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全球价值链与服务外包的发展
第一节 服务外包的历史逻辑:国际分工的历史演变与发展
一、国际分工形式的历史演变
一般来说,国际分工指世界范围内各国(地区)之间的劳动分工,是各国生产者通过世界市场形成的劳动联系,是国际贸易和各国(地区)经济联系的基础。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分工从一国国内向国际延伸的结果,是生产社会化往国际化发展的趋势。
按照各国分工后贸易商品相对属性进行分类,国际分工可以从产业间分工、产品内分工和工序分工三个层次进行解构。
(一)产业间分工
产业间分工的逻辑起点是国家商品交换,是从国家的角度即宏观角度来分析世界商品流量变化、结构模式和福利效应的,其机制具体到参与分工的实体上,应该是各个产业,或者说是各个部门。
表1-1比较了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内涵和外延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如表1-1所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贸易格局的基本状况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型分工,而这种贸易发生在产业之间,所以属于典型的产业间分工。发达国家进口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在国内进行生产加工,并将工业制成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世界贸易的主要贸易形式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贸易”。
表1-1 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比较

资料来源:曾铮,王鹏.产品内分工理论的历史沿承及其范式嬗变 [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1): 86-91.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引起了国际分工的巨大变革。第一,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的比重上升。由于世界各国农业生产的比重长期下降,同时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农业的自给自足,使得传统的工业国家生产并出口工业制成品和农业国家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这种垂直分工模式被逐渐弱化。第二,产业内分工开始跨国进行。现代化运输、信息等手段的发展为一国产业内的分工跨越国界形成国际化的产业内分工提供了必要条件。第三,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成为主流。世界市场不断扩大,新产品不断涌现,产品的种类大大丰富,发达国家之间制成品贸易构成了世界贸易的主体。同时,科技革命的发展也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提供了现实基础。生产的标准化、柔性制造系统的出现和发展使得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提供了可能性。工厂的自动化技术不仅可以适用于发达国家的大型工业项目,还可以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型企业的生产。实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内的国际分工。第四,产业内分工成为主导的分工形式。科技的创新,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新兴产业和衰退产业之间的更替日趋频繁,为产业内分工和贸易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
(二)产品内分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国际贸易中中间产品的比重日趋增大,各国之间的贸易形式开始由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转向了产品内贸易。在国际经济学领域,学者们开始使用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的概念来描述当代国际分工体系的特征。
我们将产品内分工定义为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国家专业化于产品生产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包括不同工序、不同区段、不同零部件)的生产。从某种意义来讲,产品内分工实质是生产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区位选择,形成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分工体系。它既可以通过跨国公司内部交易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市场行为,寻求境外非关联企业来实现。产品内分工是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它可以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水平形的中间产品贸易,也可以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的国家之间垂直形的中间产品贸易。无论是横向扩展方式还是纵向延伸方式,其表现形态主要有加工贸易、代工生产(OEM)、贴牌制造(ODM)、境外投资(FDI)、国际外包、国际战略联盟等等。
(三)工序分工
