艾米丽和安妮分别是7岁和5岁。由于年龄相近，与外界又少有接触，他们的手足之情特别深厚。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培养出相同的兴趣和爱好，学习上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除了绘画、读书和写作，他们也研习外语：布兰威尔向父亲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夏洛蒂和两个妹妹则跟着姨妈学法语。
家庭教育让他们拥有了扎实的基础，也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但不足以让夏洛蒂姐妹三人成为合格的老师。1831年1月17日，夏洛蒂重新当起了学生。当然这回就读的罗赫德学校（Roe Head School）和先前的教会女子学校不可同日而语，无论硬件还是管理都要好得多。夏洛蒂虽然其貌不扬，衣着老土，但凭借出众的才智与谦和的性情，很快赢得同学和老师的喜爱，遇到两个毕生莫逆的知交，甚至连校长也变成她的好友。在罗赫德学校的十八个月里，她刻苦学习，从阅读、写作到绘画、法语，各方面都取得极大的进步，唯独弹琴例外，但那只是因为她高度近视，无法看清摆在钢琴上的琴谱。
夏洛蒂念完三个学期，继续待在罗赫德学校难以再有长进，于是便在1832年6月辍学回到牧师公馆。回家后，已经年满16岁的她承担起指导弟妹学习的重任，极大地缓解了父亲的压力。因为这段时期整个英国人口增长很快，约克郡位处工业革命的核心地带，自然也不例外。到1834年，哈沃斯的居民已经超过6000人，那一年帕特里克主持了135场葬礼，由他举行洗礼仪式的婴儿更是多达286个。夏洛蒂在指点弟妹读书写作的同时，也一直写诗，还创作了十来篇小说。但这时候她写作主要是兴趣使然和为了打发时间，从来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以小说家的身份留名青史。
1835年7月底，夏洛蒂带着艾米丽重返罗赫德学校。艾米丽是去读书，夏洛蒂则是去当老师，走上了命运为她安排的唯一道路。夏洛蒂对学生用心尽责，但始终无法真正热爱这份薪酬微薄、前途渺茫的工作。1836年12月，她回牧师公馆过圣诞节，经过和她弟弟布兰威尔促膝长谈，决定继续锤炼写作技巧，看能不能闯出一片新天地。大概是为了寻找信心和指导，夏洛蒂在12月29日冒昧地给桂冠诗人罗伯特·绍狄（Robert Southey）寄去了几首诗作，恳请对方雅正。
罗伯特·绍狄当时声望极隆，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齐名。早在1813年，他年方39岁便当上英国王室敕封的桂冠诗人。夏洛蒂苦等两个月，终于等到了这位大诗人的答复，但回函的内容却不啻浇在她头上的冷水：
你特别渴望成为千古流芳的女诗人，但如果明白诗人的社会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你的热情也许会消失无踪。……你显然拥有华兹华斯所说的“诗赋之才”，而且不止一星半点。但恕我直言，这种才华如今并不罕见。现在每年出版的诗作不计其数，许多根本无人关注，这些诗作倘使出现在半个世纪以前，或许能给作者带来崇高的声望。因此，假如有人想在这方面出人头地，理应做好大失所望的心理准备。……经常做这些白日梦会扰乱你的精神状态，导致所有“世俗事务”对你来说“平淡乏味而且无利可图”，到时你将不愿做这些事，但别的事你也做不了。文学不能也不应成为一个女人生活中的正事。她越是专注于她应该完成的任务，就越没有空闲搞文学，哪怕只是作为兴趣和消遣。你现在是不用相夫教子，等将来嫁人以后，你就不会想着要扬名立万。
