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智杰译文集: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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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杰文斯摆向运用效用方面,边沁的著作无疑比其他任何明显的条件都发生了更多的作用。杰文斯在其《理论》再版(1879年)序言中承认了这一点。他说,边沁的思想“被作为该书理论的出发点……”杰文斯:《理论》,第二版,第ⅩⅩⅦ页。该书初版第二章包含着完整的边沁主义手法,并且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必须肯定无疑地接受边沁在这个问题上奠立的原则。”杰文斯:《理论》,第一版,第33页。不过,最重要的是,杰文斯关于效用理论的第1篇短文(1862年宣读,1863年发表,即在他的《理论》问世前八年多),14个段落中至少一半明显地反映出边沁的影响。第2段说,在一定程度上,“一种真正的经济理论只能通过回溯到人类行为的动机——快乐和痛苦的感觉——才能得到。”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数学理论简述》,载于《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32次会议上的报告。1862年10月,剑桥。各组简报和消息摘编》(伦敦,1863年),第158页。还有什么能比说“人类行为的动机”更明显地反映边沁的影响呢?从杰文斯的这篇早期的短文我们知道,边沁不是杰文斯所指责的那些权威之一,这个指责从杰文斯最初写效用理论时起,到他1870年初在展开的形式上著述它为止,杰文斯是一再指出的:杰文斯用这个指责来支持他的发现像对W. E.赫恩和D.伯努里明确致谢一样,杰文斯对其他许多人也肯定表示了敬意。

杰文斯最初是何时和怎样了解边沁的著作,并把它用于他的经济分析?当然,边沁长期以来一直在起作用。他属于前辈,在杰文斯出生前3年就去世了。约翰·鲍林把边沁的许多分散的著述收集起来,出版了边沁著作集(1843年),【11】当时杰文斯还是利物浦的一个孩子。大学学院(杰文斯在去澳大利亚前后都进过这个学院)可以时常提醒杰文斯想起边沁,边沁是这个学院的创建者之一贝洛特:《伦敦大学学院,1826—1929年》(伦敦,1929年),第25页。。该学院的图书馆保存着边沁1832—1853年的书籍和文章贝洛特:《伦敦大学学院,1826—1929年》(伦敦,1929年),第423页。,解剖学博物馆还展出了他的雕像、骨架、衣服和手杖。阿金森:《边沁的生平和著作》(伦敦,1905年),第208页。不过,直到杰文斯从澳大利亚回国之前,他可能从未进一步考察过边沁的思想,特别是因为他早年的兴趣并没有遵循边沁的路线。当他回到伦敦后,他便既研究经济学,又研究哲学。他在哲学上下了不少功夫,以致在学院的哲学考试中名列第一,与当时最好的学生齐名《杰文斯通信和日记》,第154页。。为此所做的准备看来使他偶然熟悉了边沁的思想。

杰文斯在发挥他的效用价值论时从边沁那里可能借用了多少东西呢?实际上,仅仅是快乐和痛苦计算的一般思想。有两点基本考虑妨碍杰文斯直接利用边沁的观点(除了某些不相干的讨论苦乐量的地方以外)。这两点考虑是:第一,边沁对日用品给人提供的享乐未加详论。边际效用所观察的恰恰是这类消费享乐。第二,边沁在其大量著作中如此成功地掩饰了他所具有的哪怕任何一点点边际效用的想法,以至今天没有人能从中揭示出它来。简言之,我们绝不要以为,杰文斯仅仅在边沁著作集的范围内去发现效用思想;他要完成他对经济过程的数学观察。边沁不赞成亚当·斯密对钻石和水的“似非而是”命题的解答,对该命题的解答,今天看来可以视为包含着边际效用思想的核心。但是,边沁的上述看法不过是边沁经济学中一个极其次要的部分,而他的经济学又是他整个文字成果中的很小一部分哈奇逊:《经济学家边沁》,《经济杂志》,第ⅠⅩⅥ卷(1956年),第288~3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