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瓦尔拉斯的下一部著作是《赋税批判理论，并附：忆洛桑代表大会》。他在这本书中没有利用与税收有关的任何价值理论，却没有必要地引述了他父亲的价值论观点。他说：“我父亲在1871年《论财富性质和价值的起源》一书中已经证明，交换价值产生的原因，【35】不在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所说的劳动，也不在于让·巴蒂斯特·萨伊所说的效用，而是在于有效用的物品的数量有限。这个理论是正确的理论，也是唯一的可以得出如下推论的理论，即交换价值用稀少性或供求关系来测定亦即用储备量与需求量之间的关系来测定。”

正在这个时候，奥古斯特·瓦尔拉斯给他儿子发了一封关于价值问题的长信，这封信在帮助儿子打破价值问题上的僵局方面可能起了作用，因为这个僵局本来就是由于他留给儿子的一整套概念而形成的。他在信中对他自己关于消费的某些观念及其对儿子可能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他感到用数学方法表示他的“稀少性”概念是困难的，而这在过去从未使他烦恼过。他以往总是把稀少性看作市场上预期的消费者人数同物品数量的比例，并假定每个消费者只需要一单位的物品。这种观点确实妨碍利用效用函数。在这封信中，奥古斯特·瓦尔拉斯从上述立场稍微挪开了一小步，因为他考虑到了下述情况：一些人可以比另一些人消费更多的消费品，因而当用分数来表示稀少性时，该数值就不再包括消费者人数。他就此论述道：“一个人一天喝一升酒，等于两个人每天各喝半升，也相当于四个人每天各喝四分之一升。一个女人每年穿坏六双鞋，等于两个女人每年各穿坏三双。一个人常年生病，每天都要看医生，等于三百六十五个人每年只看一次医生。这就使我们无法确定社会所消费的一切资料或食品的需求单位。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是数学占领政治经济学的障碍——它已经占领了力学、声学和光学物理学——至少，它使数学在社会财富理论上的应用更缓慢、更困难。”

请注意，他在这里没有进一步说明，一个每日饮用2利特尔酒的人，如果再增饮半利特尔，则这半利特尔酒对他的意义必不相同，恰如六双鞋中的每一双对一年穿六双鞋的女人必定【36】会有不同的意义一样。他没有看出，后续的物品具有不同的意义，如同他的儿子以及杰文斯和门格尔于10年后所指出的那样。他之所以就此却步，是因为他未能想到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消费品（酒、鞋等）的数量。相反，他可能一直认为，个人所能够供应的消费品的数量是一定的。他也许觉得，在个人本性之内或之外存在着某种强制力，要求个人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调节他的消费。然而，除非假定消费者能自由选择，否则不可能体会到（至少，不可能运用）任何边际效用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