尽管历史的发展出人意料，在将近两百年后的今天，夏洛蒂·勃朗特比这位讽刺她想靠写作成名是“做白日梦”的诗人有名得多，但是在当年，绍狄的回函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那种对女性赤裸裸的歧视，却是一种深入人心的普遍观念，甚至连受歧视者也不以为忤。这位未满21岁的女孩在1837年3月16日郁闷地又写了一封信：
最早拜读你的信时，我只感到惭愧，很后悔寄出那些粗糙的打油诗，实在有渎尊目。那些作品我以前看了特别得意，但现在它们只是烦恼的来源，一想起来我脸上就热得发烫……我相信自己以后再也不会有发表作品的野心，假如今后那个愿望冒出头来，我要看着绍狄的来信，把它摁下去。
可怜的夏洛蒂·勃朗特肯定真是这么想的，因为隔了几天，她在桂冠诗人寄来的信封上，郑重其事地写下这些文字：
绍狄忠告，永志毋忘，1837年4月21日，我的21岁生日，于罗赫德
但尽管抱着认命的心态，夏洛蒂·勃朗特在罗赫德学校的教书生涯还是很快走到了尽头，因为除了本职工作，她常常需要照顾校长伍勒小姐的侄子侄女。她不堪其扰，曾两次提出辞职，却抵挡不住伍勒小姐的软磨硬泡，两次都失败了。1838年底，得知伍勒小姐有意将学校转手之后，夏洛蒂坚决放弃这份鸡肋般的工作，回到牧师公馆。她虽然打消了靠写作谋生的念头，但对文学的热爱仍在，回家后一直醉心于创作。第二年开春不久，19岁的安妮找到工作，当上了家庭老师。最小的妹妹出去挣钱，身为长姐的夏洛蒂不好意思继续赋闲，便也找机会去教富人的孩子。但她很快发现，和当学校老师相比，当家庭老师更让她难以忍受。学校的学生多是普通人家出身，认可老师的权威，比较听话。富家子弟往往刁蛮任性，她身高只有一米五，而且非常瘦，根本管不住他们，甚至还会被欺负，第一户人家的少爷就曾经拿一本厚厚的《圣经》丢向她。那些富人也不好相处，家庭老师在他们眼里无异于普通用人，日常交流难免会有颐指气使的态度。夏洛蒂先后换过几个东家，始终有被当成奴隶的感觉，于是在1841年彻底放弃了这份职业。
寄人篱下的不快经历促使夏洛蒂产生了自立门户的想法。当地教会原本在哈沃斯牧师公馆附设礼拜日学校（Sunday School），专供穷人的孩子学习基础知识。夏洛蒂计划利用学校的设施，在牧师公馆兴办一所女子学校，提供优质的现代语言教育。夏洛蒂和艾米丽决定办学校之前，先去海外留学，以便更好地掌握外语。这个想法得到家人和朋友的赞同，于是在1842年2月，姐妹两人在父亲的陪同下，前往布鲁塞尔一家寄宿学校进修法语和德语。她们只学半年便转任该校老师，但很快又回了英国，因为那年10月布兰威尔姨妈突然去世。次年1月，夏洛蒂应校长君士坦丁·赫格之邀，到布鲁塞尔继续任教。这次艾米丽没有同行，可能由于孤独，她竟然爱上了相貌英俊但已为人夫的赫格先生。赫格先生为人十分正派，后来夏洛蒂成为名动欧洲的大作家，报刊上多有中伤他的谣言，但为了维护死者的声誉，他竟然宁肯背负甚嚣尘上的无端骂名，也坚决不公布夏洛蒂写给他的多封情书。从这件事倒推，赫格先生当时极可能不愿回应夏洛蒂的单恋。这段注定没有结果的苦恋让夏洛蒂备受折磨，最终在1844年1月，她黯然重返哈沃斯牧师公馆。
回到哈沃斯后，即将年满28周岁的夏洛蒂·勃朗特仍然面临着生计问题。以她和艾米丽、安妮三人的学识，教育女孩子是绰绰有余的，但谋划已久的学校却办不起来，因为她弟弟布兰威尔染上酗酒和吸毒的恶习，在当地臭名远扬，没人愿意把女儿往牧师公馆送。雪上加霜的是，操劳多年的帕特里克·勃朗特身体日见衰弱，眼睛也患了白内障。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18世纪上半叶，英国社会动荡不安。大环境如此，当教会基层管理人员不是轻松的美差，尤其是对帕特里克·勃朗特来说。他就食于英格兰圣公会，其上司和金主是最顽固的保守势力，偏偏自己是爱尔兰穷苦人家出身，对工人阶级有着天然的同情，所以他常常发现自己夹在中间两头不讨好。1831年，他因为支持《改革法案》而惹恼了他那些位高权重的托利党朋友。1833年，他因为支持限制童工的《工厂法案》而被那些觉得自己孩子丢失挣钱机会的工人痛骂为“蛊惑人心的托利党政客”。1837年，他因为反对开始在约克郡强制推行的《济贫法修正案》而痛失能干的助理牧师。1838年之后，宪章运动在工厂林立的约克郡如火如荼地开展，哈沃斯周边常有多达数千人的集会，这也给依靠既有体制谋生的帕特里克·勃朗特带来巨大的压力。总而言之，哈沃斯教堂主任司铎是一份令他心力交瘁的苦差。如果他身体不支，无法履行繁重的职责，那么失去的将不仅是两百镑的年薪，还有那座简朴但宽敞的牧师公馆。
