淑春园

在波光潋滟、秀丽柔媚的未名湖的湖面上，在湖心岛的东侧，停泊着一艘永远也开不走的石“船”，这就是有名的石舫残迹，是清代权臣和珅淑春园内建筑的唯一遗存。远在清代乾隆年间，未名湖一带是和珅淑春园的一部分。关于和珅的故事在民间有很多的传说，近年来由于电视节目的演义和渲染，和珅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只不过让人们想不到的是，这位一代巨蠹的淑春园竟与我校的校园有着直接的历史因缘。从当年冠绝京师的一代名园到今日的湖光塔影，其中周折并不平静，而是在曲折之中多少带点巧合的意味。

一

同北大所属的其他几座古园林相似，淑春园也是圆明园的附属园林之一。据侯仁之先生考证，其前身应为康熙朝重臣纳兰明珠的自怡园。另据史籍所载，至晚在乾隆中叶之前，就已经有了“淑春”之名。若论时间，它在几座古园林中应该位居畅春园与勺园之后，排名第三。只不过当时的淑春园似乎并无多少可观之处，园中以水田为主，建筑并不很多。等到乾隆皇帝将其赏赐给和珅后，经过和珅的大肆修整和营建，淑春园的面貌才发生了大的改观，成为当时冠绝京师的私人园林。

淑春园的盛衰与和珅的命运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先谈谈和珅这个历史“名人”。

和珅（1750—1799），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后改隶正黄旗。在清代的宰臣中，和珅算是发迹最快、弄权最久、贪污最大、失败也最迅猛的一个人。他原来是给皇帝抬轿的领头，后来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和宠信，前后十多年时间，便从一个小小的三等侍卫，一跃而为位极人臣的大宰相。乾隆四十一年（1776），和珅被授为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兼内务大臣；不久又兼任步军统领，充崇文门税务监督，总理行营事务；不久又升任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御前大臣，又授领侍卫内大臣，充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兼理藩院尚书事，赐双眼花翎，充国史馆正总裁、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化殿大学士等。真可谓是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乾隆皇帝还把自己最为宠爱的十公主下嫁给和珅之子丰绅殷德。从和珅发迹之快和任职之多，我们不难看出乾隆皇帝对他的倚重和宠信之深。

和珅发迹以后，由于“宠任冠朝列”，也就有恃无恐，作威作福，贪得无厌。据说，他当政二十多年，家资值银八百兆两，甲午、庚子两次战败赔款，“和珅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和珅二十年所蓄，足值二十年国库收入的一半有余。法国路易十四的家产还不及和珅的四十分之一。虽然这些记载都有夸大的成分，但我们也可从中看出和珅家产之巨和贪赃枉法的程度之深。

和珅发迹很快，其败落也来得十分突然。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败也忽焉”。据说乾隆在位的时候，太子颙琰（即以后的嘉庆皇帝）就对和珅的骄纵和贪污很不满意，总想找机会除掉这个眼中钉，由于乾隆在位没有下手。乾隆在位满六十年以后，名义上让位给太子颙琰，自己当太上皇，但实际上仍主持军国大事。和珅以权相当国，不知收敛，更加骄纵。嘉庆四年（1799）正月三日，乾隆逝世，靠山一倒，和珅也就立即垮台。五天以后和珅便被逮捕入狱，正月十五日宣布和珅大罪二十条，十八日赐死狱中。前后抄没的家产数值惊人，许多奇珍异宝连皇宫大内都没有，所以时人很形象地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在宣布和珅二十大罪状中，第十三条大罪是：

所抄家产，楠木房屋僭侈逾制，仿照宁寿宫制度，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

和珅府第在城内西城区前海西街，就是恭王府的前身。和珅在任职期间，用贪污得来的钱，把自己的府第建造得富丽堂皇，甚至可以和皇宫大内相媲美。这在封建社会是绝对不允许的。至于罪状中所说的“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的园寓，就是指淑春园。

