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酷儿理论

福柯显然排斥以“后结构主义的”和“后现代主义的”这样的术语来描述其论著。尽管如此，他的理论对这些理论主体来说仍然极其重要并贯注其中。本章最后部分将简要考察一下这些理论及其对于传媒研究的重要性。

后现代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和酷儿理论不能被描述成内容分析、符号与话语分析的方法路径，也不是可用于单一文本或直接应用于分析代表性文本语料库的方法，而是最好将之当作文本分析的重要取向，批判性或颠覆性地阅读其纹理、“回溯性书写”并使之具有政治介入性。在一些重要方面，它们挑战了批评与文化产品之间的区别，后现代、后殖民和酷儿理论常被用于设计文化产品，其理论的创造物也成为重要的质询模式，如后现代建筑、酷儿电影、后殖民小说。

2.4.1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近几十年来最具争议性的术语之一。正如文化理论家迪科·赫布理兹（1988）所提出的，“超载”一词承载了许多不同意义。为了廓清这一术语，把后现代主义当作具有四种不同意义是比较有用的。

第一，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艺术运动。也许后现代主义最具体的表现就是指在绘画、文学、音乐和建筑等领域发生的艺术运动。这个术语首先来自一群20世纪60年代在纽约工作的艺术家和批评家（包括制片人约翰·凯奇和批评家苏珊·桑塔格）。他们想用一个术语来区分他们所做的与他们所认为“高度现代主义”的东西——他们相信，经过学术界、画廊系统和国际艺术市场的机构化，这些东西已经四平八稳，缺乏活力。他们认为，需要一场像20世纪初的表现主义或立体主义、达达主义那样的新运动来展现艺术的适当质疑与颠覆角色。他们称这场新运动为后现代主义（见福斯特在1985年里颇有助益的讨论）。

第二，后现代主义作为文化潮流。第二种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是指艺术和建筑之外的一般文化潮流。传媒与大众文化常被描述成是后现代主义的，这种用法暗示着其具有这样一些特征：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一种混合形式，更重要的是，其打破了有关文化价值判断的认同；拼贴、拼凑、碎片化、文类混合、互文性、无所不知、异国情调；表像/审美—表相、时尚、奇观—价值优先，而不是深度（见费热斯通于1991年的进一步研究）。

第三，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有的人用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来指现代性之后的历史转变，而不是指文化与艺术运动潮流或风格。根据不同理论家的说法，其时代变迁的时间有所不同，不过主要的说法都集中在60年代之后。人们认为，这一变迁的发生显著源自（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变动，其特征在于工作和生产组织中的变化——包括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转变，资本主义全球化加速，产品消费与积累的方式更加灵活多变等（哈维，1990；詹姆森，1984）。

第四，后现代主义作为认识论危机。后现代主义的提法也广泛用于理解知识生产的哲学能力的危机。这场危机——其结果是后现代主义——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女性主义及其运动，挑战了哲学有关普遍主体的说法。伴随而来的是，他们提出所谓普遍知识主体作为哲学的核心在事实上是有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的——这恒定不变的主体，暗示着第一世界的白种男性主体。其次，整体的理性主体这一提法建立在18世纪有关理性权威和观念意识的平等之上，这后来遭到了心理分析的质疑，后者强调无意识及其在理解人类行为的幻想和欲望中的优先地位。再次，后结构主义理论，特别是话语理论观念，挑战了整个哲学事业的基础——即称之为再现现实的可能性。就如我们所见，话语理论认为，语言并非中立的透明的中介那样可以用来反映或再现世界，而是积极的、建构的。这种理解将社会生活当作彻头彻尾的文本，因此，语言不只是再现有关世界的真相，真相这个观念被理解为话语的结果。最后，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质疑历史的宏大叙事或元叙事观念，理性、科学、马克思主义被认为太过“庞大”、普泛、笼统（莱欧达德，1984）。不仅如此，这些观念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而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的核心组织原则——如自然/文化，感性/理性，女性/男性。解构主义说明了这种二元对立是如何通过把所有杂乱无章之物设计来服从于每对二元对立之中——因此，女性主义有这样的反抗标语——我不要把你的文化当作自然（威登，1987）。这场危机——质询知识生产的本质影响深广，横跨艺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而“推动”这场危机的两种主要论调就是后殖民主义和酷儿理论。

