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

一、开放型经济度量方法的相关研究

国外最早用外贸依存度（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经济开放度。20世纪90年代，道勒斯（Dollars, 1992）以“Summers-Heston”（萨默斯-赫斯顿）以物价水平数据为基础，通过测度同一商品在本国和美国的价格之比来衡量一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萨克斯和华纳（Sachs & Warner, 1995）扩大了指标数量和范围，采用平均关税率、非关税壁垒、是否为计划经济体制、黑市交易费用以及主要外贸是否为国家垄断5类指标，将国家分为开放与不开放两种类型，即若符合其中任何一条，则这个国家属于贸易不开放国家，相反则为贸易开放国家。埃德华兹（Edwards, 1992）将已有的经济开放度度量方法进行了归纳，提高了度量方法的准确性。一些学者则采用构建模型的方法来衡量经济开放度。哈里森（Harrison, 1996）以“萨默斯和赫斯顿（Summers & Heston）统计得到的各国物价水平数据为基础，用消费品相对价格对城市化指数、土地禀赋和人口等变量通过回归得到的残差值来判断价格扭曲程度，残差越大，价格扭曲程度越严重。劳（Low, 1998）用外贸依存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方、人口数进行回归，以修正贸易开放度指数。

国内学者从我国实际出发，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基本情况，采用指标法和构建模型法来测度一国的经济开放度。李翀（1998）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三个方向重构了对外开放度评价模型，并根据各指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程度进行赋权。陈耀庭（2000）从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两个方面来度量经济开放度，对我国与另外7个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进行了比较分析。黄繁华（2001）从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4个方面衡量了我国的经济开放度。谢守红（2003）选取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利用1990年和2000年的统计资料对中国各省份对外开放度进行测定和比较分析，根据对外开放度的时空差异特征对各省份进行分类。胡智和刘志雄（2005）引入投资开放度、生产开放度、贸易开放度、实际关税率和对外金融比率5个有代表性的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对我国经济开放度进行了测算。范良（2005）以贸易开放度和投资开放度来界定我国的经济开放度指标，运用两变量VAR系统方法实证分析1982—2004年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开放度指标之间的关系。王晓亮和王英（2013）从开放基础、开放规模、开放结构和开放效益4个方面构建了包含24个指标的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值法测度7个省（市）于2010年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并排序。

二、FDI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一）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些国外研究者认为FDI极大地促进了东道国经济增长，因为FDI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资本的形成，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是发展中国家获取国际资本的主要方式。例如，有学者（Husian & Jun, 1998）对除中国以外的东亚国家1970—198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的结论。有学者（Hansen & Rando, 2004）的研究也发现FDI和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有长期因果关系。有学者（Baharumshah & Thanoon, 2006）也证实了FDI对东亚国家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一些国外研究者认为，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与该国所处的特定情况有关。有研究者（V N Balsutiramanyam, M Salisu & D Sapsford, 1996）运用46个国家和地区的横截面数据，构建了不同贸易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结果表明，相对于实行内向型政策的国家，FDI对实行外向型政策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有研究者（Makki, 2004）研究了66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FDI想要更好地发挥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必须要和宏观经济政策、政治稳定和人力资本相互结合。有研究者（E Borensztein, J Crego & J W Lee, 1998）对69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1970—1989年吸收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数据建立多元回归方程。结果表明，如果东道国具有较为先进的技术吸收能力，则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国内投资要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的规模大幅增加，速度惊人，许多学者也就FDI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厉以宁等（1993）撰写的《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一书为国内较早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著作。厉以宁等认为，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可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该书的重点是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的规律。

曾慧（2012）从技术创新的视角出发，运用2000—2008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研发活动影响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模型，实证检验了研发活动在推动FDI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技术创新能力的限制，而且技术创新能力对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FDI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刘宏（2013）认为，FDI对中国经济的显性影响表现在经济增长和就业两个方面，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我国经济增长对FDI的流入具有积极影响，但呈现波动态势。

杨晓丽（2013）运用我国1998—2008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认为同等数量的FDI，质量不同会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杨晓丽以我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为例，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在外资数量提升的同时，相应地降低了FDI的质量，只有FDI质量提高，才能稳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二）FDI的区域影响效应

