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知识的新生产理论(NPK)

究其本质而言，跨学科科研生产力是一种生产与应用知识的能力，这可以用知识的新生产理论来进行形象的描述。知识的新生产理论的代表人物是Gibbons和Ziman。Gibbons将知识的新生产称为“Mode 2”，这与Ziman倡导的“后学院科学”(post-academic science)有异曲同工之处。

2.2.1 知识的新生产释义

Kashiwa大学在洪堡新人文主义办学思想的指导下于1810年成立，其提倡“学术自由”、倡导“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即“第一次学术革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科学研究作为一项学术任务进入到大学体系内，并使学科组织实现了制度化。19世纪学术组织制度化之前的科学原始范式或知识生产模式属于“Mode 1”。“Mode 2”之所以会在“Mode 1”之后兴起，是因为学术网络和无形学院构成了科学的源起组织和制度基础(Weingart,1997)。鉴于这种知识生产模式的当代变迁是在“第二次学术革命”(Leydesdorff & Etzkowitz,1996)意义下产生的，强调了大学创造新兴产业职能的诞生，它与传统的“洪堡模式”有所不同，因此，学者们也用“后洪堡模式”指代“Mode 2”。

Gibbons曾任英国两个最顶尖的科技政策研究所——曼彻斯特(Manchester)大学PREST(Policy Research in Engineering, Science &Technology)与苏塞克斯(Sussex)大学SPRU(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的所长。1994年，他与其他学者在《知识的新生产》(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这本书中提出了两种互相联系却又有所不同的知识生产模式：“Mode 1”和“Mode 2”(Gibbons, Limoges, Nowotny et al,1994)。他们提出：现在知识的生产和创造从以往单一领域与学科(disciplinary)的“Mode 1”知识生产逐渐迈向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跨领域的“Mode 2”的知识生产，“Mode 1”的知识生产方式仍持续存在，它与“Mode 2”的知识生产彼此具有互补性。Gibbons, Limoges, Nowotny等(1994)发展了一种分析工具，用来探究创新网络中现代知识生产的各种连贯因素。先前所提及的学科边界跨越问题与这种知识生产的新模型是比较适配的，在不断与应用背景紧密联系的过程中，学科边界的跨越也进一步深化发展了这种知识生产的新模型。

Ziman(2000)在其著作Real Science中，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出发，逐一消解了“学院科学”的“默顿规范”或“科学的精神气质”，作者认为，在17世纪甚至更早的科学革命中，可以捕捉到“学院科学”的许多特征。“学院科学”的现代形式基本上出现于19世纪上半叶的西欧，随后，这种形式日益演变成连贯的、精致的社会活动，并逐渐被整合于社会之中。在某种意义上，“学院科学”更接近于科学社会中传统的“默顿规范”所描述的对象，而“后学院科学”则是作者要讨论的主体，因为后学院科学的出现，让人们见证了在科学组织、管理和实施方式中发生的一场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遍及世界的变革。后学院科学的出现，使得人们一贯熟知的科学前进的步伐开始偏离。它提供了知识生产的一种新模式，让人们体会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后学院科学”是相对于“学院科学”而言的，两者的区别与“Mode 1”与“Mode 2”之间的区别类似。大学科学研究在“后学院科学”时代呈现出一幅新图景(Ziman,1994,2000)，这意味着知识生产和创新的模式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大学跨学科合作进行知识生产与应用成为了当代创新的主要特征。

2.2.2 “Mode 1”与“Mode 2”的比较

“Mode 1”是传统的基于科学和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它有如下三个主要的特点：第一，在学术背景下进行研究和探索，学术共同体对学科知识进行分类；第二，知识生产限定在特定学科框架内；第三，组织的单一性和同质性。“Mode 2”强调知识生产组织的异质性与非等级性，其组织形式具有灵活性、易变性和短时性特点，知识生产的整个过程即是整合来自各领域、各学科要素的过程，这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知识“质量控制”——社会计量和检验。Nowotny, Scott &Gibbons(2001)认为，知识生产方式的两个显著标志是质量控制与可计量性。“Mode 2”的意旨在于应用，使得建立一个超越学科的框架成为可能，是一种跨组织、跨学科的知识生产新模式，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实际的应用性，在实际的应用背景中产生，不是单纯的为了研究而研究；第二，当代最重要的特点即跨学科生产知识；第三，知识生产的组织具有异质性和多样性；第四，不同类型的组织共同参与知识生产，组织成员之间互相影响与协同；第五，洪堡模式的组织架构是等级制的，专业的细化更巩固了这种等级制的组织架构形式，而后洪堡模式的组织架构是扁平化的、暂时化的(张学文，2010)；第六，与“Mode 1”相比，“Mode 2”遵循着一种不相同的质量控制。值得一提的是，在后洪堡模式中，同行评议也存在，但是它更注重评议实践者的广泛性、暂时性、异质性，强调评议实践者在一个具体的和局域的背景下进行合作协商(Gibbons,1999)。