据推测，乾隆赐给和珅淑春园的年代，当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和珅做了协办大学士之后。淑春园在文献记载中，也叫做十笏园。之所以以此命名，可能意在比喻园林空间的狭小，也可能暗示着此园的某种政治含义——“笏”指古时大臣上朝时拿着的狭长形手板，多用玉、象牙或竹片制成。和珅得到淑春园以后，为了应付皇帝的随时召见，就经常居住在淑春园内，并把淑春园建造得富丽堂皇、花团锦簇，成为当时冠绝京城的私人园林。不仅如此，和珅还仿照圆明园和颐和园来营建自己的园林。后人斌良在《游故相园感题》一诗中，有两句说：“缤纷珂繖驰中禁，壮丽楼台拟上林。”诗中注曰：“园中楼阁均仿圆明园内规模建造。”北京市海淀区文物管理所所长焦雄也认为：“对比福海和淑春园的地形图，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尺度迥异，淑春园湖区南侧的地形与福海的广育宫、夹镜鸣琴、南屏晚钟一带确实有几分相似，西北角的水口布置则可以理解为仿自福海的平湖秋月景区。四面合围的土山将福海与圆明园的其他景区隔离开来，淑春园周遭的土山也将它与东部、西部的诸园相分隔。”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淑春园的石舫和湖中小岛。

乾隆二十一年（1756），乾隆在颐和园昆明湖上建造石舫“清宴舫”，并为此专门作《咏石舫》诗曰：“雪棹烟蓬何碍冻，春风秋月不惊澜。载舟昔喻存深慎，盘石因思奠永安。”从这首诗可以看出，乾隆建造石舫是借鉴古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论，寄寓他借鉴历史教训以期江山永固的深意。不久，和珅就在淑春园的湖中仿造了一个石舫，不过和珅的建造之意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装饰和点缀淑春园。此外，他还把湖中小岛建造得与圆明园福海中的蓬岛、瑶台相似，今日未名湖中心的湖心岛就是当年的小岛之一。这些在封建社会里都是“僭侈逾制”的不法行为，也就成为和珅以后获罪的重要罪证。

淑春园的具体建筑和布局情况，今日已经很难知晓，只能从一些时人的诗歌吟咏和野史笔记中大致了解一些情况。根据世所流传的查抄和珅家产的清单，可以知道淑春园中共有楼台64座，四角楼更楼12座，更夫120名。又根据《史料旬刊》第十四期刊登的查抄奏章所称：全园房屋1003间，游廊楼亭357间。可见淑春园当时的规模是多么宏巨富丽。从后人的游记诗中，我们知道淑春园除了湖心岛以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建筑，就是临风待月楼。据许多学者考证，后来的临湖轩就是在临风待月楼的遗址上建造起来的。

和珅被查抄以后，淑春园被分为东西两部分。由于和珅之子丰绅殷德乃是十公主（和孝公主）的丈夫，所以留住西部。东部则赏赐给成亲王永瑆。根据清末桐西漫士所撰的《听雨闻谈》中说：

京师西北隅近海淀有勺园，为明末米万钟所造，结构幽雅，后改集贤院，为六曹卿贰寓直之所。其他多诸王公所筑，以和相十笏园为最，近为成邸所居。

这段记载可以与《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互相印证，确认淑春园是赏赐给了成亲王永瑆，但也仅是淑春园的一部分。永瑆是乾隆帝的十一子，嘉庆皇帝的弟弟，是乾隆朝的四大书法家之一，嘉庆初年曾任军机大臣。道光三年（1823），永瑆与十公主先后去世，根据清朝惯例，淑春园收归内务府管理。从这个时候开始，淑春园就逐步衰败起来了。

后来，大致是在道光末年又把淑春园旧址赏给了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的后代睿亲王仁寿居住，因此这时的淑春园又有睿王园之称。“睿”字满语为“墨尔根”，所以地方老百姓也管它叫“墨尔根园”，此名一直延续到1921年燕京大学购得此地为止。据说，睿亲王酷爱奇花异草，园中花卉争芳夺艳、品种繁多，尤其以荷花最为有名。咸丰元年（1851年），禧恩写有《至睿邸侄园看荷花》一诗，起头四句是：“赐园旧有余闲地，茶社新开为看荷。一带清流光潋滟，四周浓荫影婆娑。”很能道出当时此地的自然风光之美。