目前，我国FDI的区域影响效应研究主要以国家为整体进行研究，只有少量的分区域研究，并且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陈晓峰，2011；李晓钟、张小蒂，2004；朱道才，2010；于津平，2011），珠三角地区（谭蓉娟，2012；史修松，2011；陈恩，2009），有少量针对北京和天津的研究（马琏，2008；肖亦卓，2006；吕世生，2004；张智林，2006；过晓颖，2010），而把长江上游地区作为整体研究对象的还没有，分别对长江上游四省市的研究也非常少。针对四川省的相关研究仅有曾勉（2007）、胥丽娜（2008）、朱磊（2010）的研究，分别从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溢出效应、经济发展做了初步论述；针对重庆市的相关研究有陈洪东（2006）、汤雁冰（2007）、陈享光（2009）、王全意（2011）的研究，主要围绕对外出口和技术溢出两个方面展开研究；针对云南省的相关研究有王新燕（2005）、李富昌（2006）、陈静思（2009）、张黎和罗宏翔（2011）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增长和贸易效应两方面展开研究；对贵州省的研究有马国胜（2007）、于菁（2009）、宗建亮（2010）、黄正松（2015）等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发展、对外贸易、技术溢出进行了论述。

三、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国内外研究

（一）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国外学者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并且在理论研究上已经达成共识，即外商直接投资会通过竞争、示范、人员流动以及上下游产业关联等方式对东道国产生技术溢出。但是，结合不同学者利用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时期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对于技术溢出效应的正负作用却得出了不同结论，既有FDI会产生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结论，也有负向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结论。

国外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最早的实证研究的是科伍斯（Caves）在1974年通过对加拿大1966年横截面数据分析得出制造业中外资份额的增加会带动当地行业利润率的增加的结论。但是，在分析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时，实证结果却没能得出外资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结论。1994年，科克（Kokk）利用墨西哥1970年和1971年两年制造业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制造业中确实存在技术溢出效应，而且在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小和产品差异化小的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要比其他行业明显，建议政府可以利用政策导向，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向这类行业流动，以充分利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吉尔玛和丰克林（Girma & Wakelin, 2001）分析了不同来源国的FDI对英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来自日本的外商直接投资对英国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大。佩尔森和布洛姆斯特姆（Persson & Blomstrom）在1983年利用墨西哥1970年制造业不同企业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会对墨西哥制造业产生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哈里森和艾肯特（Hairison & Aitken）在1999年利用委内瑞拉1976—1989年超过4000家企业的面板数据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来自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对较小。然而，在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中，同样有发现存在负溢出效应的情况，比如施特罗布尔和巴里奥斯（Strobl & Barrios, 2002）、加瓦瑞斯克（Javorcik, 2004）、布瓦利亚（Bwa-lya, 2006）等的研究。

（二）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了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进入21世纪，更是出现了大量的相关研究。然而，由于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和研究区域的差别，我国国内学者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得到的结论也是不同的。

首先，从全国层面来看，秦晓钟（1998）利用1995年我国工业部分行业数据，测算了劳动生产率与外商直接投资资产效率的相关系数，发现在行业差距较小的行业FDI技术溢出效应更为显著。何洁等（1999）在菲德尔（Feder）模型的基础上，将整个工业分为内资和外资两个部门，采用1985—199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工业部门中存在正的技术溢出效应。潘文卿（2003）同样以我国工业部门作为研究对象，利用1995—2000年的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对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内资工业部门总体产出的增加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平新乔（2007）采用我国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构建不同的计量模型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未有明显证据说明外资对内资企业存在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姜瑾（2007）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前后向联系效应和水平溢出效应等变量在内的计量模型，通过对国内21个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FDI对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在行业间比在行业内更为明显。

其次，从具体省份层面来看，研究某省份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有陈斌（2000）对江苏省的研究、张海洋等（2004）对广东省的研究、刘阿彬（2009）对福建省的研究、杨京京（2009）对重庆市的研究、张俊鹏（2013）对浙江省的研究等。

