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发展变革对道德观念的影响

我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深刻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等方面的转型期变化。社会转型是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化社会的转型”。这个过程中，必伴随人们道德观念的变迁。社会发展变革中，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对社会道德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在使中国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同时，也带来利益分化加剧、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道德失范甚至堕落的问题。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与此同时，由于贫富分化、分配不公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带来了严重的道德危机。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城市的扩张，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其结果是由传统血缘关系维系的以乡村为基本单位的农业社会正在解体，中国正在经历从乡土的熟人社会向城市化的陌生人社会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时代维系社会关系的道德作为一种社会共识，已经不能适应新型的人际关系，一些旧有的道德观念受到新型的社会关系和道德观念的挑战，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而逐渐扩大的公共生活领域亟须建立一种新型的文明的社会共识。与自给自足的农业时代不同，工业化时代的发展模式的原动力来自于攀比和竞争，在利益分化与贫富差距面前，人性中的贪婪与嫉妒被激活与放大，内心的宁静被打破，从而引发了种种道德堕落。

据统计，在不到30年时间里，我国城镇建成区总面积扩大了360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以往2000多年形成的城镇总面积。2012年国家统计局宣布我国城镇化率为51.3%，工业化指数是46.8%。“这样一种变化的社会学含义是城乡利益关系结构的变化，即较多的乡村人口分享较少的国民收入，其结果就是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解决农村发展滞后，扭转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带来的各种道德问题有许多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中的问题，我们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以发展的思路来解决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市场化过程中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恩格斯谈到，工业革命以来，从1805年到1842年，仅英格兰和威尔士，因刑事犯罪而被捕的事件数字，1805年是4605件，此后逐年增长，1842年则是31309件，不到40年增长了6倍多。几乎每天英国主要报纸都有关于犯罪事件的报道。所犯的罪行大多数是侵犯私有财产罪。越是工业化程度高的国家，犯罪率越高。英国是当时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其侵犯私有财产罪的比率也是全欧洲最高的。贫富的分化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工业化、市场化过程也伴随着诚信危机。随着现代化进程发展，人们追求物质利益与感官享受，传统信仰和传统道德开始淡出人们的信仰领域和道德领域，开始出现道德真空。道德真空或道德失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这一时期的诚信危机：假冒伪劣商品充塞于市场，食品掺假事件层出不穷。

（二）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城镇化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熟人亲情关系变成陌生人利益关系，进而改变了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

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生产方式在取代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人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使自足自给的农业人民，由其家族藩篱及乡村田园移植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扩大组织中”，人们将由“血缘社会”进入“社缘社会”，每个人的行为将与其他人密切相关。工业化和市场化生产方式导致大批依附于土地的农民成为自由劳动者，家庭作为生产组织者的职能消失了，生产成为社会性的行动，旧有的人际关系、家庭关系、血缘关系处于消解之中。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他们的人际关系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人与人的关系不是靠血缘和地缘来维系，而是靠“业缘”或利益关系来维系。市场经济对人际关系的最大影响是使“交换”成为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生产方式和利益关系、人际关系的变化，必然引起道德观念的改变。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意味着以家庭伦理关系为基础的私德的约束力逐渐下降，以社会公共生活伦理为基础的公德的约束力不断增强，同时建立在血缘关系、人格品德基础上的传统道德关系逐渐消解。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德性主义呈现多元状态，甚至利己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也在某些领域、某些层面大行其道。

（三）现代化进程中的信息化使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以即时的方式得到传播，导致道德观念的多元化。

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城乡资源整合的过程。随着各种要素参与分配以及人们占有的要素和资源的差异越来越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从绝对水平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排在世界前列。2012年9月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而且有正在进一步加大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为0.275，而2010年已达到0.438。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尼系数在以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并且有进一步提高的可能。该书援引的调查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国际上最高在2.0左右。依照该书提供的数据，我国行业之间职工工资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上市国企高管收入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与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为2007年的23倍。这种城乡、地区、行业差距的不断扩大，无疑会加剧社会阶层及思想意识的分化，也成为道德标准多元化的利益基础。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对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和合作的交流环境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网络的开放性和匿名性，使人人可以自由地在网上浏览、下载和利用网络资源，自由发表任何言论。网络世界缔造了一个“虚拟空间”。网络打破了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信息，不受传统时空限制自由地交换和传播，使社会道德观念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特点，也使得社会意识越来越复杂多变。现代人在道德观、就业观和生活观及婚恋观等方面都表现出多元性，这些社会道德观的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公务员的道德观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