2.4.2 后殖民主义

与后现代主义一样，后殖民主义这个术语用法也很多，而且相互重叠矛盾——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文学的、心理分析的甚至混合性的各种不同的后殖民主义。带连字符的形式（Postoolonialism）早期是用于指殖民地获得其独立之后的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去殖民地化和直接领地控制结束的时代。然而，这个定义的使用由于“新世界（Dis）秩序”中正在发生的、介入和控制的混合形式而受到质疑：政策的结构性调整，与政治改革捆绑在一起的援助，民族建设，全球经济的“自由化”——所有这些都可以被解读成殖民化的新形式（更不用说日益扩张的英美外交政策以及“反恐战争”）。正如安娜·迈克柯林多克（1995）所提出的，“后殖民主义”之“后”也许高兴得太早，更多各式各样的新殖民主义正在上演（也见于霍尔，1960；以及斯皮瓦克，1988）。现在，这个术语很少用于标示殖民主义的结束，而更多用于将后殖民主义理论放置在“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史实”中，“排斥将这个术语扩散……完全用于指任何类型的边缘化”（阿史克咯福特，格瑞费斯和提芬，1995）。

后殖民主义之“后”不必然等同于“后现代主义”之“后”，这个问题很重要——主要原因在于，前者在残酷的殖民主义物质现实中的位置。的确，后现代主义潜在的后殖民主义标准，事实上是指其欧洲中心主义——或者更糟的是，它无关于对广泛世界的多数人的暴力，这些人并不只是“后现代主义”的。尽管如此，它们（后殖民主义之“后”与“现代主义”之“后”）仍有重要的共同之处。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已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对欧洲帝国而言，“了解他者”的权力是其政治和经济统治的核心，通过划分和区别其主体，殖民主义社会的发展得以实现。

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对西方依赖二元对立思维的揭示对后殖民主义理论也很重要——尤其是政治术语。爱德华·赛义德关于东方主义的开创性研究可能是这方面的经典案例。他表明“东方主义”这个术语是如何依赖于“西方”的二元对立关系的：“东方主义作为一个符号，对于欧美-大西洋对东方的权力更有特殊价值，而不是作为一个有关东方的真实话语（在其学术形式上，它被认为是与东方有关的）。”（赛义德，1985:6）正如特文·敏和华（1991）所指出的那样，“第三世界人”（或“殖民化的主体”或“黑人”）的涵义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沉默的二元对立中的他者相比较而存在的。后殖民主义写作的使命不在于推翻二元对立关系，如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中心与边缘等，而在于完全替换二元对立话语：

再说一遍，如果没有进行特定的替换，边缘很容易让中心安逸于其良好愿望和自由主义之中，颠覆的策略因而就会非常有限……通过替换，绝不再允许这个以等级划分的世界发挥其等级划分的权力，而是让它再次回到充满种族优越感的等级划分之中（敏和华，1991:7）。

后殖民主义知识分子的工作就是制造麻烦、令人不安、中断传统，分析并瓦解那些使某种认知暴力成为可能的代表性活动，伊恩·安把他们比作“派对破坏者”：

在这里，离散知识分子的角色永远是派对破坏者，他的冲动指向的是歧义、复杂和矛盾，把事情变得更复杂而不只是提供解决办法，模糊了殖民与被殖民、统治与顺从、压迫与被压迫之间的界限（安，2001:2）。

