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文献综述

国内有关于产业结构演进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其中刘伟，杨云龙（1987)在《中国产业经济分析》中考察了中国产业结构和中国产业组织的状态，并对中国经济发展所达到的历史阶段做出了判断，两位学者（1992)在《工业化与市场化：中国三次产业发展的双重历史使命》中也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进行了分析。夏明（2002)在其文章中也赞同这种双重使命的观点，并以1981年作为起始年份，1997年作为目标年份，运用1997年投入产出表，将结构变动因素用SDA方法分解为：增加值率、技术变动、需求结构、需求总量四部分进行分析，得出中国在1981年至1990年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轻工业，而在1990年至1997年间主要依靠重工业的结论。并且刘伟（1995)在其著作《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中，考察了在经济发展史中工业化加速时期产业结构的特征及其演进规律，力图为中国当时产业结构转换提供可靠的历史根据。在经过了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后，刘伟（2009)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分析，说明了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是农业的比重不断降低，第二产业比重从降低到上升、第三产业逐步提高这一事实变化，文章指出通过提高经济效率、体制创新、技术进步等手段才能保持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当前，我国处于中等收入向中上等收入过渡的阶段，刘伟，蔡志洲（2014)在其研究中通过与其他国家进行比对，发现当前我国在人均收入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并且刘伟（2013)指出由于“要素反效率配置“抑制了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增长，从而产生了产业结构失衡与初次分配的扭曲，结合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逐渐放缓的现状，表明经济发展不仅要重视量的扩大而是要注重质的提升，其关键就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依靠制度创新。

在分析就业结构方面，刘伟，蔡志洲（2014)在其研究中表明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已经呈现出现代经济结构的特征，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将会继续下降，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继续增长，但其速度在减小，预计到2020年左右达到三分之一左右停止，而第三产业则会稳定的增长。

在对产业结构演进的研究过程中，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是工业化进程中供给结构的转变。刘伟，张辉（2008)将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分解，度量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测算得出结论，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产业结构变迁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下降。刘伟，张辉，黄泽华（2008)在分析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建立了有效的产业高度衡量指标，从产业结构高度与工业化进程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地区之间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刘伟，张辉（2013)指出国家经济地位的实质性改变，需要经济结构的转型，通过对我国产业结构高度的测算，认为我国从1998年开始进入了产业结构演进高度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并且在2010年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的三分之二，并且尽管我国产业结构高度的演进存在一定的时滞，但其与经济增长的进程基本吻合。

与供给结构相对应的，是工业化进程中需求结构的转变。其中需求结构可以分为中间需求结构和最终需求结构。

在研究中间消耗与中间需求方面。刘伟，蔡志洲（2008)利用1987年、1990年、1992年、1995年、1997年、2000年和2002年投入产出表，对中国中间消耗水平做了时间序列分析、趋势分析，研究了在这一期间国民经济中间消耗水平的变化，并且将研究的对象细化至第二产业内部和资源能源产业。两位学者指出技术进步可以于降低中间消耗和促进经济增长，但由于成本价格上升的幅度大于产品价格并且中间消耗较大的重工业部门的比重在提高，所以从数据上看，国民经济中间消耗水平是上升的。此外，文章还从中间需求结构变化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演进，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降低中间消耗的具体建议。

廖婧琳（2011)运用了Savona M， Lorentz A(2006)在文章中的结构分析法，将投入产出模型分解为中间需求的变动（技术进步）、消费拉动、投资和净出口，结果显示现代服务业的增长速度要快于传统服务业，而在产业结构演进上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是与其他产业的关联程度不高，分析表明服务业的发展是靠消费拉动的，而中国由于居民收入分配的原因导致了消费不足。

赵进文，温宇静（2004)运用投入产出表，将时间划分为三个阶段，对1990年以来中国产业结构进行了定量分析，在对投入产出基本模型处理时，将最终需求中的投资部分当作延期中间需求进行计算，之后对投入产出基本模型进行差分，认为中国产业结构变动明显，这种变动多为产业扩张性的作用，并判断中国仍处于工业化过程中，指出应当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来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

