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还是“中国抉择”
时间：2018年12月28日
地点：北京
会议：财经战略年会2018：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回顾与展望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大家好！
我的发言是谈一下对“中国模式”与“中国抉择”这两个不同概念的理解。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觉得我所谈的这个问题，具有强烈的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特征及意义。
关于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前些年各个方面早有热议，观点不一。我在一次由某基金会组织的论坛上接触过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我也在一些场合发表过自己的一些看法。现在重温这些观点，我觉得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下面汇报一下我最基本的认识。
中国模式这一概念的落脚点在模式上，其内在含义是“一个在中国已有的、值得肯定的创新模式”。但讲到模式，我认为这个词在具体表述中的内在逻辑至少要包括3个方面：
第一，它是有别于既有模式的。如果说中国模式可以归入某种已经形成的模式，那用原来的概念来描述这种模式即可，而不必再另外提出“中国模式”这一概念。
第二，它要具备基本的稳定性。不要求多成熟，但至少要成形，若还处于变化中就把它称为模式，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当年主张此概念成立的学者又说，中国现在的表现还处于“史前阶段”——既然是“史前阶段”，就说明还没有进入可以放在某种模式或框架里进行肯定描述的、具有稳定性和成熟特征的阶段，那么这个概念只是有可能在未来提炼出来。
第三，它应具备有内涵的、实质性的内容，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其他主体在类似条件下仿效或者复制。把历史上一次性出现、其他主体完全无法仿效或者借鉴的东西勉强称为一种模式，对人类社会没有任何意义。当然，如果你得出的结论是经过比较研究后发现这个模式是一种要避免的“坏的模式”，那也可以算得上是有了一种意义，但这绝非中国社会这么多年来反复讨论的中国模式的视角和相关氛围。
如果再进一步看，我想在此重提邓小平当年考虑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时的一个基本判断，也就是“党和国家制度建设问题至关重要”，而制度建设要达到一个相对成熟和稳定的状态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也就代表着我们现在还存在种种不成熟，这种不成熟既表现在发展模式上，也表现在体制模式上。
在这个背景下继续讨论模式问题，对于某种经济社会的模式，我赞成有的学者强调的：要按照政治经济学的框架来把握。政治经济学的鼻祖是亚当·斯密，其在《国富论》中对经济学的称谓是“political economy”，所以人们后来一直沿用“政治经济学”的说法，只是再后来又出现了较为学术化的另外一个词“经济学”——economics。由此可见，如果从原理上向前追溯，经济学是从政治经济学发展而来。实际上，经济学是将国家政权的作用和经济资源的配置作为相互联系的一个系统来把握的。《国富论》中对国家的职能及国家发挥作用所必须运用的税收和国债等工具进行了专门研究，所以也被称为财政学的开山之作。我们不妨从这两个角度——政治的、经济的角度，对中国的模式做简要考察。
改革开放后，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改革；到党的十八大又加上“生态”，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一起称为“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多项制度建设里，也包含了政治建设，这些都与这个思路一脉相承——必须摒除传统体制模式里的弊病。直观来看，现在与我们政治生活相关的基本特征，已有巨大进步，但作为研究者，我认为这个过程还在继续展开。我们不能说中国已经在政治模式方面创新了一个稳定的新模式——如果现在做这个肯定性的描述，我认为是不符合我们现实生活中“五位一体”导向之下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这个基本事实的。
再从经济的视角观察。中国的经济模式，我认为其实还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确立的“我们也要搞市场经济”这个目标方向上演进。怎样在已经相对清楚的“市场经济”这个基础机制上，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借鉴、开拓和深化改革工作。我们最终能为市场经济模式贡献怎样的力量，使其发生可肯定的质变而形成一种新的模式，目前还远远说不清楚。“地方竞争”和从价格到其他方面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里的“双轨制”等，很多东西我们都还在尝试，且不得不尝试。邓小平当年说“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但我们在实践过程中还有很多困惑和纠结。大量一线工作人员乃至地方领导、企业领导，现在谁还说“闯”？大家对“试”都只是表态“要把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实际上，对于如何创新，都是你看我，我看你。对于这些纠结和困惑，如何化解？与此同时，我们在“试”的过程中还必须处理好“混合”问题。在所有制形式上，中央早已经明确，要将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将股份制框架之下的混合所有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把国有的股和非国有的股，公有的股和非公有的股，法人的股和自然人的股，员工的股和社会公众的股，充分混合起来。但怎么混合才能成功，我们还必须继续做大量的探索、改革和创新。中国在过去40多年里经历了快速发展，现在，我们依然有持续发展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但在成长性仍存的同时，各种矛盾也越来越凸显。这种矛盾凸显之下各种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风险和挑战，是我们要更加关注的问题。