因此，绝大多数后殖民主义论著都致力于激进的反本质主义（与绝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论著一样），其目的不在于改造被压迫或被殖民的经验并使其发声。的确，为回答她自己的疑问——属下阶层能够发言吗——斯皮瓦克（1988）怀疑恢复属下阶层的声音是否可能，这声音可不是某种本质主义的虚构。她认为，后殖民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必须避免把这种声音再造成只不过是另一种无可置疑的认知领域（也见于霍尔有关“本质主义的黑人主体”这一问题的论述，1988a）。后殖民主义书写的战略在更大程度上是解构的而非反霸权的诉求。他们的目标在于瓦解，关注的是“居于两者之间者”，以创造“第三空间”，强调杂糅状态（霍米巴巴，1990, 1994）。

在传媒研究中，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可以从多种途径感受到（虽然在其转型可能性实现之前仍然存在另外一些重要途径）。在后殖民主义理论视野中，已经出现了“新”赞助者，即政治-宗教的结合，如对女奇卡诺人和拉迪纳人的文化研究——虽然它们是立足于反“本土本质主义”和身份政治（奎娜内泽和阿尔达玛，2002）。后殖民主义理论也催生了对后现代世界“定位政治”（莫汉提，1988）的重新关注，在这里，任何有关“我们”是谁的首要意义都是有问题和有争议的。表达他者的伦理和政治问题被提上了日程（虽然还没有产生它们应该有的影响），还出现了质询“白人性”这一新的关注点（咖比，1982；弗兰肯伯格，1993；费恩，1996；菲尔克斯和卡拉斯基·内勒尔等，1999；沃尔和贝克，2002；费恩，2004）。“全球化”已成为话语分析的一个核心话题，伴随着其理论化程度的提高，它开始试图挑战全球/地方的二元对立，检视权力与抵抗的复杂流动（基勒斯派，1995；莫利和罗宾斯，1995）。有趣的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也导致了“政治经济”方法的复兴，这种方法不仅关注多国合作的文化力量，而且关注其经济权力及其全球化的运用实践等。

2.4.3 酷儿理论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酷儿理论已在传媒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那些有关起源的人文学科的传统文本分析中。与后殖民主义一样，其政治影响也是倾向瓦解与动摇，而不是提出另一真理诉求。从莎士比亚到布里吉特·琼斯，现在任何事物都有与自己相应的“酷儿解读”，“酷儿”可用作动词，因而公共空间可以“被酷儿”，如电影制作、消费模式等（辛菲尔德，1994）。

酷儿理论是作为许多不同因素的复杂结果而出现的——福柯思想，特别是其有关性史的论著；为女同和男同服务的基于身份的自由化政治的缺失；围绕艾滋危机而来的紧急行动主义。“酷儿”常被用作意指“女同、男同、双性恋、跨性别”（LGBT）的简称。如斯迪芬·艾普斯汀（1996:150）的说法：

（这个术语）提供一种标示所有在性方面与当下“标准化体制”格格不入的那些特征的综合性方式。“酷儿”已成为指代各种性方面的少数派的简便称呼，这些少数派要求在曾被简单地、误导性地看作“男同群体”的空间中拥有自己的领地。正如已经停刊的纽约酷儿杂志“Outweek”的一个编辑所说的那样：“当你试图描述这个群体时，你不得不列出男同、女同、双性恋、异装男同、跨性（变性和未变性），这很不灵便。酷儿却可全面称之。”

不过，“酷儿”所代表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的引入不是为了提供一种专有术语来帮助杂志编辑，而是标示一种与先前的行动主义“少数派”和次文化模式的决裂。在后者这里，女同和男同把自己当作受压迫的少数派，有着与伦理上的少数派群体共同的诉求。它意味着一种新型的政治努力在这一术语中得以塑形，这一术语明显更具有对于多标准秩序的对抗性。不仅如此，它在那些被认为是稳定的关系中奠定了不稳定的前提，这些关系包括性、性别以及性欲。酷儿理论尤其攻击那种把稳定的身份当作理论或政治行动基础的说法。