我们不难想象当年夏洛蒂·勃朗特绝望的心情。1844年，28岁的她、26岁的艾米丽和24岁的安妮已经到了被蔑称为“剩女”（spinster）的年纪，却依然嫁杏无期，唯一的职业道路也已经被切身经历证明崎岖难走。她后来创作的小说《雪莉》（Shirley）中有一句话可能是她当时的心声：“我认为单身女子应该有更多事情可以做，她们应该拥有更多机会，去从事一些有趣而且能挣钱的职业。”一筹莫展之际，她心里又燃起七年前被罗伯特·绍狄浇灭的希望：靠写作谋生。
这个想法得到艾米丽和安妮的支持。夏洛蒂从三人的作品中选编了一部诗集，经过一番周折，伦敦有家小出版社同意刊行，但前提是作者必须支付印刷成本。1846年3月3日，夏洛蒂给出版社寄了31英镑10先令。考虑到那时仍在当家庭老师的安妮年薪只有40英镑，这是一笔不菲的费用，反映出姐妹三人将作品付梓的决心特别强烈。《诗集》在当年5月出版，署名柯勒·贝尔、埃利斯·贝尔、阿克顿·贝尔，这是由于夏洛蒂姐妹担心读者对女性有偏见，署上真名可能影响销路，所以用了三个男性化名。但尽管如此，《诗集》的销量还是证明了罗伯特·绍狄七年前的劝告虽然难听，但其实非常中肯——姐妹三人的心血之作在第一年只卖掉两本。
《诗集》商业上的惨败没让夏洛蒂·勃朗特气馁，既因为她终于明白，诗歌的黄金时代确实过去了，唯独写小说才有谋生的可能，也因为她已经懂得如何将手稿变成书籍。夏洛蒂随即借用自己在布鲁塞尔的经历，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教授》。她写得很快，可能1846年5月才动笔，6月27日已经完成誊清稿。与此同时，艾米丽和安妮也写了她们的小说，书名分别叫《呼啸山庄》和《艾格尼丝·格雷》。出乎夏洛蒂意料的是，三部小说的出版不如《诗集》顺利，她从那年7月开始联系伦敦各大出版社，始终找不到对它们感兴趣的出版商。但她可能顾不上着急或者郁闷，因为帕特里克·勃朗特的白内障已经严重到接近失明的程度。8月19日，她陪父亲前往曼彻斯特做手术。手术非常成功，他们在曼城又住了一个多月，方便医生及时观察病况。正是在此期间，夏洛蒂·勃朗特开始创作《简·爱》。没多久她便写完初稿，后来彻底修改了两遍，直到翌年8月还没有定稿。
1847年夏天，艾米丽的《呼啸山庄》和安妮的《艾格尼丝·格雷》终于有了进展，伦敦某家出版商答应将它们印刷成书，但条件和上次一样，也要作者亲自掏印刷费，这回是每本50英镑。现在我们不知道是出版商拒绝了《教授》，还是夏洛蒂拒绝自己掏钱，只知道在7月15日，夏洛蒂将《教授》的誊清稿改投给史密斯·埃德尔出版公司。该公司认定这部小说不会有销路，但欣赏作者的文笔，因而在拒信中提议作者如有新作可以重新投稿。夏洛蒂立刻将迟迟未曾定稿的《简·爱》修改完毕，8月24日用快信寄去伦敦。该公司的合伙人乔治·史密斯拿到书稿后通宵读完，他特别热爱这部小说，以至于只用了不到两个月，便急忙忙将其付之梨枣。
署名柯勒·贝尔（Currer Bell）的《简·爱》是自传体小说，它继承西方文学中《神曲》和《天路历程》的传统，本质上类似于中国的《西游记》，也是一个主角历尽劫难、证得正果的故事。小说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点明主角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凄凉身世；第二部分记载她在慈善学校当学生和老师的苦难遭遇；第三部分铺陈她当家庭老师期间爱上男主人，后来双方恩断义绝的荒唐经历；第四部分细说她流落荒野、终遇亲人的离奇收获；第五部分叙述她与男主人重归于好、过上幸福生活的完美结局。