从表2.1可以看出，Mode 1是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遵循学院和部门内学科的轨迹。通常，在Mode 1中，组织架构和实践者是同质的，具有等级性且相对稳定，基于惯有的体系采取内部同行评议的方式进行质量控制。相比较而言，Mode 2是跨学科的、以应用为导向的知识生产方式，较少遵循已经存在的“自然定律”，注重研究复杂的操作系统，如计算机科学、化学工程、生物技术等。在Mode 2中，有更多不同类型的机构和研究者参与其中，研究者在特定的情境下对具体的问题开展研究，这些研究机构共存于Mode 2中，因此，在Mode 2中，组织架构和实践者是异质的。质量控制体系不仅建立在同行评议的基础上，而且还考虑到可用性及社会的责任感等方面。从这个角度而言，Mode 2亦具有异质性。Mode 2中的知识生产源于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简称ICT)与先进的科技研究创新之间的紧密互动，那些大型的、以应用为导向的跨国合作研究项目如欧盟框架计划便是例证。

表2.1 知识生产的Mode 1和Mode 2的比较

来源：Gibbons, M., Limoges, C., Nowotny, H.et al.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y[M].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4.

Mode 2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是它不会替代Mode 1，因为它仍然依赖于学科知识的发展(van den Besselaar & Heimeriks,2001)。

2.2.3 评述：知识的新生产理论贡献

第一次学术革命之前，大学利用知识的储备在单一模式下培养人才，其主要职能是教学，此时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没有做更多的考虑。第二次学术革命之后，大学除了具备教学的功能外，还增加了新的功能——研究(Leydesdorff & Etzkowitz,1998)，知识生产的“模式2”时代也随之而来。

在“Mode 2”中，知识生产于跨学科和社会经济语境中；以成果的特定应用为导向解决问题；组织具有暂时性，研究团体聚集—解散—分散到其他地方。在“Mode 2”中，科研项目可以在许多不同的背景中进行，跨学科的知识与能力受到人们的重视，学科不再是“科学家必需的归属”(Gibbons, Limoges, Nowotny, et al.,1994)。“Mode 2”被赋予更强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贯穿于从部门设定到研究结果发布的整个过程。在与其他研究者的密切联系中，组织成员被要求很好地管理自己，同时还必须有对社会和人类贡献的意识，而不仅仅停留在技术上的考虑。“Mode 2”并不是排挤和替代“Mode 1”，而是对它进行补充。正如Gibbons等学者(1994)所概括的那样，在科学世界范围内，“Mode 2”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Mode 1”。

为了适应“Mode 2”的需要，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将面临着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需要创造出新的跨学科、跨组织的课程与系所，如跨理工的科系、生物信息所(bio-informatics)、生物芯片课程等。“Mode 2”的知识生产方式要求大学跨学科研究不仅要渗透到科研生产要素的内部，更要作用于各个要素之间，实现各要素的合理分配与有机结合。众所周知，单一生产要素的作用或几个生产要素的简单叠加，都不足以形成强大的科研生产力，跨学科科研生产力的形成尤其如此。跨学科科研生产力的形成取决于各生产要素的数量与质量、组合状态、配置效率等，只有多层次的有机组合，才能形成强大的跨学科科研生产力，促进跨学科研究发展与知识生产。各种形式和规模的跨学科合作研究是实现跨学科研究生产各要素间有机结合的中间介质，跨学科合作研究贯穿于跨学科研究生产过程的始终，跨学科科研生产力的各级要素也因此得以有机组合，从而真正发挥1+1>2的跨学科研究生产效能，有效提高跨学科科研生产力(谢彩霞，刘则渊，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