到了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近在毗邻的墨尔根园未能幸免，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就是在这次浩劫中，石舫上的建筑被破坏得荡然无存，仅残余下石舫基座孤零零地躺在湖面之上。到同治年间重修圆明园时，还从淑春园遗址上拆用过建筑材料。这时园中和珅时代的旧物已经所剩无几了。到光绪初年，除了石舫的残座以外，就剩下一座临风待月楼了。光绪七年（1881），当时蔚秀园的主人奕譞徘徊在篓斗桥上，隔墙眺望园中遗迹时，曾赋诗一首，其中有两句：“不堪一抹颓墙外，偏见临风待月楼。”并有注曰：临风待月楼“为和相筑”。可见当时临风待月楼还残留于残阳夕照之中。据侯仁之先生推测，临风待月楼很有可能毁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再次劫掠圆明园及其附近诸园之时。

此后，睿亲王的后代中有个叫德七的继承了这座园子，这时该园已经破败不堪了。德七不仅拆房卖林，还曾一度租给农民耕种园地。民国初年，地方军阀、陕西督军陈树藩以二万银元把未名湖到燕南园一带从德七手中买下，改称“肄勤农园”。等到这个时候，除了石舫基座以外，当年淑春园的所有建筑已经荡然无存了，百年名园荒废至此，真是让人不胜兴废之感！

二

至于由淑春园遗址转变成为燕京大学的校址，有一个人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就是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的司徒雷登。如果没有他的慧眼独具和努力奔走，可能这座园林将被另作他用，或者一直荒废下去。

1919年，在中国出生长大的司徒雷登就任燕京大学校长。燕京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当时男女分校，男校在崇文门内盔甲厂，女校在灯市口同福夹道。司徒雷登任职以后，看到学校校舍狭小，不利于发展，于是另外寻找校址。最后终于选定了这块历经劫难而风韵犹存的古园遗址。司徒雷登后来回忆这件事情时说：

那时，我们已经同意在城外不到一英里的地方找块地皮。但是，结果证明这是一桩为难的事。几个世纪以来，外省驻京的官吏需要为他们的家庭成员买茔地，买光了城边的地皮。北京的近郊到处都是这类互不相关的私人坟地……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皮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里五英里，由于那条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查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那块地原是满洲一位亲王废弃的园地，后来转到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他在那里建有夏令别墅和祠堂。我们熟悉的一位官员说，他愿意为我们买下这块地皮。我向董事们和理事们提出了这块场地，获得了他们的同意。次年夏天我去陕西省城见了陈督军。这位督军对此很感兴趣，他以六万中国大洋将地产卖给了我们，并把三分之一的款项捐作了奖学金。开初买了四十公顷，过了些时候我们又去附近买了些荒废了的园地，结果总面积达到了原来的四倍多。

为了购买这块地皮，司徒雷登专程去陕西与陈树藩面谈，其经过在他的回忆录中都有详细的记载。从他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陈树藩其实是把这块地皮以半卖半送的方式“卖”给燕京大学的，这一点也应该在校园建设史上记上一笔。燕京大学从陈树藩手中所购面积，契卷上载明仅有380亩，主要包括淑春园和勺园两座古园林遗址，燕京大学就是在这两块遗址上设计建成的（其中主体建筑是在淑春园的遗址上建造起来的）。这以后，燕大就以此为中心，又陆续购买了周围的镜春园、鸣鹤园、朗润园、蔚秀园，以后又增建了农园、燕南园、燕东园等，使燕京大学的新校园从开始的380余亩扩大到170多公顷。

如何在这块得来不易的遗迹上建造集艺术性与实用性为一体的校舍，司徒雷登的兴趣爱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自小就深受中国文化熏染的司徒雷登非常欣赏中国古典式建筑，并“想以此作为中国文化和现代知识精华的象征”，所以他一开始就决定按照中国传统建筑形式来建造校舍，为此他特意聘任亨利·墨菲负责规划设计。亨利·墨菲虽然受教于美国名校耶鲁大学，但他十分欣赏中国的古典建筑与园林设计，并对此深有研究。他接受任务以后，就在这一片冈峦起伏、水流萦洄的园林废墟上，根据现代大学应有的设备和要求，采用中国古典建筑的形式和造园艺术的特点，创建了这座融合中西建筑为一体的校园。

