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经济学作为二级学科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一）目前国民经济学似乎名存实亡

据说“国民经济学”思想源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关于国民财富的生产、分配以及发展的论述，这一词汇最早出现于18世纪的欧洲，由意大利人奥特斯首先使用。在这之后有瓦尔德·欧肯（德国弗赖堡大学教授）的《国民经济学基础》（1940年出版）。在我国，国民经济学是作为应用经济学进行学科设置的，与国民经济管理学近义。相关著作有钱伯海的《国民经济学》（1986年出版），胡乃武的《国民经济管理学》（2007年出版），刘瑞的《国民经济管理学》（2009年出版）等。目前国民经济学是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其学科研究范围是：本学科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考察对象，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如下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运行的规律与管理理论和体制；宏观经济的系统分析、预测、计划和调控；社会主义市场济条件下的价格与市场管理；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制度设计；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等等。顾海兵教授认为，国民经济学应从属于应用（宏观）经济学、实证（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一般原理与行政管理学及社会统计数据相结合的应用宏观实证经济学。[1]还有人认为，国民经济学是研究国民经济运动过程的理论经济学，是研究国民经济发展政策的应用经济学；等等。

从上面的观点看，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比较繁杂、笼统、似是而非。关键问题是，改革三十多年来，我们能够从国民经济学中举出什么众所周知的有影响的理论概念、方法和模型吗？似乎难以找到。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理论界在分析国民经济或者宏观经济问题时，大多数都是采用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概念、方法和模型。国民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影响似乎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了。

目前国民经济学的定位是不清楚的，特别反映在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区别上。宏观经济学并不是独立的二级学科，而是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西方经济学的一部分。许多人认为，西方宏观经济学完全可以替代国民经济学，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原有的国民经济学产生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其许多内容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了，但新的理论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因而西方宏观经济学乘虚而入也就不足为奇了。二是，西方宏观经济学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市场经济下大部分宏观经济问题都是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人们很方便也很自然地运用它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三是，既然市场经济已成为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基础机制，而宏观经济学天然产生于市场经济，自然就拥有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理论、模型、方法等。在现实中也可看到，对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研究起主要作用和影响的理论是西方宏观经济学，国民经济学不知退回到什么地方去了。

不得不承认，现实中，政治经济学在苦苦支撑，国民经济学默默无闻。因此，目前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国民经济学学科继续存在下去有依据吗？有希望吗？

（二）我国国民经济学学科继续存在的依据是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必然会受到西方较为完善的理论思想、体系的全面冲击和影响（经济学主要还是受美国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在我国全方位融入世界的过程中，这种冲击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客观的、自然的。

现代社会发展中最显著、最具影响的是人类科技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先导者是西方发达国家，也必须承认科技和经济发达是西方人创造力、思想、制度、文化等综合作用的历史结果。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科技、经济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模仿发达国家的种种发展经验，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多年的过程也告诉我们，在全方位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方面的模仿效果都是一样或一致的。例如，在科技方面的模仿就十分深入和有效，使我国科技进步十分迅速，经济成就令世界瞩目。而在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模仿效果就不那么明显，例如，我国的经济制度虽有所调整，但都没有巨大的变化，显然与西方相关制度是非常不一样的。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经济学似乎处在科技和政治、制度等的中间地带，经济学同时包含了对科技、经济、政治、制度的关注，但说到底经济学仍然属于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因此，可以看到，目前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经济学似乎是西方经济学，但西方经济学主要的影响在市场经济知识普及，理论和方法、模型的引进方面，亦即在理论界内部的影响较大，在现实宏观经济问题研究方面只能说有一定的影响而非全面的影响。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在对我国政治经济基本制度，政治经济重大决策等深层次方面的影响就较为有限了，以至于理论界对是否存在中国经济学、中国模式等产生了激烈争论。可以说，有没有中国经济学（或者中国模式）和需不需要国民经济学是同一个问题。

显然不可否认的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也是多种因素综合推进的结果，既有西方科技大规模引进，西方各种思想、理论、管理甚至制度渗透等原因，也有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独特的政治、思想、制度影响等原因。也就是说，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华传统文明深层次积淀因素和西方科技文明的现代化因素交汇、碰撞、融合的复杂过程，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现代化道路探索的一次较为成功的实践。如果我们把中国经济学、中国模式限定在总结中国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范围内，放在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方面，而不是去强调中国经验的所谓“普世价值”，那么其对于我国的理论与实践来说显然是十分必要和意义重大的。

同样，无论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都说明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和道理，那就是，人类在较为低层次的知识或问题的认识方面一般容易找到共性和客观规律（例如自然科学原理等），它们是可以模仿的而且效果也是一致的。而在更为复杂、深层次问题和知识的认识方面就比较难以找到共性和客观规律，例如哲学思想、政治制度、文化、宗教、文明等。因此，我们可以相信科学技术的“普世价值”，而不可以简单相信社会科学的某种思想理论也具有“普世价值”。经济学或者国民经济学显然不是科学技术而是社会科学，因而并不存在普世的或“世界经济学”，这正是中国经济学或者国民经济学存在的基本认识依据和事实依据。

党的十八大报告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鲜明提出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重要思想，这些也正是国民经济学学科应该存在的深刻思想基础。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经济学或者国民经济学目前仍处于基本认识和问题的争论之中，我国经济学理论界并没有自觉地投入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来，国民经济学重建和创新由于缺乏相应的思想基础和经济学理论基础也是举步艰难。我国经济学界如果不真正解决认识观念上的问题，那么也难以迎来中国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的新发展局面。

我国经济学界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对中国经济学范式展开过较为激烈的争论，从目前来看，这种争论仍然没有明确的结论。对这一基本问题的争论是十分重要的、深刻的，基本思想和认识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谈中国经济学创新。我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有一个解放思想、改变观念的过程，实际上目前我国经济学界也面临一个解放思想、改变观念的问题，即改变迷信、一味模仿西方经济学观念的问题。为了进一步理解中国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创新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下面先非常简要地介绍一下我国理论界对中国经济学范式的主要观点，再来讨论国民经济学的创新问题。

注释

[1] 参见顾海兵：《关于国民经济学科建设的思考》，载《经济学动态》，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