当代最有影响的酷儿理论家有朱迪斯·巴特勒、爱娃·科索福斯基、赛季维科、特里萨·德·劳瑞迪斯、戴维·哈尔倍瑞斯（德·劳瑞迪斯，1984；巴特勒，1990, 2004；塞德格维克，1991；巴特勒，2004），这些学者都受到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维的深刻影响（他们在不同程度上还受到心理分析的深刻影响）。他们质疑完整统一自治（自主）主体的说法，认为主体是一种意识形态幻觉。主体性不是一种单纯的本质，而是被建构于话语和社会结构之中并通过话语和社会结构来建构，女同、男同、双性恋以及跨性别主体也毫不例外——因此，他们应该被看作暂时的、偶发的而非固定不变的。从这个角度看，那种将“LGBT”当作固定不变的身份的看法总是有问题的——不管其意图多有进步性。从任何一种受到后现代思维影响的观点来看，这种看法不仅是错误的（也即不准确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可疑的，因为同性恋绝不是一个自主的范畴，而是二元对立中的一部分，这个二元对立则有利于巩固异性恋的固有范畴。

这种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福柯。对他而言，“同性恋”这个范畴既是社会控制的代言人（如精神病学家和性学家）的产物（他们于19世纪末对之作出这个定义），也是运用这个定义以试图颠覆或抗争其负面解释的产物。虽然这些活动挑战了同性恋的涵义，但同时也有助于固化二元对立的观念。这证明了权力/知识的复杂本质以及权力与抵抗之间的亲密关系。

另一个进一步关注女同和男同的焦点在于——酷儿理论家认为正是这点是成问题的——它具有太多的排他性。正如罗伯特·库博和斯迪芬·维洛奇（2003）指出的，这个领域的“焦点”不能关注像异装癖、施虐受虐狂以及跨性别等行为，不能以性别的客观选择来定义，按照这种方式，女同和男同研究并不能表明非标准的性别和性征的所有范围。而且，在实践中，处于女同和男同话语中心的理想化主体，被一次又一次地认为是身心健全的年轻中产阶级白人男性。

就像“大浪派对”后殖民主义知识分子一样，酷儿理论家/行动者的任务在于，中断和分裂异性恋/同性恋二元对立的平稳运作，其目的在于废除这一对立。朱迪斯·巴特勒的论著是这一计划的核心，并且其使女性主义与酷儿理论之间正在进行的对话得以稳当地进行（维德和思科尔，1997）。在《性别麻烦》一书中，巴特勒推翻了对性与性别之间关系的女性主义理解——在这种关系中，（生理的）性被理解成为（社会/文化的）性别提供基础。巴特勒认为，“性本身就是性别化的范畴”。这不是说明性别的方法，而是性别最有力的影响之一。巴特勒的论著严格地论述了性（sex）、性别（gender）和性征（sexuality）之间的必然联系，认为身份的行为建构是通过性别（gender）和性征（sexuality）建立起来的，以前人们却认为是身份产生了性征（sexuality）和性别（gender）。她的观点并非是人文主义的——她所定义的概念不是角色扮演，在其中，一个已知的主体藏在表演之“后”，控制着性别的制定。这种说法更为激进，她提出，正是重复不已的表演制造了性别化的主体。因此，著名的拖拽（drag）或坎普（camp）表演可以被用来拆解、颠覆过程，而将注意力投向性别与性征的表演。

与一些后殖民主义批评一样，传媒文本的酷儿解读常凸显出异性恋/同性恋的二元对立对于其运作的重要性，或者显现出同性恋很重要却受到压制。另一个有力的批评工具是“异性恋标准”，意指特定的结构有益于异性恋这一方式。它容许这样一种可能，即有可能存在一种模式来组织那些非异性恋标准的“直男直女”（straight people）之间的性关系及其相反情况，即存在一种模式来组织符合异性恋标准的男同和女同的性关系。这方面的佳例可能是美国情景喜剧《威尔与格雷斯》，在剧中，同性恋的性方面得到完整体现，而其两个主人公——一个“直女”和一个同性恋男人——被塑造成除结婚之外其他方面都完美无缺的人（ABM, all but married）。的确，有人会认为，对绝大多数“LGBT”及其生活方式的传媒表达都极其异性恋标准化，对既存的性别与性征结构挑战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