在亨利·墨菲的主持下，燕京大学于1921年开始动工兴建，至1926年夏校舍基本建成，原在城内的男女两校同时迁入新建校园。1928年至1931年间，燕京大学又先后征得周边的朗润园、鸣鹤园、镜春园、蔚秀园等几座古园遗址，至此，燕园的总体格局就基本形成了。

校舍建成以后，司徒雷登十分满意，甚至有些自鸣得意。他说：

我们从一开始就决定按中国的建筑形式来建造校舍，室外设计了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而主体结构则完全是钢筋混凝土的，并配以现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设施。这样，校舍本身就象征着我们办学的目的，也就是要保存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校内水塔外形是一座十三层的中国式宝塔，这也许是校园里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我们修复了旧花园的景色，此外，我们还自己种植了草木，从附近荒芜的圆明园遗址移来了奇碑异石，又在景色宜人处修建了亭阁。纪念哈利·鲁斯博士的湖心岛后来也成了这些景色之一，那是由他的儿子亨利·鲁斯倡议的。另一处景色是那音色清亮的古刹大钟，这铜钟现仍在校园里鸣响报时。后来，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

司徒雷登所说的水塔就是我们今天再熟悉不过的博雅塔，博雅塔以其挺拔雄健的身姿为燕园增添了无限风光，是使用功能、艺术造型、环境协调三方面高度统一的杰作。而湖心岛周围的水域就是未名湖。湖光潋滟，塔影婆娑，湖光塔影的美景也就成为燕园旖旎风光中最有魅力的胜景。当时在未名湖的周围，布置了很多景点，“从附近荒芜的圆明园遗址移来”的“奇碑异石”中，想来就应该有现在位于未名湖北岸的诗碑，上面所刻文字为：“画舫平临岸阔，飞楼俯映柳荫多”，“夹镜光澄风四面，垂虹影界水中央”。这两副楹联并非专为未名湖而作，但用来形容未名湖一带的景色却十分恰当，可谓天作之合。至于新建的楼台亭阁就多不胜举了。

然而，如此灵动的去处险些与我们擦肩而过。

据说在最初的燕园规划当中，亨利·墨菲并没有将未名湖列入其内，这个以“未名”而知名的不规则小湖原本是淑春园中最大的水体，但在当时已经淤积成一片稻田。睿王的后人听任附近农民在其中耕耘，更令湖的轮廓变得难以辨识。

出于资金方面的考虑与对校园土地利用最大化的追求，墨菲强烈反对恢复湖水原貌。这一问题在燕京大学校园规划会议上历经多方讨论，但始终争执不下。

最终，在1924年8月8日校长司徒雷登一锤定音，决定排除种种困难保留小湖的原貌。事后，他曾委婉地说，当年整个夏天他“愈来愈觉得如果我们填塞了那个湖将会犯下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也曾这样写道：“经过必要的修整后，这个小湖将会是有自然风致的一个去处，失去它将是很大的遗憾。”

至此，这个注定后来名声大噪的小湖——未名湖在燕园的规划图上终于有了它的一席之地，也为后世“一塔湖图”的校园胜景奠定了基础。

虽然燕京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是美国基督教“整个传统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本质上带有“文化侵略”的色彩，但不容否认的是，它在客观上为当时的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的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而美丽的燕园就是其中的精华。

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告别城内的沙滩红楼，迁入燕园。从此，美丽的燕园就成为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校园。此后，在未名湖的南岸，又修建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图书馆与未名湖、博雅塔一起，成为燕园风景区的核心部分。因此，人们也以“一塔湖图”来概括燕园的风景（也有人戏言北大美得“一塌糊涂”），语虽诙谐，却也恰切。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历史的风雨沧桑，燕园的湖光塔影、一草一木、一亭一碑都已经内化为一种宝贵的精神文化象征，熏染陶冶着一代又一代北大学人的精神气质，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在这里漫步和沉思。不论岁月如何变迁，湖光塔影的烙印总会深深印在每一位在这里学习和生活过的人的内心深处。

（文/杨虎 张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