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化程度逐步加深以及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与长足的进步。从1978年到201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到9.7%,到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8.91万亿元人民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03万元人民币。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蓬勃发展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2—1996年),中国迎来了一段长期、稳定、高速的增长,以12.4%的平均增长速度使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快速推进了工业化进程。进入21世纪后,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以11.3%的平均增长速度开启了工业化加速时期,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但是,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逐渐放缓,“这种经济增长率的放缓,既有外部因素变化的影响(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也有经济周期的原因(2007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4.2%,客观上经济增长有回调的要求)。[1]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体现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因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不仅表现为经济总量的扩大,还具有不同的结构性特征。在我国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由于可持续增长和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需要经济增长更加重视质的提高而不仅仅是量的扩张,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的必要性,这种现象也有利于我国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刘伟,蔡志洲 2014)。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
在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时,从“量“的角度来看,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来度量;从“质“的角度来看,可以用经济结构指标,包括产业结构、投入结构等进行评价。其中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加标志着经济增长,而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提升才标志着经济发展。所以产业结构的演进,是一国经济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体现。
从纵向来看,中国经济处于工业化加速的后期[2];从横向来看,201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50251元人民币,按照汇率法换算成美元,为8120.54美元,[3]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划分标准,4126至12735美元之间为中上等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所以当前中国正处在由中上等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跨越阶段,即从小康社会步入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4]在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会陷入一个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即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在工业化加速期的快速发展中所积聚的社会矛盾加深、收入分配差距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剧增等因素,导致的经济增长回落甚至停滞的一种状态。成功穿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与质量,其本质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就在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优化。
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中,经济发展大都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不同的发展阶段中产业结构都呈现出各自的特点。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使其适应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而经济发展又会带动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间相互流动,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这种良性循环所产生的结构效应可以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也可以促进经济长期、稳定、有效的增长。
从中国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来看,自1978年以来,在增加值结构方面,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比重由1978年的27.7%下降到2015年的8.8%;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比重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到2015年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40.9%;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比重不断提高,发展迅猛,由1978年的24.6%上升到2015年的50.2%。特别是在2013年,第三产业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表明第三产业在新时期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正在逐渐替代第二产业成为产业结构中的主导产业,而在第二产业内部轻工业部门的比重在降低,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制造业的比重在上升,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加速后期的结构特征。
在就业结构方面,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2015年的28.3%,表明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量富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中转出;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由1978年的17.3%上升到2015年的29.3%,说明在工业化进程中第二产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以支撑第二产业的增长;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在2015年达到42.4%,比1978年增加了30个百分点,由于第三产业发展快、部门多、分类广,从而成了新时期吸纳就业劳动力的重要产业。
上述这种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即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无论是增加值结构还是就业结构,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最大,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最小。同时也符合库兹涅茨结合多国发展的历程和经验所总结出的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即“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越来越小,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份额逐步增加,三次产业结构中劳动力有着同样的变化趋势。[5]可以看出,到2013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呈现出现代经济结构的特征,即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降低,第二产业稳步增长,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其中在第二产业中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制造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并且第三产业正在逐渐替代第二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这是中国在高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结构不断演进和提升的结果。
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特征,一方面是从增加值结构、就业结构等生产结构,另一方面则是从需求结构这种支出结构来衡量。需求结构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机理在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由于经济增长,国民收入会不断增加,恩格尔定律表明,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在满足购买食物的需求之后,居民不再仅仅满足于解决温饱从而提升其消费层次,所以其他需求也将提高,这种变化会导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从而产生需求结构的变化。需求要想成功转变为消费,就要求供给结构适应这种需求结构的变化,近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所以在市场机制下,产业结构演进传导机理的源头便是需求结构的变动。需求结构变动会导致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动,商品价格的变动逐步扩大,导致产业间相对收益的变动,进而投资结构会发生变动,投资结构的变化又会直接造成相关要素在产业间进行流动,最终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动。当产业结构根据需求结构变动后,所产生的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将需求转化为消费,带来的收益产生增加值的变动,进而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增长又会增加国民收入,又会反过来创造新的实际需求和激发潜在需求,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互动,如图1.1所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需求结构变动是导致产业结构演进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之后,需求结构是否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将会直接影响到产业结构的演进和经济增长。所以在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除了关注供给结构的调整,更应该注重需求结构的转变,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顺应经济增长的要求,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图1.1 需求结构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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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结构包括中间需求结构和最终需求结构。中间需求主要反映了生产活动中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经济关系。当前在工业化加速的后期,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特征表现为中间需求比重扩张,其中工业制造业的中间需求比重较大,使得产业间的关联程度加大,从而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中间需求的比重扩大,主要是工业制造业发展的自身需求和满足加大对外贸易的需要。当发展中国家处在工业化加速后期时,会由于制度创新滞后、成本攀升、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内需不足等原因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当遭遇世界经济周期性衰退时,由于发展中国家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相应的产业结构所决定的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对外贸易会受阻,从而会影响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所以应当通过对中间需求结构的调整,提高生产效率、改善自身的贸易结构,进而避免对贸易的过度依赖而受制于国际市场。
而产业结构演进主要由最终需求所驱动,最终需求结构的变动诱发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最终需求包括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其中,最终消费又包括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政府消费。资本形成分为固定资本形成、存货增加;净出口是指货物和服务净出口。1978年到2015年间,我国的最终需求不断变化,其中最终消费占最终需求的比重由61.44%下降到51.82%。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始终在70%以上;经过37年的发展,农村居民消费与城镇居民消费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农村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从48.92%下降到16.33%,城镇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从29.86%上升到57.10%。资本形成占最终需求的比重由38.87%上升到44.75%。其中固定资本形成占资本形成的比重在2015年达到96.38%。净出口占最终需求的比重在2007年达到8.62%,之后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而锐减,到2015年为3.43%。可以看出从1978年到2015年间,最终需求结构中,最终消费的比重始终高于资本形成,而其中由于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城镇居民消费的比重远高于农村居民消费,所以应当着重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以达到扩大内需的目的。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在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国家将产业结构调整作为重中之重,明确指出要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使农业基础进一步巩固、工业结构继续优化、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取得突破,从而建立现代产业体系。
为了应对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新局面、新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原则。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6]2016年1月26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变化。[7]
2016年12月4日至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会议指出,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其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从生产领域入手,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最终达到产业结构优化与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阐述,可以看出,当前应从需求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把握发展新特征,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从而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终目标。
[1] 刘伟,蔡志洲. 产业结构演进中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基于中国2000—2013年经验的分析[J]. 学术月刊,2014年6月第六卷.
[2] 历史的看,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当前中国处于工业化加速的后期,同时,现阶段也是由发展中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过渡阶段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初期。
[3] 即按照三年平均汇率计算。
[4] 世界银行业按照人均国民收入(人均GNI)来划分不同发展阶段的,但由于绝大多数国家的GDP和GNI高度一致,而从数据应用的广泛性和可得性来说,GDP指标要优于GNI,所以在进行国际比较时用人均GDP代替人均GNI。可参见:张德荣。“中等收入陷阱“发生机理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J].经济研究,2013年第9期。
[5] 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11页。
[6] 新华网: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会议,2015年11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10/c_1117099263.htm。
[7] 新华网: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会议,2016年1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26/c_111790408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