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门格尔的思想肯定是在他受聘于《维也纳报》期间形成的，不过，除了对市场的观察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推动他去研究新的价值理论。早些时候转向经济学的热切兴趣进一步发展了。在研究过程中，他对德国经济学界关于价值问题的旷日持久的争论作了一番考察。这场争论像其他因素一样地促使他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如他自己所说：“因而，这里试图进行的最主要原理的改革，都是建立在先前成果所奠定的基础上的，这些成果几乎完全是德国学者们辛勤劳作的结果。”门格尔肯定参照过下列各位的同《原理》的中心议题有关的著述。这些作者是：E．弗尔德布兰德，A. E. F．谢夫勒，H．罗斯勒，O.迈可利斯，A．林德伍恩，K．克尼斯和J. V．柯莫津斯基。一看即知，在通常的边际效用理论先驱者的名单中是没有这些人的名字的。

门格尔从这些德国学者关于价值问题的七篇文章中借用了哪些东西呢？首先我们可以说，门格尔没有从他们中的任何人借用任何接近于边际效用的思想。他也不可能这样做，因为这些文章中没有一篇包含边际效用思想的暗示。门格尔的基本贡献也就在这里，这些作者在这方面没有对门格尔产生影响，也没有以其他的方式影响他。但门格尔也不会在这七篇文章发表之前就写他的《原理》，德国人关于价值问题的广泛讨论的确推动了门格尔思想的形成。这些德国经济学家乐于摆脱对劳动价值论的依附，允许门格尔去探索一条需求分析之路，建立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奥地利形式；而门格尔也确实没有任何犯禁的感觉，【26】他反而是以一种继承民族思想的姿态来写作的。杰文斯就截然不同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同英国价值论的主流相决裂而标榜；瓦尔拉斯的立场则介于杰文斯和门格尔之间；法国经济学家具有较多的伸缩性和较少的实证性。

门格尔对1870年前那一辈德国价值理论家们表示感谢，但这不过意味着他把自己的著作看作是那七篇文章（他显然已经认真阅读过）的顶点，他的用意在于说出最后的话。他在书中详细引证了这些著作，从而表明他得惠之处极少。他指出这些文章的某些部分以引起注意，而他对他们的批评常常多于赞扬。一般来说门格尔不像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他对其前辈并不那么颂扬备至。

门格尔在《原理》中还提到了许多因以效用估计价值而知名的作者，包括巴斯夏、孔狄亚克、加利阿尼、劳德戴尔、西尼尔和杜尔阁。此外，他还谈到吉诺维西、萨伊、A．瓦尔拉斯，这些人都同边际效用学派的先驱者有关，虽然门格尔自己的见解同他们并不完全一致。这些人在边际效用历史上没有起主要作用，他们没有把边际效用递减思想同价值问题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