四、FDI的环境效应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

1．FDI加剧环境污染

认为FDI会加剧东道国环境污染的代表学说有污染天堂假说，其代表人物有沃尔特和尤格劳（Walter & Ugelow, 1979; 1982）。他们认为，发达国家企业因为严格的环境管制而迁址至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成为“污染避难所”，进而加剧东道国环境污染。杜阿和埃斯蒂（Dua & Esty, 1997）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或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纷纷降低各自的环境质量标准，出现所谓的“向底线赛跑”（Race To the Bottom），导致环境质量的整体下降。有研究者的数据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影响是负面的（Lyuba Zarsky, 1999）。世界银行（2000）调查结果显示，外商投资会刺激经济增长，从而导致更多的环境污染。有研究者（Mat-thew A.C, Robert J.R & Fredriksson P.G, 2006）对1982—1992年33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FDI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观点。格雷泽（Grether, 2003）及道田（Michida, 2005）等人也为污染天堂假说提供了验证。

2．FDI遏制环境污染

这种观点认为，FDI对东道国改善环境质量是有利的。伯索尔和惠勒（Birdsall & Wheeler）认为，外商投资不仅可以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还会带去先进的治污技术，东道国可以运用和发达国家相同的环境标准，从而利于东道国环境污染的改善。曼尼和索勒（Mani & Wheeler, 1998）认为，FDI可以促进东道国收入水平而最终改善区域环境质量，虽然在初期阶段FDI的大量涌入导致环境污染，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环境管制则更趋严格，环境质量会得到改善，因此“污染天堂”只是暂时的。达斯古普截和拉普兰特（Dasguptas & Laplante）对中国的大型企业调查后发现，这些企业二氧化硫排放控制率达到70%以上，每吨排放成本只有几美元，因此环境规制成本因素不能给跨国企业提供足够强烈的转移动机。从理论上来说，波特（Potter, 1995）反对污染天堂假说，认为企业在政府的环保压力下，不得不增加清洁生产技术的投入和创新，从而研发出更加清洁的生产技术和设备，通过创新活动带来的效益抵消环境成本，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3．污染中立说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FDI的环境效应不仅仅局限于两者的二元分析，FDI的环境效应是可以分解的，正效应或负效应取决于各种效应的综合作用。比如格罗斯曼和克鲁格（Grossman & Krueger, 1992）建立了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的基本框架，将环境效应分为了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方面，确定这三个效应的正负和大小，加总之后会得到贸易增长对一国生态环境总的影响。梅比和麦克纳利（Mabey N & Mcnally R, 1999）指出，FDI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因为FDI一方面带来了清洁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另一方面又对环境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

在实证方面，格罗斯曼（Grossman, 1995）解释了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形形状，将FDI的环境效应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以及收入效应：规模效应会导致环境的负外部效应，技术效应和政策效应促成环境的正效应。有研究者（Zarsky L, 1999）认为，影响FDI环境绩效的因素至少有六种，并且影响程度和正负效应都不一样。也有研究者（Borregaard N & Dufey A, 2004）使用此法研究了智利和秘鲁的采矿业造成的环境影响，也证明了正效应来源于技术效应和政策效应，而负效应来源于规模效应这个观点。

有研究者（Jie He, 2006）把FDI的环境效应拆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经过研究中国的FDI工业和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关系，发现FDI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引起的污染排放增加完全抵消了FDI对环境正效应，使得污染增加。

（二）国内研究

对于FDI的环境效应问题，国内学者研究不多，主要是对国外三大理论的证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针对上述三大理论进行再证明或者解决中国国内实际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

1．区域FDI的环境效应研究

证明了FDI对发展中国家的污染天堂假说的学者如下：潘申彪和余妙志（2005）利用1996—2003年江苏、浙江、上海三省（市）实际利用FDI和废气排放量的数据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在上海、江苏两省（市）单独检验中，两者因果关系较为明显，但是在浙江则关系不明显。结论是三省（市）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是导致该区域的环境污染加剧的原因之一。杨海生等（2005）选取1990—2002年中国30个省（市、区）贸易、FDI、经济和环境的相关面板数据，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探讨贸易与FDI对我国环境库茨涅兹曲线（EKC）的影响，结果发现FDI规模的扩大与污染物排放量增加之间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苏振东和周玮庆（2010）的研究结果同样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并且在我国三大区域同样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梯度特征。王佳琦（2011）通过对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圈FDI环境效应进行研究，得出三大经济圈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FDI的“污染避难所”的结论。李敦瑞（2012）得出FDI方式的污染产业转移会引起引资地区环境污染的加剧的结论。马章良（2013）经过对浙江1985—2010年FDI的环境效应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得出FDI导致浙江环境污染指标上升，形状为U形的结论。