10月16日出版后，《简·爱》果然没有辜负出版方的厚望，首印约2500册，不到三个月即告售罄，12月出了第二版，翌年4月又出了第三版。名不见经传的“柯勒·贝尔”的小说如此畅销，离不开文学评论界的赏识。当时已是大作家的威廉·马克皮斯·萨克雷看完预读本之后，立刻给出版公司一个合伙人写了信：
真希望你没有送我《简·爱》。它特别吸引我，导致我损失（也可以说收获）了一整天去看它，现在可是我最忙的时候，印刷商都在等我的新作。作者是谁我猜不到，如果是女的，那么她的语言水平超过大多数女士，或者受过“经典”教育。反正这本书写得很好——男主和女主都很棒——文笔可以说非常大方漂亮……有些描写爱情的段落让我流泪……传教士圣约翰是败笔我觉得但那是优秀的败笔有几个部分非常出色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但《简·爱》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感动和快乐。这书肯定是女人写的，但到底是谁呢？请向作者转达我的敬意和谢忱，其作品是很久以来第一本能让我读下去的英语小说（现在法语作品也不行了，只有一些爱情小说还能看）。
最早那些看完《简·爱》的人当中，如此激动的不止萨克雷一个。见识超卓的大评论家乔治·亨利·路易斯（George Henry Lewes）在著名的《弗雷泽杂志》（Fraser's Magazine）直接呼吁读者赶快去买这部小说，如潮的好评涌现在各大报刊上。夏洛蒂初试啼声之作何以备受追捧？《时代》（The Era）周报的评论道出了玄机：
这是一本非凡的书。它虽然是虚构的，却不仅仅是小说，因为读起来特别自然和真实。它写的全是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但又不同于你熟悉的那些过于贴近现实的作品。简·爱的故事不迂腐、不含糊，也不怪诞。同时它也没有爱情小说的臭气和伤春悲秋的造作……因此，这个故事不像我们以前读过的那些小说，只有极少数作品能与之相提并论。说到思想深度和遣词造句，我们不知道现代有哪些作品能与之匹敌……当今所有严肃作家都在柯勒·贝尔面前败下阵来。
夏洛蒂·勃朗特这部无可匹敌之作“读起来特别自然和真实”是有原因的。早在1827年12月，夏洛蒂便和弟弟妹妹们共同构思了一个叫作“玻璃镇”（Glass Town）的地方，创作了许多关于这个虚拟世界的诗歌。由于出现的角色越来越多，夏洛蒂和布兰威尔在1834年将玻璃镇升格为虚构的国家“安格利亚”（Angria），撰写了大量发生在安格利亚的故事。这种特殊的创作经验不仅让夏洛蒂懂得如何让角色栩栩如生，还直接为《简·爱》提供了一些人物雏形。作者还将她的亲身经历和现实见闻写进了小说里：比如第一章约翰·瑞德拿书扔向简的情节，便照搬自她被学生的《圣经》砸中的往事；阁楼疯妇的灵感则来自哈沃斯附近地区的传说。至于简对罗切斯特先生的感情，之所以读起来那么强烈和真实，完全是因为它其实来自夏洛蒂对赫格先生的苦恋；罗切斯特先生就像赫格先生，也是有妇之夫，而简就像夏洛蒂，因为道德束缚而逃离了诱惑。只是作者借助小说实现了她在现实中落空的愿望：简最终如愿以偿，和心爱的男人喜结连理。
