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晚明“隆庆开海”与宁波商贸中转港的转型

在明政府严厉的海禁政策下，私人海上贸易属于非法违禁贸易，因此只能秘密进行。嘉靖年间，随着贸易活动的扩大，私人会更多地依赖于寻租和暴力活动，再加上此时走私贸易的畸形发展，明廷海防面临极大的不安全因素。在封建保守的明代社会，这种畸形无序的私人贸易，很难持久、稳定、健康发展。双屿国际走私贸易港最终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被浙江巡抚朱纨摧毁。其后，基于对东南海防形势的判断，明政府在禁止宁波从事海外贸易的同时，于隆庆年间开放漳州月港为对外贸易港口，史称“隆庆开海”。之后，尽管仍有官员力图恢复宁波港从事国际贸易的合法地位，但最终都未获得朝廷的准许。

“隆庆开海”与中日两国这种对峙的外交关系导致东南沿海对外贸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重心由浙江向福建、广东转移，明中期“曾一度成为中国一大国际贸易商港”的宁波港不仅失去了对日贸易港口的地位，同时也失去了直接从事海外贸易的合法性，至此宁波港作为国际贸易港的地位一落千丈。这对宁波港的发展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在这一国家政策的压力下，宁波港被迫从国际贸易港口向国内商贸中转港转型。

由于月港地处闽南一隅，丛山阻隔，港口腹地狭小，所能提供的外贸商品十分有限。与之相比，宁波及其江南经济腹地则有无与伦比的优势，所以尽管宁波港已经失去了海外私人贸易的合法地位，但仍在国内转口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经历恢复与调整之后，浙江以及其他江南地区的海商又重新开始参与海外贸易。他们利用地处海洋贸易产品原产地的资源与地理区位优势，除小部分违禁下海前往日本从事走私贸易外，大部分通过与福建海商的合作，并在当地官府的默许之下，偷梁换柱，买取“船引”，从宁波港出发，经月港前往吕宋(今菲律宾北部)等处就地贸易或转口前往日本。江南出产的商品多经这条线路销往福建、广东及东南亚国家与日本，其中日本是江南商品的主要外销地。据木宫泰彦统计，1612年(万历四十年)7月25日，明朝商船和从吕宋返航的日本商船共26艘，同时开进日本长崎港，载去中国湖州出产的白丝20余万斤。而明代中后期，以浙江为主要产地的中国丝绸从宁波港出发，经月港或澳门中转吕宋运往美洲的总值每年达到300万甚至400万比索。在江南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持下，尽管宁波港失去了直接对外贸易的合法性，但通过中转贸易的方式，宁波港仍旧承载了江南地区商品外销的重要职能，这也奠定了其在明朝中后期重要商贸中转港的地位。

综上，明代中国海洋政策的变化对宁波港地位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为什么海洋政策的变化对宁波港口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其原因很值得我们讨论。古代中国沿海港口演变的漫长历史时期，其地位的变化多是由于地理环境变迁与区域经济发展，宁波港的产生与发展即源于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明代之前，国家并未面临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安全威胁，因此海洋政策的侧重点只是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规范海洋税收的管理。元代时期中国与日本的敌对关系使得中国海疆开始出现不安定的因素，而这些海疆问题在元朝统治被推翻后仍然悬而未决，因此，明代海洋政策的制定更多关注的是政治与军事因素。这直接体现在宁波港经济功能弱化与政治功能强化的趋势中。但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海洋经济发展模式不是政府一纸禁令就能改变的，双屿国际走私贸易港口的崛起就是国家海洋政策不合时宜的具体表现。而长达十余年的“嘉靖大倭寇”事件终于使明政府意识到，厉行海禁根本无法有效保障海防安全，东南沿海私人海洋贸易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在朝贡贸易体制崩溃之后，明政府最终在私人海洋经济发展与国家海防安全矛盾中寻找到平衡点，即私人海洋贸易的有限开放。但由于其时中日关系紧张，加之江南经济稳定对保障国家赋税具有重要意义，宁波港失去了直接对外贸易的合法地位。此后直至清末，宁波港大部分时期都是作为国内贸易中转港活跃在海洋经济发展的舞台之上。在国家政治与军事考量优先于经济考量的时期，海洋政策对海洋港口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但当这一前提条件消失后，宁波港作为国际贸易大港的地位又会很快恢复，今日宁波港的强势崛起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