但是，也有不少学者证明FDI引入并非只存在污染天堂效应。徐惠明（2006）对昆山进行了局部小范围的定性分析，认为FDI对当地的环境产生了污染晕轮效应，同时说明FDI在昆山产生的环境效应为正。许士春等（2009）的研究结论表明，污染天堂假说在江苏是不成立的，并认为江苏的环境污染问题主要是由于省内企业大规模出口造成的。邓玉萍（2011）经过对省域的2000—2009年面板数据的自相关模型和空间异质性模型考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FDI在地理上集群有利于改善我国的环境污染状况，全球离岸金融中心外资显著降低了我国环境污染程度。

保持中立的学者有张欣（2012），其研究结论表明FDI对我国环境的影响存在区域性差异，而这种差异与该地区的环境规制效率有明显关系，环境规制效率高的地区才会有“污染光环”效应，而环境规制效率低的地区才会成为国际资本的“污染避难所”。

2．产业FDI的环境效应研究

从产业层面进行研究，夏友富（1999）对FDI对中国污染密集产业和高度污染密集产业进行实证分析，认为FDI是国外企业向中国转移污染密集型企业的通道，对中国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郭印（2004）认为，目前地方政府在制定引资决策时过于急功近利，对拟引进的项目和技术发展缺乏合理、全面、科学的考察，忽视了资源合理利用、可持续发展等因素的全面分析，这进一步增加了引资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压力。章燕（2007）对化学工业FDI的环境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从对环境的绝对影响看，化学工业FDI对我国环境存在负效应；从对环境相对影响看，国有化工企业的负环境效应大于“三资”化工企业的负环境效应，这与国有化工企业的规模较大有关。沙文兵和石涛（2006）利用1999—2004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进行测度。计量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外资工业企业总资产每增加1%，工业废气排放量增加0.358%。包群、吕越等（2010）选取2001—2006年我国36个行业的工业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FDI对六种污染物的影响，并进一步根据行业外资进入程度高低划分了两类子样本进行估计，结果表明FDI进入的环境效应与引资程度密切相关。

也有许多学者的研究结论趋于FDI对环境影响具有正效应。戴育琴和欧阳小迅（2006）通过分析外商投资于我国污染产业的分布结构及构建产业竞争力系数比值，发现与污染密集型产业相比，外商的清洁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能力和比较优势更突出，外商投资对我国污染产业具有拉升效应，因而中国在吸收国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并没有成为许多人所认为的“污染天堂”。张玉彩（2012）得知FDI会降低工业废水的排放量，提高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但对工业固体废弃物则是结论相反。部分学者证明了FDI的环境效应是先负后正的效应，沈能（2013）从数理分析中发现不同的FDI规模效应和收入效应上的均衡比较结果，引致了FDI和我国总体工业污染排放在维度上呈现倒U形轨迹关系。

五、FDI和对外贸易的相互影响关系研究

综观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相关研究，虽然研究的方法各异，但理论分析得出的代表性结论却基本可以归结为两类，即以芒德尔（Mundell）为代表的相互替代理论和以小岛清（K. Kojima）为代表的互补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芒德尔（Robert A. Mundell）在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他认为中，在存在国际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沿着特定的轨迹（即所谓的“Rybczynski线”）实施跨国直接投资，那么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的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与此相对应，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K. Kojima）教授则提出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具有互补关系。他从比较成本和比较利润率的角度重新解释了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在其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中，小岛清教授指出，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这样既可以充分挖掘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又可以集中精力发展本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巩固本国的国际贸易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美国经济学家帕特瑞（P.Patriie, 1994）认为，不同的投资动机对贸易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他根据投资动机将FDI分为三大类，即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和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并指出只有以避开严厉的贸易壁垒为主要目的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而后两类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都是互补的。帕特瑞的结论是由于激发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贸易与投资的关系也不同；替代贸易的投资只是直接投资中的部分现象。