伶仃孤女惨遭无良亲戚虐待、穷苦学生在饥寒交迫中苟且偷生、家庭老师爱上已婚男主人、由于亲戚去世而天降横财，这些确实是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事。但夏洛蒂·勃朗特能让普通的红色房间散发出恐怖的气息，也能让结冰的乡间小路弥漫着神话的氛围。这种哥特式技巧的运用，使得小说描绘的人与事显得平凡而不平庸，从而不同于当时流行的那些“过于贴近现实的作品”。但促使《时代》的评论者感慨“不知道现代有哪些作品能与之匹敌”的，可能是小说女主角极其真实的心理过程。《简·爱》是第一部主要靠心理活动推进的小说，作者因此有“第一位记录个人意识的历史学家”的美誉，被目为弗吉尼亚·伍尔夫、詹姆斯·乔伊斯、马塞尔·普鲁斯特等现代主义作家的先驱。19世纪中期的读者看惯了沃尔特·司各特、简·奥斯汀和查尔斯·狄更斯，乍见别出心裁的《简·爱》，自然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文艺作品在鲜有人知的时候，容易得到交口称赞，一旦流行起来，则难免会遭受非议甚至中伤，夏洛蒂·勃朗特这部小说也不例外。评论界异口同声的赞美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影响力的扩大，《简·爱》很快引来了诸多非议，尤其是在1848年那场席卷欧洲大陆的革命发生以后。父母双亡的孤女竟然敢于反抗家财万贯的舅妈？举目无亲的女佣如何可以爱上身居高位的主人？流落异乡的教徒居然够胆攻击神圣公正的教会？最不能容忍的是，相貌平平的女人怎么可能得到幸福？愤慨的怒火在因循守旧的肉食者心里熊熊燃烧，喷发出许多抨击的文章，其中言辞最激烈的，莫过于1848年12月《评论季刊》上那篇直接将《简·爱》视同革命宣言的匿名文章。夏洛蒂对批评文章一向淡然处之，但这篇实在太过刻薄，甚至毫无根据地断定“柯勒·贝尔”是萨克雷的家庭老师和情妇，所以她特别生气，以至于向史密斯·埃德尔出版公司的老板打听到了作者的姓名：伊丽莎白·里格比。
伊丽莎白·里格比是夏洛蒂·勃朗特的反面，她出身富贵之家，曾留学德国和瑞士，以翻译德国艺术著作闻名，也是首位固定给《评论季刊》撰稿的女性。就在这篇评论发表后不久，年已不惑的她嫁给了国家美术馆馆长。那篇评论竭力捍卫贵贱有别的等级制度，宣称人的社会地位是神的安排，不容反对与更改，又断定男主人爱上家庭老师绝无可能，只是下等阶层的痴心妄想。总之，伊丽莎白·里格比的评论充分印证了“肉食者鄙”的古语，如今看来十分可笑，但她指出“柯勒·贝尔”的心态和思想与宪章运动者如出一辙，却非无的放矢。毕竟贯穿《简·爱》全篇那种不认命、不服输的反抗精神，与18世纪上半叶的工人阶级运动确实有相通之处，甚至书中不少段落，简直就像是从宪章运动的传单中摘下来的。
比如开篇在门头府遭到表哥约翰虐待，简·爱没有逆来顺受，而是痛骂约翰“就像那些罗马的暴君”，她“发疯似的还击”, “深知刚才一瞬间的负隅顽抗，会让我遭受各种难以想象的酷刑。但绝望透顶的我就像造反的奴隶，下定决心抗拒到底”。又如第四章，瑞德太太在布洛克赫斯特先生面前毁谤她，她忍无可忍，与其大吵一架，然后感到“我的灵魂已经开始膨胀雀跃，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胜利的感觉奇怪地油然而生。好像某种无形枷锁已经爆裂，我经过苦苦挣扎，终于来到一片过去想也不敢想的自由之地”。诸如此类的句子，在当时的确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些由于不堪压迫而试图揭竿而起的工人。
但将《简·爱》视为宪章运动的檄文，既是对夏洛蒂·勃朗特的误解，也是对这部伟大小说的贬低。夏洛蒂生活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格兰工业区，由于父亲的工作，她对工农阶级的悲惨生活不可谓不熟悉，但从其小说和书信看，没有证据表明她关心周遭疾苦或者支持宪章运动。归根到底，夏洛蒂和他们分属不同的阶级，在当年那些全家七八口人挤在一两个小房间里的真正穷人看来，楼高两层、近300平方米的哈沃斯牧师公馆可能无异于宫殿。