郝正亚，王建忠，甄建岗（2007)从居民消费结构入手分析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对于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指出当前消费结构的不合理会制约产业结构的演进。

在研究最终需求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方面。刘伟，蔡志洲（2009)从最终需求的角度，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做了分析，指出了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是导致国内需求失衡的原因，并表明中国的消费需求的增长乏力，有五个方面的原因：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社会收入分配关系发展失衡、居民家庭消费预期变化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滞后、城乡差异扩大以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主要是投资领域而对居民消费的调节有限。刘伟，蔡志洲（2010)还将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问题深入到国内总需求结构进行了分析，提出当前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主要是由于投资与消费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并给出扩大内需、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途径是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刘伟，蔡志洲（2014)最新的研究成果中指出，当前我国处于需求结构优化的关键时期，在最终需求方面，应当放慢投资的增长速度，增加居民消费、政府消费，这样可以让人民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在贸易结构方面，既需要贸易规模的扩大，也要注重出口产品在国内加工链的延长，从而使其对经济增长有更大的贡献。

刘瑞翔，安同良（2011)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从1987—2007年最终需求视角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运用SDA方法将中国的经济增长分解为国内消费需求变动效应、投资需求变动效应、出口需求变动效应、增加值率变动效应、中间投入结构变动效应，并最终得出结论：最终需求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呈现下降趋势，当前经济的生产诱发重心主要在工业部门，且迅速地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移；文章指出，在1987年—2007年间中国经济的依存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本质上经历了从“内需依存型“向“出口导向型“的转变；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最终需求的拉动，但动力来源结构在此期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沈利生（2011)将最终需求结构和中国产业结构相结合，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建立关系，研究最终需求对于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文章认为，最终需求与产业结构关系密切，“从表面上看，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来源于三次产业增加值增长率的不同，追根溯源，却是来源于同期最终需求结构的变化”^[1]，表明最终需求结构是产业结构演进的直接因素，所以其变动对产业结构演进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文章在研究的过程中做了情景分析，结果显示最终需求结构的变动，对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没有多少影响，但是对各个产业的影响比较显著。总结并得出结论，要达到发展第三产业的目标，必须要加大最终消费占最终需求的比重。陈强等（2012)也指出三大最终需求是促进产业结构演变的直接推动力。其中投资、消费分别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而出口的增长可以促进服务贸易的增长。

周东，韩君玲（2012)利用1997年、2002年、 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了最终需求各项生产诱发系数和生产诱发依存度并根据同比例增长的偏离DPG(Deviation from Proportional Growth)要因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结果显示，在此期间出口始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并且政府消费与技术进步分别在前后阶段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不明显。

马晓河（2010)在文章中对当前中国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状况做出了分析，通过对典型国家转型的经验教训，指出产业结构演变是与需求结构相联系的，而成功迈过的途径是调整国内需求结构，增加国内消费，同时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从低端向高端转化，使国民经济从外需导向转向内需导向型产业结构。

段先盛（2010)运用1995年、1997年、2000年、2002年和2005年的投入产出表及SDA方法，分析了中间生产和最终需求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通过计算并对比分析各产业中间生产系数、各产业中间生产结构系数、最终需求产业分布系数，得出结论：本产业中间生产结构系数的变化和最终需求本产业分布系数的变化会引起产业份额的同方向变化，而产业间中间生产结构系数的变化和最终需求产业分布系数的变化会引起产业份额的反方向变化。而姜涛（2008)也用SDA方法以及投入产出表进行了相关研究，不同之处在于SDA分解方式有所不同，并且更加细化地将最终消费分解为最终消费水平变动和最终消费结构变动。两位作者在最后都指出，最终需求结构的变动已经成为产业结构演进最重要的推动力。

吴畏（2008)从最终需求的角度，运用1997年、2002年、2005年投入产出表对依存度系数和诱发系数进行了测算，并且将最终需求进行了分解，详细地讨论了最终消费、资本形成以及进出口对于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其中提到了农业对最终消费需求的依赖程度比较高。