产品内分工这个概念本身存在内在缺陷。因为,在全球工序分工中,整个生产链条由多个环节分工协作来完成,而且有先后的时间顺序,这个过程可以是连续或者非连续的,也会变得越来越长。整个生产链条的中间产品既可能是一个工序,也可能是一个产品。例如,生产一辆汽车,对于汽车生产过程而言,发动机是一道工序,但它也可以拿到市场上进行贸易,因为它也是一种产品。在这一概念的界定上,产品内分工理论存在模糊的因素,产生悖论的原因就在于产品和工序这两个概念没有区分得很清楚。这充分反映了产品内分工的界定存在模糊性,并未能将产品和工序这两个概念区分开。产品分工的外延过于宽泛,它既可以是最终产品也可以是中间产品贸易。在产品内分工相关理论中,还有很多对这国际贸易新形式的概念定义,比如零散化生产(fragmentation production)、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国际生产分割(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国际生产非一体化(international 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全球生产分享(global production sharing)、国际外包(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万花筒式比较优势(kaleidoscope comparative advantage)和价值链切片(slicing up the value chains),等等,但是这些定义都难以对分工及其贸易的现实特征进行刻画。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6)用工序贸易(tasks trading)代替其他概念和范畴,以描述生产国际化的深入和工序作为中间产品在国家间展开的现实国际分工与贸易特征。
工序是指一个(或一组)工人在一个工作地对一个(或几个)劳动对象连续进行生产活动的综合,是组成生产过程的基本单位。各类工序组合形成最终产品,并生成了一条具有相连关系的链式生产组织形式,这种生产组织关系在空间上延伸便形成了产业链。
这一产业链体现了某种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时空分离,通过跨越不同国家(地区)的工序形成生产联系,我们界定这种新型国际分工形式为工序分工(tasks specialization)。工序分工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①产品的生产由一个或多个不同的生产工序构成;②生产分布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工序跨越国界,实现国际分工;③至少有一个国家在工序生产过程中进口国外中间投入品,并且出口全部或部分最终产品或中间产品(Hummels et al., 2001)。
二、国际分工形式的比较
(一)产业间分工与产品内分工
产业间分工的理论主要是比较优势理论,其可以适用于解释产品内分工的现象。传统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来源于产业边界,而新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来源于价值链边界。
表1-2通过对比,界定了以产业间分工标准和产品内分工标准之间的关系。如表1-2所示,产业间分工的贸易主体是最终产品,而产业内分工的贸易主体是作为下阶段投入品的中间产品。产业内分工相较于产品间分工复杂,可以综合运用竞争优势理论、规模经济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等理论来解释其产生的基础。
表1-2 产业间分工与产品分工的比较

资料来源:曾铮,王鹏.产品内分工理论的历史沿承及其范式嬗变 [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1): 86-91.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产品内分工标准是在世界中间产品贸易盛行的背景下,对产业间分工标准的理论替代。但是,同时它又和产业间分工互为补充,客观反映了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不同类型的分工模式,二者之间具有互补和替代的关系。由此,产业间分工模式和产品内分工模式共同成为当代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基础。
(二)产品内分工与工序分工
随着第一次产业革命对于生产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产品内分工开始出现;在战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出现了可分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工序分工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交易成本下降的产物,与新兴市场国的出现紧密相关,成为当前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
表1-3具体比较了产品内分工和工序分工的概念范畴。产品内分工的主体性质为产品,主要是以实物形态的中间产品,不包括服务产品;此外在一定贸易统计标准下,还包括了一部分最终产品,以满足消费为直接目的又具有中间产品性质。工序分工主体性质是生产环节或工序,其主体范围是投入下一生产阶段所用的中间产品,不包括任何进入直接消费领域的产品,包括实物形态又包括生产性服务产品。
表1-3 产品内分工与工序分工的比较

资料来源:曾铮,王鹏.产品内分工理论的历史沿承及其范式嬗变 [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1): 86-91.
综上,工序分工的概念与产品内分工的概念相比,将贸易主体界定为工序和环节,能更加准确地描述国际化生产的现实,比较符合国际贸易纯理论的研究范式和基本内核,呈现出当代国际分工与贸易的新特征。有些学者从管理学的组织理论出发,提出以产业链分工角度来诠释新的国际分工模式,由此,全球价值链概念的界定进一步深化了工序分工与贸易理论。
三、全球价值链分工与服务外包
(一)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外包的产生
全球价值链主要描述了某种商品或服务,从生产到交货、消费和服务的一系列过程。从组织规模看,全球价值链包括参与了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性活动的全部主体;从地理分布来看,全球价值链必须具有全球性;从参与的主体看,有一体化企业、零售商、领导厂商、交钥匙供应商和零部件供应商。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了片段化生产(fragmented production),使得生产要素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可贸易服务数量大大增加,开始出现了外包。发达国家利用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国际化的趋势,大力发展外包产业,利用全球资源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而发展中国家以承接国外的制造外包及服务外包为切入点,积极谋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地位,不断调整经济发展战略。
