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理论依据与文献综述

2.1 研究的理论依据

2.1.1 产业的概念

对于产业的认识及定义，无论在经济史上还是在经济思想史上都是有深刻分歧的。在柏拉图时代，只有生产性的行业才可以称之为产业。而在基督教发展初期的中世纪时代，由于严苛的教义与禁欲主义的束缚，所以对追求财富的生产行为在价值取向上是一概否定的，导致了当时只强调分配和消费，没有对产业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思考。直到新教教义的出现使得人们在思想上对于财富的追求有了信仰上的许可。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的兴起，才使得人们认识到商业、农业都是产业。而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以工业制造业为主的行业也逐渐被经济学家定义为是具有生产性的产业。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导致1929—1933年大危机的爆发，使得人们认识到生活中所需要的服务性行业也是具有生产性的企业。所以，产业是指生产性企业、行业、部门的某种集合，按照不同的集合标准，便有不同的产业划分。产业具有以下三点特征：（1) 产业包含国民经济中物质生产部门和服务提供部门，是具有生产性的。(2) 产业是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3) 产业的发展与社会分工和国民经济发展是相互促进的。

2.1.2 产业结构的概念

结构是指某个整体或体系中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与排列状态。将这一概念应用于经济学领域，与产业相结合，在20世纪40年代衍生出产业结构的概念。产业结构是指在特定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及相互间的经济联系。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实际上包含三个层次：（1) 各个产业与经济整体的比例关系；(2)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和技术关系；(3) 各自产业内部的各行业部门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从供给方面来看，产业结构包括产品结构、部门投入产出结构、技术结构、增加值结构、就业结构、要素结构等；从需求方面看，产业结构体现消费结构、收入分配结构、进出口结构等（刘伟，张辉2013)。

2.1.3 产业结构理论综述

(一）产业结构理论的思想渊源

产业结构理论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1672)在其著作《政治算术》中指出“工业比农业、商业比工业附加值高^[1]，从而得出劳动力必须由农业转向工业、由工业转向商业的结论。这一结论表明了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机制，其本质就是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而这种现象就是产业结构演进中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过程。

18世纪中叶，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在其著作《经济表》(1758)和《经济表分析》(1766)中根据他所创立的“纯产品“学说，对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进行了分析。他将社会阶级结构划分为生产阶级和非生产阶级，其中生产阶级是可以生产“纯产品“的阶级，主要从事的是农业；而非生产阶级是不生产“纯产品“的阶级，主要从事的是商业。由于阶级的不同而产生的生产方式不同，导致出现了不同的产业，从而产生了产业结构的思想。

亚当·斯密（1776)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中通过对于四种投资方法的阐述，表明了各种投资之间存在相互关联的关系，并且指出增加国民财富的重点就在于提高经济结构的效率。

可以看出，这些早期的经济学家在各自的研究中都体现出了对于产业结构问题的关注，是产业结构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

(二）产业结构理论的形成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大危机的爆发，人们开始认识到产业结构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随着对三次产业划分体系的建立，产业结构理论开始逐步形成。

英籍新西兰经济学家费希尔（1935)在其著作《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中认为人类的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初级生产阶段，人类最初从自然界获取产品；第二阶段，对自然物质进行加工或再加工；第三阶段，大量的资本与劳动进入非物质生产部门。据此他首次提出了三次产业的概念，这一革命性的划分，为产业结构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随后的研究在此基础之上逐渐深入，将国民收入与产业结构相结合。克拉克（1940)在其著作《经济发展条件》中进一步对三次产业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即第一产业直接利用自然资源进行生产，第二产业在财富转移的过程中不直接利用自然资源进行生产，而除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之外的为第三产业，这类产业称为服务业。并且其通过对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进行分析，提出的“克拉克法则“即“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后，劳动力便又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2]，指出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结构变化与人均收入有着重要的联系。之后库兹涅茨（1941)在《国民收入及其构成》中也表明国民收入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