所以，把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做了一个简要的勾画后，我的认识是：我们把中国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系统进行讨论，能否形成一个可称为“中国模式”的总和模式？这个火候显然是远远没有达到的。正如吴敬琏很早就提到的：我们将建立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当然，这有点非黑即白地“二选一”，但把这个极具挑战的问题放在认识框架里来看，他提出这一问题的意义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刚才我听到有专家讲环保，在此我也谈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环保法》修订后，有一种说法是：新的《环保法》“要长牙”这个目的达到了，而《环保法》最终要成为“铁嘴钢牙”，因为有的同志强调若做到“一分立法，九分监管”，中国的环保问题就能够解决了。我并不这么认为。《环保法》怎么执行？必须由人去执行，因此必须对这个人授权，因为只有公权在手他才能执行这一法律。另外，由人执法，就必须在全国各地设环保局、环保所，这些环保局、环保所的工作人员的管理半径能完全覆盖中国国土吗？如果完全覆盖，需要付出多大的行政成本？如果不能完全覆盖，那就变为能够覆盖的范围里你是“铁嘴钢牙”，覆盖不了的地方，对不起，照样是原来的状态。这是第一个问题。如果不惜行政成本，做到完全覆盖国土，第二个问题则紧接着出现：“铁嘴钢牙”的直观形式——真正执法，这一过程中，执法人员要与管理对象打交道，这时，“处关系”便发生了，关系处得好的，该执行的不执行；关系处得不好的，管理对象可能受憋，生产经营主体被逼入绝境，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问题。因此，怎么能说有了一部法律，这部法律加上了“铁嘴钢牙”，中国的环保问题就解决了呢？
实际上，真正解决环保问题，需要一套完整制度来安排。我们做经济研究特别需要探讨的是：有没有可能于统一市场内打造一种主要由经济参数形成的、以利益为导向的内生机制，促使千千万万个市场主体一方面有法律的约束；另外一方面有内生的积极性，使他们自己愿意千方百计地节能降耗、减排治污，以此促进环境的保护，这是中国面临的真正的问题。这些都与制度有关，与我们现在还很不成熟的、称不上模式的“混沌状态”如何向相对稳定的、可持续的现代“善治”模式接近的问题有关。
如果把政治、经济融合的问题提得再聚焦一些，可以提炼出一个称得上关系到民族复兴命运的哈姆雷特式“生存或死亡”层面的问题——改革到了“深水区”。我们现在讨论的很多基本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就在说，到现在还可以继续研究讨论，但实际的客观制约是，留给我们必须做出不可回避的决定性选择的时间和空间已经越收越紧，也就是说，“改革和社会问题在赛跑”。那么，有没有继续深化改革的切入点？我认为理论上可以做出3种可能的情景假设。
第一种假设，是寻求正面解决政治改革方案设计问题。但这个假设的理想主义色彩可能有些重。
第二种假设，先易后难。前些年我就注意到，有学者指出：“改革的时机应由政治家把握，但拖延不是出路。”这句话所指的就是配套改革。大家在不同场景下讲改革，表述似乎一致，但实质内容往往是不一致的。最根本的、真正的问题能不能抓到？对此众说纷纭。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能啃下什么“硬骨头”？我们能在攻坚克难方面推动什么？也都是大有可讨论之处的。
第三种假设，依宪治国。和我一样做财政研究的人员，多年前就注意到一个值得进一步发掘的改革潜力空间——民主、法治。1998年，我国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公共财政制度框架，随之而来的一个重要认识是如何借鉴国际经验。换言之，就是在推进公共财政（也是民生财政、服务于现代国家治理的现代财政）制度体系的建设过程中，能否以各方都难以拒绝的加强和优化管理来切入——现在中央反复强调预算管理要推进到绩效的全面考评，这是方方面面都难以拒绝的。那么，从加强管理的角度切入，改良式地在公共资源的配置上考虑：在承认公民权利平等和政治权力制衡的前提下，首先对公共资源配置的预算、税收等实行越来越规范、透明度不断提高的理财民主化、法治化，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民主化、法治化，最终实现依宪治国。这条道路所带来的社会震动和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较小，可操作性较高，我认为是我们作为研究者最值得重视也最有可能推进的路径。以一系列管理优化命题之下操作环节的进展，以整个社会较小的代价实现比较平稳的转轨和过渡，从而最终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攻坚克难任务，应该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条非常值得看重的推进道路。
所以，我的发言可归结为一句话：现阶段，我们更多的注意力应该集中于完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管理体制模式的转变、全面配套等大方向上的“中国抉择”，而不是陷于喋喋不休地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的“中国模式”。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