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相关文献综述

（一）工资型技能溢价的典型事实

1999年，Katz和Autor对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和其他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中的发达国家的工资结构变化进行了回溯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1979—1995年，美国高中学历的劳动者（受教育年限为12年）的实际年收入下降了13.4%，高中以下学历的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少于12年）实际年收入下降了20.2%。而在此期间，拥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在16年及以上）的实际年收入上升了3.4%，更高学历水平的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在18年及以上）的实际年收入上升了14.0%。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早期的大学学历溢价（college premium，大学学历的工人收入/高中学历的工人收入）从45%上升至80%（Topel, 1997）。相关证据表明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高技能型劳动者与低技能型劳动者的工资差距呈现出了大幅上升的趋势。

劳动力相对收入变化的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美国，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以及瑞典等其他国家，相对收入也发生着相似的变化。例如，2001年，Gosling和Lemieux发现，1989—1998年，英国的大学学历溢价上升了14%。不过，并非所有发达国家的相对收入变化都和美国相似，只有英国的相对工资变化情况与美国相像。

技术进步对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影响则不是反映在工资水平的相对变化上，而是以失业这种令劳动者更难以接受的方式反映出对低技能型劳动者需求的减少。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的工资以比较温和的速度增长，但是失业率尤其是低技能型工人的失业率仍日益上升。

与此同时，工资差距的变化除了出现在发达国家，还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呈现出上升趋势。Robbins（1996）发现，墨西哥、哥伦比亚、乌拉圭、哥斯达黎加、马来西亚和智利等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型劳动者的相对收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其中，1980—1990年，智利的高技能型劳动者与低技能型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了56.4%; 1975—1985年，哥伦比亚，低技能型劳动者的收入相对于高技能型劳动者的收入下降了近2/3。Feenstra和Hanson（1997）的研究结果表明，1985—1989年，墨西哥的高技能型劳动者的工资溢价上升了15.0%。

（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内生性

在工资差距快速扩大的背景下，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的研究逐渐丰富。Appropriate Technology（适宜技术）的概念被Atkinson和Stiglitz（1969）第一次提出。当时的适宜技术也被翻译为“干中学”，它的意思是企业生产的要素配比要受到当时技术的约束，技术对于投入的劳动力技能有特定的要求。在此基础上，Atkinson和Stiglitz开始研究技术进步与劳动力技能结构之间的关系。他们后来的研究进一步提出了更准确的概念——“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Skill 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关于内生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的研究中，很多经济学者探寻着从技术—资本互补和资本—技能互补角度来阐释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1969年，由Griliches提出的资本—技能互补假说认为：由于高技能型劳动和低技能型劳动与物质资本的互补性存在差异，高技能型劳动者的互补性更高，所以不容易被替代；而低技能型劳动者的互补性低，所以当资本发生革新时特别容易被代替。Goldin和Katz 1998年的研究表明，在1910年以后，现实中就出现了技术与技能互补的现象。在此之后，技术与技能的互补现象加剧，工业化和资本密集产业的扩张促使对技能型劳动者的需求扩大。Galor和Tsidon（1996）通过构建包括内生的技术进步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的提高对于产出的影响及其影响的方向。Acemoglu（1998, 2002）的研究从美国教育政策入手，分析了技能型劳动者的供给量的变化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财政政策对于教育的大力支持使得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者快速增加。技能型劳动者供给的增加促进了技术的发展，从而加快了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与技能型劳动者供给量的变动是互补的。同时，这种由高技能型劳动者激发的技术进步又反作用于高技能型劳动者，进一步增加了对于高技能型劳动者的需求。国内对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研究起步较晚，理论研究方面主要有经济学者王林辉和董直庆在2010年对于我国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存在性的研究。在研究中，他们根据一些显性的特征对技术进步进行分类，将技术进步主要划分为三大类：中性技术进步、非中性技术进步和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三大类的技术进步均表现出了技能偏向的特征，都属于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

（三）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工资差距的主要机制

大量的与偏向型技术进步相关的研究指出，不同禀赋的劳动者与技术的互补性各有差异。例如受教育程度高、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突出天赋的劳动者能够更快更轻松地学习和使用新技术。同时，技术对于其使用者往往也有着知识和能力方面的要求。这就造成了技术进步将倾向于吸收高技能型的劳动者，同时“遗弃”低技能型的劳动者。这必然造成对高技能型劳动者需求的相对增加，从而使低技能型劳动者相对于高技能型劳动者的收入降低，同时可能出现低技能型劳动者失业的情况。这使得技能溢价和技能需求都随着技术进步而上升。

John（1992）等人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工资结构变化情况。他们发现美国经历了一个收入快速分化的阶段，具体表现为：技能型劳动者的收入与非技能型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快速拉大，从而造成了整体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此期间，技能型劳动者的收入有所上升，但更多的是因为低技能型劳动者收入的快速下降造成高技能型劳动者与低技能型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快速拉大。对电脑等其他智能机器的使用代替了大量低技能型劳动者的工作，以及其间美国工会组织的变化是低技能型劳动者收入变化的主要原因。

Dombusch et al.（2001）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劳动增强型模型。他们的研究指出：只要规模效益不变同时边际呈递减状态，收入将随着技术的增长同步增长。Howitt（1992）的研究证明：在新技术的开创和普及阶段，技术进步对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的收入的影响会通过技术的溢出效应和“干中学”效应发挥出来。Katz和Murphy（1992）通过一个简易的需求供给模型分析了劳动供给的相对变化和劳动需求的相对变化对于高技能型和低技能型劳动者相对收入的变化的影响。结果发现，仅仅通过高、低技能型劳动者的相对供给变化不能完全解释高、低技能型劳动者的相对收入变化，由技术进步引发的对高技能型劳动者和低技能型劳动者相对需求的变化是决定高、低技能型劳动者收入相对变化的重要因素。此外，他们还通过一个CES函数构建的回归模型检验了他们的分析，测算出高、低技能型劳动者的替代弹性约为1.41；同时还计算出在一定的替代弹性下，要达到现实的高、低技能型劳动者相对收入的变化时，相对劳动需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Acemoglu（2002）在技术非外生的假定下，使用一个两部门生产函数构建模型，得出了以下结论：①技术进步的速度与劳动力市场的规模成正相关关系；②高技能型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在长期内会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规模，进而促发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发生，并最终使高技能型劳动者相对于低技能型劳动者的收入增加。Acemoglu（2001）与大部分研究不同的是，他从制度要素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的角度出发，探寻制度对于技术进步和收入差距的影响。

国内采用内生性技术进步理论进行分析的还有苏永照（2010）等人。其研究结果显示：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割裂的特殊情况，在短期内，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将促使我国收入结果分化，高、低技能型劳动者收入差距扩大，同时可能出现大量低技能型劳动者失业的情况；在长期来看，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还可能影响我国产业升级，造成高端产业发展困难的情况。邹薇和刘勇（2010）认为个体劳动之间存在着技能水平上的差异。但是我国劳动力市场中高技能型劳动力占比较小，不能满足工业发展的需求。高技能人才的缺乏不利于我国经济转型，进而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结构产生不利影响。杨新铭和罗润东（2007）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分析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将改善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高技能人才的增加会缩小高、低技能型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但与此同时也会降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激励，从而造成个人人力资本投资下降。