(三）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

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源于各国经济学家将此前形成的理论应用于现实的经济发展中，尤其是在实践中结合了各国工业化的进程，使得产业结构理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1935)根据本国棉纺织业发展的历史，总结出了“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说“。该理论认为后起国可以利用国际间的产业转移，通过引进先进的产品，随后对其生产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利用本国的低成本进行国内生产再出口，以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发展。

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1931)在《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中提出了霍夫曼比例和霍夫曼工业化经验法，这一理论对于研究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演进有着重要的作用。他通过构建霍夫曼比例，对制造业中的消费资料工业生产与资本资料工业生产的比重来研究在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依此将工业化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并提出随着工业化进行，这一比例将呈下降趋势，最后资本资料工业会成为主导产业部门。实际上，霍夫曼的理论阐述的是一国工业由轻工业演进到重工业的过程。其研究成果对于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和广泛的影响力，至今仍是许多国家或地区判断工业化进程的标准。

俄裔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1936)在《美国经济制度中投入产出数量关系》中创立了投入产出分析法，为产业结构理论分析提供了一种实用、有效的方法。随后里昂惕夫（1941，1953，1966)，又利用其编制的1919年和1929年投入产出表，在《美国经济结构，1919—1929》中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并在随后的著作《美国经济结构研究：投入产出分析中理论和经验的探索》和《投入——产出经济学论文集》中建立了投入产出分析体系，将经济的整体与部门相联系，研究其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技术进步等对产业结构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影响。里昂惕夫的产业结构理论与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为各国研究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对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俄裔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1934、1966、1971)在其重要著作《工业和贸易的季节性波动》《现代经济增长：速率、结构和扩展》《各国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中从经济总量出发，通过对西方国家的长期经济变化趋势的分析，得出结论：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动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主要是由于消费结构、投资结构、贸易结构的变动以及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并由此导致了产业结构的演进。他指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演进会遵循这样的规律：农业的比重将会下降，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将会上升。在产业结构演进的原因中，他根据资源禀赋理论以及国际分工的变化，分析了对外贸易与国内经济存在重要的关系，认为贸易结构是影响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因素。他表明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各生产要素在国际间流动，各国通过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建立相应的贸易结构，并且为了获取更多的收获，会根据国际形势来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从而改善贸易结构。此外，库兹涅茨还通过对于人均收入以及三次产业产值的界定，将工业化的进程划分为六个阶段：工业化前的时期、准备时期、工业化实现时期、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工业化后的时期、稳定增长阶段，为各国在判别产业结构演进以及工业化进程提供了科学的标准。

随着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在研究方面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1954)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的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利用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以阐述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后，刘易斯（1958)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影响经济发展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重点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研究了产业结构的相关问题。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强大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弱小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组成，据此他提出三个关键假设：（1) 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将其划分为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传统部门（农业）和劳动生产率较高现代部门（工业）；(2) 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劳动力无限供给，城市中存在充分就业；(3) 现代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过程中实际工资水平不变。其理论的机理在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现代部门产出不断增大，但是由于实际工资水平不变，所以不断产生利润，生产者将利润继续投入进行扩大再生产，创造出更多的利润继而可以继续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个过程会一直进行到现代部门完全吸收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其理论讨论的不仅仅是劳动力转移，而是一种结构的演进，在此过程中现代部门不断扩大、传统部门不断缩小，逐渐由不发达经济向发达经济转变，这是一个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过渡的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但是，由于此模型的理论假设过于严格，所以托达罗（1970)指出“虽然刘易斯的两部门发展模型既简单又与西方国家历史上的经济增长经验大体一致，但是这种理论的三个关键的假设条件并不适合当代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制度与经济现实。^[3]而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1961)认为刘易斯的理论中忽略了农业的发展对于工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并通过修改相关假设建立了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从动态的角度研究了农业与工业的均衡增长，使二元经济理论进一步发展。之后美国经济学家戴尔·乔根森（1969)利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通过强调市场机制在二元经济结构中的重要作用，阐述了农业经济发展对于工业经济发展的意义。加拿大经济学家希金斯（1959)在《经济发展：原理、问题和政策》中对不发达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进行了研究，阐述了先进部门与原有部门分别采取资本密集型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

尽管这些模型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仍然在产业结构演进的理论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发展中国家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加速发展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和城镇化提供了启示性的意义。