进入20世纪90年代，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很多学者对贸易与投资的新型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例如，哈恩（Hein, 1992）通过建立基于拉丁美洲和东亚地区数据的政策模型分析得知，这两个地区的出口导向策略吸引了大批外国直接投资，因此他认为是出口引致了FDI。戈德伯格和克莱茵（Goldberg & Klein, 1998）研究了日本和美国的FDI对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进出口的影响。他们发现，资本流动与双边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性。特别是在亚洲国家，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FDI显著增加了双边进口和出口。但是，拉美国家与日本之间、拉美国家之间以及美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与FDI不存在显著的关系。韩国学者（Lim & Moon, 2001）证明当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投资，而投资是新设立的或者投资产业在母国是夕阳产业时，FDI和贸易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关于中国直接投资和贸易关系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较多的研究，绝大多数研究采用了实证分析方法。大多数研究认为，中国直接投资利用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互相促进的关系。谢冰（2000）通过对1980—1997年中国期间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之间是互补关系，外资对中国外贸结构的优化、贸易绩效的提高和市场的扩张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的结论。史小龙和张峰（2004）运用协整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口和出口贸易显著的促进作用。从短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的关系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很快，外商直接投资的短期波动对进口的短期变化影响明显，而对出口的短期变化影响不显著。叶文佳和于津平（2008）基于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对1995—2006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FDI存量对中国出口促进较大，而FDI流量对中国进口促进作用明显。同时，该研究发现，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存量增加对中国对欧贸易顺差具有显著影响。戴志敏和罗希晨（2006）对我国外商投资与出口贸易关联度进行分析后指出，我国外商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宏观上属于互补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和商品出口额有双向的格兰杰关系，即两者互相影响。项本武（2009）使用2000—2006年我国对50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和进出口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协整模型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长短期贸易效应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及进口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在长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进出口的拉动作用相当大。在短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及进口的长期稳定（协整）关系，对短期的出口及进口的抑制（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对短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赵蓓文（2009）分析了贸易投资一体化背景下FDI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影响，其通过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产生的原因的理论分析和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探讨了FDI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影响，指出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美国出口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即相互影响。

目前，国内学者对国际贸易和FDI之间的关系大多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分国别进行双边贸易和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与中国经贸往来密切的美国（黄蔚、杨来科和廖春、庄宗明和马明申等）、日本（赵雪燕、王洪亮和徐霞、李彬、刘向丽）等，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则较少，对我国某个特定区域的外商投资和贸易关系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对长江上游地区的相关研究尚未有涉足。本书的研究把长江上游地区的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作为研究对象，力图从一个缩小的、简化的范围，探讨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相互关系。

六、研究述评及借鉴

关于开放型经济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予以展开：一是经济开放度的度量方法，二是对外贸易发展影响因素研究，三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关于经济开放度的度量方法，国外学者最早用外贸依存度进行研究，国内学者主要运用指标法和模型法；关于对外贸易发展影响因素的变量选择，国内外学者都认为应该根据研究对象（国家或地区）的不同，从而选择不同的变量，变量主要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出口商品结构、劳动力要素、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国内外学者更多地运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进行研究，在方法选择上，多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

综观以上三个方面的文献综述，针对长江上游地区的研究相对较少，本书的研究拟在梳理分析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索长江上游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理论体系和系统框架。

关于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国内外众多学者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从弹性系数的角度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我们发现，如果选择的变量本身具有线性相关特征，则弹性系数值不能全面反映贡献程度。在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机理方面，国内外学者多采用“双缺口”模型进行分析；在研究对象的选择方面，国外学者通常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国内学者研究对象多为整个中国，也有较多学者以东、中、西部地区为研究对象；在资本形成方面，已有研究通常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东道国的资本形成，提高了东道国的储蓄率；在产业结构研究方面，多数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优化了东道国产业结构，但也有学者认为根据产业性质不同，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本书的研究在借鉴和参考这些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构建面板数据模型，但变量必须选择恰当，如果变量本身之间具有高度线性关系，则所研究系数值不能真实反映经济问题。

关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既有国家层面和省际层面的研究，也有行业内与行业间的研究。虽然研究成果众多，但主要以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或以某省份作为研究对象，在区域研究中大多以长三角和珠三角等经济发达的地区为主，针对西部地区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较少。本书的研究立足长江上游地区，拟从区域总体和行业层面分析FDI技术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为长江上游地区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推动技术进步提供依据。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FDI影响效应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为本书的研究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然而，已有研究在某些领域仍有不足，有待完善，而且目前还没有专门就长江上游地区的FDI溢出效应进行研究。有鉴于此，我们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长江上游地区开放型经济进行系统评估，对FDI的经济增长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环境影响效应进行测评，并兼顾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深入剖析其相关的影响因素，为长江上游地区吸引FDI的改善路径和政策工具选择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长江上游四省（市）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及更好地融入“一路一带”倡议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