帕特里克·勃朗特的薪俸固然不足以支撑阔绰的生活，终究请得起两个用人，而且是旱涝保收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夏洛蒂·勃朗特感受到的压迫，比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工农阶级感受到的更具普遍性和永久性。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温饱在大多数国家已经不再是问题，至于宪章运动者求而不得的普选权，也早已是举世默认的宪法权利。但夏洛蒂一百多年前亲身经历的财富、等级和性别等方面的歧视，时至今日依然普遍存在。《简·爱》历久不衰的旺盛生命力，恰恰来自作者对这些歧视提出的控诉。
她的控诉在今天仍然能够引起共鸣，比如第十二章这段文字：
说人们应该安静度日是废话。他们必须有事做，没事也得找事。千百万人的前途比我还要灰暗，千百万人默默反抗着他们的命运。谁也不知道，除了政治上的反叛以外，芸芸众生还酝酿着多少其他方面的起义。都说女人应该安分，但和男人一样，女人也是有感觉的。和她们的兄弟一样，女人也需要施展才华和用武之地。男人受不了过于严紧的束缚和过于凝滞的生活，女人也完全一样。有些男人思想浅薄，明明自己享有更多权利，却说女人只能做果冻和织袜子，弹钢琴和绣手袋。这些人不懂将心比心，如果女人想打破传统的禁锢，去做更多事情，学习更多知识，他们便会加以责备或者嘲笑。（第135页）
现在的读者也许不知道，当夏洛蒂·勃朗特写出上述文字时，英国妇女不仅只能“做果冻和织袜子，弹钢琴和绣手袋”，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法定权利。她们要多等23年，直到1870年《已婚妇女财产法》生效，才能拥有受保护的财产权。可见《简·爱》作者的见识是何等的超前！而全书最震撼人心的段落，恐怕是第二十三章简·爱含泪的心声：
你认为我是一个自己会动的工具吗？是一台没有感情的机器吗？我能忍受嘴上充饥的面包被夺走、杯里活命的水被泼掉吗？你认为我没有钱财、家世寒微、长相普通、身材矮小，所以我没有灵魂没有心是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和你的一样高贵，我的心和你的一样完满！如果神曾经赐给我一点美貌和许多财富，我早已让你无法离开我，就像我现在无法离开你一样。现在我跟你说话，并不借助什么习俗传统，甚至也不借助肉身。现在是我的灵魂直接和你的灵魂对话，就当我俩已经死了，站在神的跟前，平等地站着——因为我们确实是平等的！（第290页）
但人格平等并非作者倡导的价值观的全部。简·爱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她和罗切斯特先生之间的人格平等尚无法实现。夏洛蒂·勃朗特相信人格平等必须以财务独立为基础，简·爱要等到一夜暴富之后，才能在最后一章说：“读者，我嫁给他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简·爱》不是灰姑娘式的爱情故事，而是颂扬财务独立、人格平等和婚恋自由的寓言。
前文已经指出，这部小说本质上和《西游记》相通，也是一个主角历尽劫难、证得正果的故事。简·爱顺利通过门头府、洛伍德、索恩菲尔和荒原村的考验，最终在芬丁别墅过上幸福的生活。令人扼腕的是，作者却没有如此幸运。《简·爱》出版后，短短两年之内，布兰威尔、艾米丽和安妮先后去世。至于她本人，她在1854年6月嫁给父亲的副手，翌年3月因为妊娠呕吐身亡，结束了郁郁寡欢的一生。
才人薄命，自古皆然，但行文至此，不胜唏嘘。我似乎已经没有更多的话要说，这篇导读也该结束了。读者，翻页吧，简·爱在前面等你！
李继宏
lijihong@hotmail.com
2019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