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1960，1971)利用历史阶段分析法、部门分析法、制度分析方法在其著作《经济成长阶段》《政治与增长阶段》中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了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他认为通过这些阶段之间的关联，可以实现利用产业结构的演进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在对于阶段的分析中，他指出“起飞被定义为一场工业革命“，强调了“起飞阶段“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意义。并且罗斯托特别强调了产业内部各部门以及主导部门的变动对于产业结构演进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一个或几个新的制造业部门的迅速增长是经济转变的强有力的、核心的引擎^[4]，所以可以通过主导产业的扩散，发挥其带动效应，从而提高经济发展速度。

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塞尔奎因对于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对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进行了精确的定量计算，划分了发展阶段，总结了产业结构演进的判别标准，为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钱纳里与克拉克（1959)在合作编写的《产业关联经济学》中，利用投入产出模型，阐述了产业间的关联关系。而在其与塞尔奎因（1975)编写的《发展的模式：1950—1970》中，利用101个国家和地区20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产业部门的产出结构与就业机构的数量关系，从而总结出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经济结构演变规律，得出了产业结构高度的“标准结构“，这一标准被后来的研究广泛应用。并且首次对中间需求率进行了分析，通过中间需求与最终需求的比例研究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需求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在最终需求对于产业结构演进影响和结构分解方面，钱纳里所提出的结构分解分析（SDA)使产业结构的分析得以加深。钱纳里、塞尔奎因（1989)在其著作《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对产业结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产业结构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出口贸易中的初级产品将会逐步减少。钱纳里还总结出了“多国模型“，在不同国家之间建立了判别标准，各国可以通过与该标准对比来判别其在产业结构演进中的阶段。他以几个年份的美元作为基准价格，按照人均收入水平，将工业化进程划分为六个阶段：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初级阶段、工业化中级阶段、工业化高级阶段、发达经济初级阶段、发达经济高级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为准工业化阶段，第二到第四阶段为工业化阶段，第五、第六阶段为后工业化阶段。

钱纳里的产业结构理论为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分析其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提供了规范、权威的参考标准，也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制定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和经济发展目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赫希曼（1958)在其著作《经济发展战略》中，创建了不平衡增长学说，否定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必须按照一个谨慎控制的平衡增长路径的论断，对此，他指出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应当重点发展一些产业，并提出了产业关联理论和有效次序理论，其创立的赫希曼判别标准，现在仍然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关联的重要标准。

通过以上的理论阐述，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理论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和丰富的理论研究，西方经济学家多采用实证分析与经验总结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产业结构的演进。总结起来，可以发现产业结构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及产业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结构关系变化对于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经济发展间的相互影响（刘伟，2012)。而产业结构分析具有以下五点特征：（1) 产业结构分析所考察的对象是“产业“，而产业具有历史性和发展性；(2) 产业结构分析有别于微观、宏观分析，也不同于部门经济分析，研究重点在于分析产业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集合性；(3) 产业结构分析是一种长期分析。产业结构分析既包含产业间“量“的关系、“质“的关系，又包含产业间及部门间的投入产出关联关系，“量“的关系在于分析产业间数量比例关系及其变动，“质“的关系在于分析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历史逻辑，部门间的关系则是“分析在技术上相关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设计的主要是结构演进与社会在生产过程的统一性^[5]；(4) 产业结构分析更注重的是经济发展质态的演进，强调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高度和效益的提升；(5) 产业结构分析直接服务于产业结构政策的需要，具有鲜明的实用性。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希望利用产业结构理论与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工业化和中国产业结构的演进，并根据研究成果和国际经验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所以下一节本书将对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与综述。

[1] 李善明等主编. 《外国经济学家辞典》[M]. 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

[2] Colin Clark.The Conditions ofEconomic Progress.Edition：3rd.MacMillan.1957.

[3] John R.Harris and Michael P.Todaro.“Migration，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A Two-Sector Analysi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0，No.1(1970)，pp.126—142.

[4] 罗斯托. 经济成长的阶段[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5] 刘伟. 《经济学教程——中国经济分析》[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