由此,在世界范围内生产产品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生产产品的工序数量增多,过程变得复杂;二是空间上跨越国界进行产品生产,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生产服务形成产品价值;三是至少一个国家将国外进口投入品运用到工序生产中,生产出的最终产品的一部分或者中间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其中,第一个特征反映了“外包革命”的生产技术方式,可以归结为片段化生产(fragmented production),反映了现代产品生产中的工序分割属性;第二个特征反映了“外包革命”的生产组织方式,从经济学角度界定为离岸外包(offshoring),即借助外部市场来实现现代生产协作的一种组织方式;第三个特征反映了“外包革命”的分工贸易方式,从经济学角度界定为工序贸易(tasks trading)或者中间品贸易(intermediate goods trade),即以工序、中间品为主的贸易形式体现了现代生产分工贸易的显著特征。
1.生产技术方式:“片段化”生产
“外包革命”产品生产分工方式的主要特征是以产品内分工模式,而以价值链切片(slicing the value chain)为基准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产品内分工最重要的现实形式。在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全球价值链被分为了三个大的环节:其一是技术环节,包括研究与开发、创意设计、生产及加工技术的提高和技术培训等分环节;其二是生产环节,包括后勤采购、母板生产、系统生产、终端加工、测试、质量控制、包装和库存管理等分环节;其三是营销环节,或者称为市场环节,包括分销物流、批发及零售、广告及售后服务以及品牌管理等分环节
。正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及生产“可分技术”的实现,全球价值链的三个大环节开始空间分离,甚至其小的分环节也一一隔离,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分割生产,从而确立“片段化”生产(fragmented production)成为“外包革命”的基本生产技术方式
。
2.生产组织方式:离岸外包
“片段化”生产技术的成熟,使得跨国工序生产协调的成本大为降低。微观企业为了寻求低成本的竞争优势,集中公司的有限资源增强企业的核心业务和在市场竞争中的战略地位以及提高产品综合竞争优势,将非核心工序委托给离境的子公司或者外国境内的其他公司进行生产,从而形成“离岸外包”这种基本的生产组织方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信息技术外包(ITO)与业务流程外包(BPO)市场收入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5%左右。随着跨国公司离岸外包活动的迅速发展,世界范围内的生产组织开始扁平化(Flat-tened),各国的公司通过这个扁平的平台,联系在一起,“外包革命”成为推平世界的主要动力
。
3.分工贸易方式:工序贸易
随着全球生产链条分割以及与之适应的跨国公司外包活动的出现和盛行,产品的生产活动将在不同所有权主体和跨界区位展开。这样就必须有一种交易机制,将产品在世界范围的生产联结起来。为了实现这样的交易机制,跨国公司以市场交易、协议谈判和内部交易等多种形式为基础,通过企业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进行相应中间产品贸易,以有效整合全球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这种中间产品贸易形式和以往最终产品贸易最大的不同,是其贸易主体是产品生产中的工序半成品,一些经济学家形象地把它称之为工序贸易
。工序贸易的发展成为21世纪“外包革命”中世界贸易的主要方式,由此,工序贸易代表了“外包革命”时代世界分工贸易方式的本质特征。
(二)服务外包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服务外包作为一种新兴的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业态,正在全球蓬勃发展,已成为服务全球化和服务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深入参与国际分工,嵌入全球价值链,并实现工业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王红晓,2017)。
1.实现生产要素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
服务外包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了在研发、设计、物流、金融、人力资源、信息等服务上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产生服务业要素的跨境流动,扩大了生产和消费的规模,打破了空间和地域的限制,使得区域、行业、市场之间相互渗透、融合和依存,提高了服务效率,丰富了服务业态,推动了各国参与服务全球化的进程。
2.加速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和优化
服务外包构建了共享、共生、共赢、共创的产业生态链系统,发包企业成了全球服务网络体系中的领导者,生态链上聚集了各国众多的服务接包商。他们通过专业化的分工以及高中低端的定位,推动全球价值链的纵深发展以及全球市场的深度融合。
3.促进了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
服务外包通过发包方和接包方之间的长期、密切的合作,实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源和创新要素,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不断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突破传统升级路径的束缚,实现跨越式发展。比如,印度、爱尔兰大力发展软件外包,打破了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的传统升级路径,加快了经济国际化、信息化和服务化的进程。
4.提高了全球化的创新效率
服务外包利用全球研发设计和创新资源,大大缩短了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周期。发达国家往往采用“众包”方式,将研发设计外包给发展中国家,不仅节约了雇佣成本、防范了风险,而且能保持其全球领先地位,加快了创新速度。特别是,“众包”推动“众创”,公众的参与度不断提高,社会化创新体系的建立提升了创新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