中国投入产出学会课题组（2006，2007)计算了基于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讨论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关联度问题，并给出了合理的政策建议。利用1997年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计算有关系数，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消费拉动的作用比较小，在产业结构演进的问题上指出重工业化特征比较明显。最后从需求结构的角度，利用了里昂惕夫逆矩阵的归因矩阵分析了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认为中国产业结构转向高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但城乡居民消费还有一定差距，并且消费在服务业中的比重正在加大。

毛剑锋（2005)利用1997年和2002年投入产出表，按照刘起运（2001)对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的改进，测算了国民经济17个产业部门的相关指标，得出结论，第一产业不是中国主导产业、所有主导产业都属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正在发展的结论。

刘小渝（2002)在其博士论文中，对于产业结构理论的思想渊源、概念界定以及该理论的现状和发展做出了详细的阐述，为分析产业结构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现实基础上，对当前三次产业的产值、增长率、投入结构、产出结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运用投入产出表，计算了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找出影响中国产业结构的因素，提出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思路。

杨斌斌（2002)从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出发，并加入产业关联交叉分析对于产业结构的演进进行研究。

在研究技术进步对于产业结构演进的方面。李景华（2007)研究了在投入产出模型基础上进行技术进步测算的方法，其认为狭义的技术进步可以定义为生产中消耗的减少。在计算的过程中主要应用了完全消耗关系，测算了1987年至1995年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0.17%。陈岩，李兴绪（2010)在其文章中也做了相关研究，着重讨论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得到的结果表明1997年至2002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18%。两篇文章的结果表明，在此期间，中国的技术进步对于中国长期高速的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宋瑞礼（2011)利用不变价投入产出表及D-N转化矩阵将最终需求结构与增加值结构相联系，得出结论：最终需求的扩张，尤其是居民消费的扩张是导致增加值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而技术进步对于各个产业的作用方向不同也是一定的影响因素。

在产业关联理论方面。王岳平（2000)利用投入产出关联分析来研究产业结构演进的问题，并指出这一方法是深刻揭示产业结构变动内在机理的重要方法。蒋燕，胡日东（2005)利用1995年、1997年以及2000年的投入产出表，研究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关联程度及其变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二产业容易受到需求压力，这样对经济发展有较大的制约作用。而农业的生产对其他产业部门的波及程度较小，社会生产的辐射作用不明显。而第三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处于平均水平，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之后王岳平，葛岳静（2007)利用2002年投入产出表，通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诱发系数等指标，并应用了钱纳里提出的总体产业关联度分析了当前中国产业结构的关联特征，并在结论中从最终需求的角度详细说明了各经济部门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

董琨（2004)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运用了动态投入产出法，从产业关联理论上，分析了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最终需求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技术处理上，应用了RAS修正法对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做出了预测，且提出了方法的改进，并做出了对比。

孟彦菊，向蓉美（2010)运用基于投入产出表的面板数据，建立分部门居民消费模型，将计量模型与投入产出模型分析方法相结合，以降低投入产出模型的静态限制，并对其确定性进行扩展，再利用计量模型的相关性质及预测功能，对产业结构以及产业关联程度做出分析。并得出结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逐年减弱。

在研究区域间产业结构演进方面。刘刚，陈刚（2008)利用199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研究了产业关联理论中的区域间产业关联问题，从最终需求的角度说明了区域间经济中消费对于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拉动作用。刘刚（2009)以最终需求为基础，从不同区域产业结构和跨区域产业两个方面，研究了中国区域产业结构差异的相关问题，结果表明不同区域的消费、投资和出口对于产业结构演进差异有明显影响，提出要采用这三者相联系的方式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黄伟等（2005)利用自己研制的2000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将中国划分为5个区域，设立区域间投入产出联结模型，研究了中国地区之间最终需求相互带动的影响，认为东部、中部和西南地区最终需求对于自身的拉动能力比较强，出口对于东部的拉动能力最大，经济发达地区对于欠发达地区的拉动作用欠缺。

在近几年的研究中，国外学者也对中国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的演进产生了兴趣，并从最终需求结构角度得出了相应的结论。Callaghan(2002)等利用1987—1997年的数据，通过SDA方法对进行产业结构的分析，结果表明最终需求的扩大是中国经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快速增长的驱动力。

[1] 沈利生：《最终需求结构变动怎样影响产业结构变动——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