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特征：外部调节

有人将中国文化称为内倾文化，将西洋文化称为外倾文化，或中国文化主静，西洋文化主动，此可作两种文化的笼统特征。这种特征作用于政治思维，结局便相去甚远：中国政治思维重心性、重伦理、重修身、重至善、重道德，因而政教不分，政学相同；西方政治思维重社会、重法制、重权力、重权利、重制约，因而政教相分，政学相分。中国政治思维尚学不尚术，西方政治思维尚术不尚学。如此对照，西方政治思维或政治学说的特征便跃然纸上。这仅就总体而言，严格地讲，西方政治思维的上述特征，直至法学景观盛行之后方最后确定。

用政治语言概括一下西方政治学说的特征，可称其为重外部调节，即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权力关系、权力运用、法律制度等机制调节人的行为，达到政治目标或政治理想。无论是善、神、国家抑或社会的目标，西方政治思想家一般均注重通过外部调节去达成。萨拜因和索尔森确定政治学说是西方文化传统的特征，此言不错。他们说，政治学说多半具有一种被称为“建筑式样的”形态的特点，政治理论家宛如建筑师那样站立在巨大建筑物的“外面”，把建筑物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设计它的整个布局，着眼于整体的完善而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加以调整。他们精彩地表述了西方政治学说的基本特征。政治思想家犹如政治工程师，设计政治的殿堂，规矩方圆，以让芸芸众生在里面营共同生活，与此相对照，中国古代哲人类似内科医生，偏重体内调养，壮阳滋阴，以让康健的人营共同生活。从西方政治学说视之，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中庸原则”、阿奎那的一人统治、洛克的分权、卢梭的社会契约，均带有这样的特征。西方思想家固然注重研究人、分析人性和人的本质，不过其目的旨在设计更佳的外部调节机制，而非改造心性。

任何政治学说，均应有价值观。没有价值观，便成了政治史，而非政治学说史。外部调节与内部修造，都是达到一定政治价值的途径，根本的乃是价值。“崇高的善”、“中庸和谐”、“天国”、“秩序”、“统一”、“自由”、“平等”、“幸福”等为西方政治学说史上出现过的价值。“有道”、“小国寡民”、“至德之世”、“王道”、“王制”、“无为而无不为”等为中国思想史中有过的价值。西方政治学说往往以达到政治价值的外部条件为中轴，乃至形成文化中的一个特殊部门。反过来讲，西方政治学说的特质，就在于政治价值对外部机制的倾倒。中国儒学以心性为基本，治平为标的，集一切学问为此标的，广大悉备，圆融和谐，政治学说乳化在整个文化之中，没有分离。

重外部调节与重内部心性，迥然不同，并非随意拈来。无论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原先均是从原始氏族、部落演化而来。“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在古代原始社会中，个人更依赖于群体，不能游离群体，群体也未分化。调节群体内部的人际关系是头等大事。古代希腊史前按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组织起来，公元前509年，才有雅典国家，虽然血族制度被排挤，但作为私人性质的团体和宗教会社，仍致使旧氏族时代的道德影响、因袭的观点和思想方式延续了很长时期。所以说，在古代希腊、古代罗马及至中世纪，伦理学景观和神学景观得以通行，因为它们适合于调整相当紧密的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在古代西方，氏族关系风化得较多，首要的原因在于农业、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的发达，以及日益发达的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酸类一样，渗入了农村公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恩格斯语）货币经济导致人与社会关系的重组，产生对政治思维的要求。更大的货币经济发生在十四五世纪之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个体的主体感觉更为明确，使主体更能摆脱群体，个体的权利意识更为清晰，血缘关系让位于契约关系，这蕴涵着深刻的政治要求。这以后西方古代的政治思维特征才更加臻于完备。中国古代更为一氏族社会、宗法社会，人们重宗族团结融和，讲究亲亲尊尊。陈独秀言，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便是此意。中国古文化的起源乃是氏族原始文化。周礼是原始礼仪的更新，分封、世袭、井田、宗法、仁爱、孝悌均源自原始宗法关系，其功能特别适用于协调血缘和宗法社会的人际关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克己复礼”，所谓“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谓“恭、宽、信、敏、惠”，均为一宗法社会所需要。中国古代的货币经济从未能芟除社会的宗法关系。宗法关系经久不散，故仁学景观最相适应。直至20世纪上半叶，这种关系未曾改变，因之法学景观的学说屡试屡败。一旦社会发展突破了宗法社会的关系，就应当有一种新的景观取而代之。综上所述，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关系格局，会作用于一定的政治思维。

言西方政治思维的特征，只能从大处着眼，如言细枝末节，不同文化下的政治思维不乏相同之处。这里也没有什么玄妙奥义，无论什么国度的人，虽有金发碧眼与乌发墨眼之分，却都为圆颅方趾、殷血粉肉的人，相通之处毋庸赘言。

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下2400年，要做一通观，确非易事，以上仅捡其大端，做一抒发。《从〈理想国〉到〈代议制政府〉》也只是撷其精华，做一阐释。西方政治思想史典籍甚多，但这15本是最富有代表性的。读一点西方政治思想史有益于了解西方文明的价值，有益于了解西方政治思维的结构以及作用于它的社会历史条件，有益于比较中国政治思维并借镜西方政治思维中的精华，更有益于我们思考我们这个时代所遇到的矛盾、冲突和焦虑。当然，西方政治思维具有历史上、文化上、价值取向上和地理上的局限性，这是不言自明的。

读一点西方政治思想史，更重要的是能启发我们如何迎接未来的挑战。正如萨拜因所言，西方政治学说演化到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达到顶点，剩下的问题是，民主制在道德上的设想，作为个人态度是软弱的，要使它在政治上发挥有效作用，就应依靠有助于发挥其效力的机构与程序。这样的挑战，东西方都存在。正是为了迎接挑战，本书的作者们才齐力完成了这项工作。我想，我们应当感谢他们。我很荣幸，能够成为第一位感谢他们的人。

1988年7月17日

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